平满汉之畛域——读路康乐的《满与汉》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结了大清朝近三百年的国祚，但是满族统治者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在庚子之乱之后，朝廷实行了新政，不过最后仍归于失败，大清朝在革命者的呐喊声中倾倒了。现在史学界讨论比较多的是历史应不应该给清政府一些时间和机会，让它将改革进行下去，也许中国的历史会是另一种形态。当然了，历史不可以假设，时光也不可以倒流，也许在另一个时空里是另一幅景象，而对于我们来说，现实的思考是晚清新政为何会失败，并且中国的历史为何会是这样的走向。

一、破坏祖制

太平天国之役改变了整个清朝的权力关系，汉族地主的权力和地位大大提高，朝廷的军队不能够战斗，主要依靠汉人的军队，这样朝廷就有被颠覆的危险，即很可能政权会被汉人重新夺回，鉴于此，朝廷为了强化皇权，在1861年认命奕为军机大臣，在路康乐看来，这是历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因为这次认命所造成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嘉庆皇帝所定下的百年成列，在同治中兴之初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首先被打破。1861年，奕作为年幼的皇帝的叔父，被重新任命到军机处。回过头来看，我们就能明白这只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开始，这种趋势在载沣摄政其间为了重新强化帝制达到顶点”。

从奕进入军机处开始，后面有礼亲王世铎供职于军机处到1901年，载漪在1900年进入军机处，义和团之后，庆亲王奕劻进入军机处，之后其子载振被任命为商部尚书，这样祖制被彻底破坏了。晚清之时，清政府也不反对平满汉之界，但言行并不一致，有时恰恰相反，致使汉人对满洲之朝廷失去信心。

梁启超认为平满汉之畛域是解决满汉问题之关键，也是中国战胜列强之一途。梁启超在他的《变法通议》中说“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从戊戌变法始，梁启超就认为满汉应该合种，梁启超认为只有合种才能抵御列强之侵略，解国家之危局，他举中国古代之例，又举西方列强之例，意在说明合种之必要，至于如何做，他想了四个方法——散籍贯、同婚姻、并官缺、广生计。最后他说“要而论之，种战之大例，自有生以来至于今日，日益以剧，大抵其种愈大者，则其战愈大。而其胜败愈有关系，善为战者，知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故专务沟而通之，《诗》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也。不善战者，不知大异种之可畏，而惟小异种之相仇，《传》所谓鹬蚌相持，渔人获其利也。”合种利大于弊，不合种弊大于利。此思想以后还有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中国各民族应该消除彼此之界限，合成一中华民族。

在我看来，当时所谓平满汉之畛域实际上是要求清廷将政权和汉族共同分享，尤其是在官缺上消除满汉共治之现象。然而满族统治者在嘴上答应的同时，行动并没有跟上，正如前面所说，亲王进入军机处是违反祖制的行为，但是清廷一再违背，其目的就是不想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分享政权，仍然想做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仍然想让汉族人俯首称臣。清初满洲的彪悍已经不见了，从太平天国开始，经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清政府的威信已经完全扫地，它再也不能像清初那样，让全国人感到恐惧，而此时的统治者对待立宪派和革命派却阳奉阴违，制造皇族内阁，使当时的很多人对朝廷绝望了，一部分支持它的立宪官僚也转向了革命。

这个在路康乐看来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点——从奕开始的违反祖制到皇族内阁的建立。正如前面所说，梁启超认为应该平满汉之畛域，这是解决中国问题之关键，而统治者未尝没这样去想，而且也去做了，但效果似乎很不理想，因为几百万满族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也是一种国家的寄生虫，他们“不劳而食，不织而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确实是令清廷头痛的地方，因此，平满汉之畛域也是具有现实之困难的，这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同时他们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权利，背叛了自己的初衷，最后终于自掘坟墓。

二、种族问题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满汉种族问题成为了目前研究之重点，试假设，当时如果统治集团是汉族人，革命还会产生吗？很可能中国会和日本一样，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而不是一个共和制国家。之后中国也不会有一系列的革命，也不会有1995年的“告别革命”，可以想见，种族问题也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之一。

路康乐在其《满与汉》一书中描述了满人的“七宗罪”：第一，满人是异族，是不属于中国、不同于汉人的野蛮民族；第二，满人对汉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量罪行，尤其是在17世纪中期的征服过程中；第三，通过把野蛮的习俗强加于汉人臣民身上，满人使中国趋于野蛮化；第四，满人把自己上升为特权种群，凌驾于汉人之上；第五，满人让汉人屈从外族的军事征服；第六，满人对汉人实行政治歧视；第七，满人虽然自称调和满汉，但是其实一直对汉人怀有敌意。这七宗罪是革命派总结出来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七宗罪的核心问题就是种族问题。

过去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忽略了这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要塑造民族团结，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于统治者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上。不过，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史时，可能过度的关注满汉之间的对立，或人为的制造满与汉的对立。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的，中国更注重的是文化的统一，而不是种族的问题。孟子曾经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也即是说，中国的古人认为，即使是夷狄之人，只要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就可以变成华夏，孟子还举了陈良这个例子。

由此可见，满族入关已两三百年，自己的语言都已经无法说清了，大部分满族人已经同化在汉族人的海洋之中，完全是沐浴在汉文化的光辉之下成长的，诚然，他们还保留着不少自己的文化，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影响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事实。而事实上，自乾隆之后，汉族人基本上已经认同了满族人的统治，而满族人也包括汉族人在解释历史时，仍然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过种族矛盾还是暗含其中的，如果不是朝廷在一次次的战争中失败，如果不是朝廷一次次的阳奉阴违，历史也许不是这样。不过正如前面所说，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而且，大清朝的衰落也不是一两天造成的，自乾隆时，整个国家的官僚运作体系就出了严重的问题，贪官恶吏横行于世，最高统治者已经很难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很好的控制。另一方面，军队严重腐化，毫无战斗力，太平天国之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假使当时的清政府整个官僚系统效率很高，军队也有战斗力，那太平天国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太平天国之役耗尽了帝国的最后元气，同治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在我看来，清廷之所以能够继续残喘约半个世纪，完全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顽强的生命力——由皇帝、士大夫、乡绅、百姓组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当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后，整个国家也就崩溃了。

三、谁是满人？谁是汉人？

在《满与汉》这本书中，路康乐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谁是满人？谁是汉人？在革命者看来，满人等同于旗人，而满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旗人并不只是由满族人组成的，还包括汉族旗人和蒙古旗人在内，旗人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八旗制度被创立之初是一种军事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八旗军士驻守在中国各地，以镇压人民的叛乱，而他们也不用外出谋生，由国家供养，这样旗人就成了一种职业，成了一种寄生阶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理论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了，作为统治者的异族——满人，成了革命者制造革命舆论的最佳工具，比如前面所说的革命者所提出来的“七宗罪”。

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提出平满汉之畛域的，因为中国自董仲舒创大一统理论以来，大一统的天下理论就成了统治者追求的最高目标。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意在瓜分吞并中华，而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满人正是他们分化利用的最好工具，中国古话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而这也是梁启超猛烈批判之所在，也是革命者要求推翻满人，建立汉人国家之关键所在。然而，在梁启超他们看来，建立十八省之中国不是一个理想之选择，满人入关三百年来已融入中国之中，他们同样属于中国，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之政策恰是中了西方列强之圈套，在他看来，最好的乃是合一中华之民族，由汉、满、蒙、回、藏等共同组成之，创立一中华之帝国。那么谁又是汉人呢？

路康乐认为这遵循了梁启超的看法，“在关于中国的种族竞争论述中，他仅仅集中于两个竞争者——满和汉。因为满等同于五百万旗人，汉自然就是其余大量中国人口，按照旗\民二分法，他们就是四亿非旗人的‘民’。”接着，路康乐在书中又讨论了一个问题，即满人的合适地域是哪儿？众所周知，满洲人发源于东北的三江平原，也就是说东北是他们的老家，而中原地区由汉人居住，所以在革命者看来，中原地区应该由汉人统治，应该把统治者驱逐回东北。

路康乐在书中这样写到“正如陈天华声称的那样，‘中国属于汉人’。由于中国被如此界定，因为满人不是汉人，他们在中国就没有一席之地，根据同盟会的宣言，他们应被‘驱逐’。章炳麟不止一次地表示，满人合适的避难之所应该是他们的老家东北，他们可以在那里创建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正如后来日本人打着满人的名义所试图做的那样”。事实正如路康乐所说，革命者的目的就是反满，推翻满族的统治，建立汉人的国家，我相信，这就是当初革命者的唯一目的，正如后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一样，章炳麟认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那么革命之军队也应该解散了。

革命者利用了种族主义的反满宣传，利用了如前面所说的满人对汉人犯下的“七宗罪”，然而这样的宣传手段虽然能够唤醒广大汉人隐藏心中已久的仇恨，但是这样就对国家的统一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正如多年以后我们见到的伪满洲国，而且新疆、西藏也不在十八省范围之内，可以想见此想法危害之大，而这也是梁启超所担忧的，所以，梁氏极力推动平满汉之畛域。后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之后又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种族同化的思想，即所有其他民族和汉族同化，成一新的民族——中华民族，这个和梁启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种族问题的学术探讨

满汉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今在研究清史的过程被抬出来，在我看来一方面是拓宽了研究的视角，而且此视角是极其必要的，清朝的灭亡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和种族问题有着天然的关系，在我看来此关系在三百年前就结下了，另一方面也是有政治的原因在里面的，如今中国的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民族矛盾增多，不可避免的会有西方学者借助历史来煽动中国的民族矛盾，在此，我希望我的想法是一个阴谋论，因为如果将学术问题扯上政治，那么就说不清了，尽管学术从来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在我看来，是很有价值的，原因在他开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的视角，晚清时期的满汉关系牵涉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而且其一直影响到新中国，甚至是现在。路康乐运用他那出色的发散性思维，让我们理解了满族统治者如何从被统治的征服者变成统治者，最后又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想见，《满与汉》一书只是刚刚开始，种族问题是所谓的新清史们研究的重点，我想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令人如醍醐灌顶般的著作产生，不过，我仍然希望的是，这只是学术的讨论，因为目前整个国际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1500年来的国际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相反，苏联解体之后有一种倒退的趋势，所以说，在国际上，学术话语权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此，如果他们将此研究和政治进行紧密联系，那么可以想见，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