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国，吾已为家
第一次完整读完一整套中国朝代史，虽然八九年前也曾读过几本《剑桥中国史》，但连续完整，这是头一遭。
一些比较
《哈佛史》相比剑桥系列，显然更迎合现在的读者口味，不仅每本的正文书页稳定在250页，连章数都是稳定的10章，各章节内容也相当平均。除此之外，书中的数据和史料相比剑桥系列引用都非常少，但哈佛亦有其特色，那就是“新”。一是这套书，每本都有一个独家作者，但在介绍当前/曾经 的学术界观点时，并不小气。二是，对照今天社会现象的手法经常出现，这一启发性的写作方式，我以为正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经典传统。很多象牙塔的研究，汲汲于史料，却在演绎上相当无味。当然，谨慎小心正是专业领域的必然的保守。而哈佛系和剑桥系的对比，正有这样的气氛。
通观
回顾中国的朝代史，有很多朝代具有天生的姊妹关系，比如秦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这一姊妹关系，除了前后朝代皇族自身的血缘亲近，而往往也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时空延续，继而在实现某种影响深远的成就时也是如此。秦汉阶段，是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开端；这里的统一，不仅是地理上的（否则不可能延续到今天），同时在如何统一上给此后的中国留下了遗产。
秦法汉礼
秦的崛起，除了其军国主义的国家战略，同时（也许并非有意地）使得人们认识到治国的价值。这种价值也许起于战争动员，但战事结束后，治国能力已经培养出来。由此，一些巨大的工程得以实现，对周边国家的征服不再是掠夺而是置郡县，人们的生产力可以通过国家机器的刺激而被持续提升。一场富国强兵的成功实验，让后来这个土地上的历代精英所认同，这种认同可能才是历代中国之统一的合法性源头。当然，秦第一次体验到国家机器的强大，但它在帝国东部地区（这里的文化经济水平超过秦关内）的缺乏整合，还是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伏笔。汉代为了解决文化整合的问题，对下推广民间宗教，对上则独尊儒术。儒家被汉朝选定，我想除了学理上较为温和的古典统治风格，其来自帝国东部最发达的地区的事实可能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种平衡融合的治国的做法，也许是调和主义最早的政治实践。秦法汉礼，为此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精英提供了操作国家机器的说明书，在反复的实践强化中，中国文化对统一的认同，亦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自觉。
魏晋名士
三国两晋也许对平民而言乃是乱世，当靠礼法天命的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时，我们同时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正在生成。魏晋名士的出现，让我们第一次在历史中看到皇室重臣之外的另一群社会精英。这些精英正是北方名族崛起的标志，如果我们仍然将中国看成地理上的统一体，我们会发现这一阶段世家大族对地方的强势整合，而政府通过对地方精英的再整合，正是礼法治国之外的新现象。礼法毕竟是器，而执行在人，这和欧洲的封建做法有实践上的类似，但中国之所以能稳固统一，而欧洲却始终分裂，一大原因就在秦汉时已具备的礼法之器。魏晋精英主义，是中国此后千年政治精英文化的肇始，其后经唐宋，望族血统逐步被科举取代，但此中央权威-地方精英的二元治国模式，却是延续到今日的。
隋唐功业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建设时期，硬的方面有大运河，都会营造，佛教建筑，软的方面则是中国文化第一次向外高姿态地输出，犹如二战后的美国。西域打通后实现的地缘交流，为隋唐提供了西达印欧东至日本的广阔舞台，这一阶段中国真正成为中国（Central Empire）。隋唐让中国第一次体验到国际交往中，国家实力的优越感，天朝之认同应自此始。天朝意识虽有自大之一面，但同时因这种优越感，也较少表现出对征服和殖民之兴趣，这一点也许正是欧洲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拥有远超邻国的综合实力，却没有大肆征伐和奴役他国）。这一时期的文化输入和输出，型塑了中国精英开阔宏大的视野和中国人此后享用至今的文化遗产（佛教本土化就是最为成功的例子）。
两宋文治
再次回到对国家治理的关注。隋唐依然延续魏晋精英家族的二元社会整合。而从宋代开始，法家一直致力于实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科层统治终于在一个回归儒家经典的时代成功了。法家提供了科层治理的操作方法，但却没有提供一套有效的阶层流动模式。儒家科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为帝国治理提供了充沛优秀的官僚人才库。也仅仅是在两宋，中国在终于从半封建半集权（半自动模式）跨向依赖文官政府的（全自动模式）。文治政府，由于出色的管理效率和道德水平，使得中国的国家机器第一次开始真正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两宋繁华的都市，已经不再是宫廷与政府的门面，贸易经济在政府之外以另一条线连接着帝国的各个角落。中国模式的服务型政府，在两宋文治中给了我们初探的一瞥。
元明武运
两宋打造的全自动模式的集权国家机器，一旦开足马力，就变味成极权政府，而对外则是绵延不绝的跨国征战。中国在明一朝，失去了两个曾使用中文的邻国——朝鲜和越南。当然，得益上述武运征服，中国之近代国土显著扩大了，尤其是对东北、西南、闽粤的开发。东北、西南此后成为中原核心的屏障阵地，闽粤的开发则帮助明清两朝不自觉地建立了中国中心的“亚洲地中海”贸易，大额的贸易顺差帮助中国建立了以白银货币为支撑的繁荣商品经济。元明的政治独裁倾向，虽然在清朝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毒，但近代以来又深刻影响了洪、袁、蒋、毛。
以上部分，虽都是前朝旧事，但我写下，全是因为我们当前仍然享受/承担着这些遗产，这些遗产让我们有了反观自身独特性的入口。从个人角度，我们需要这种政治上的成熟；从教育角度，我们明白这些先人的馈赠，也许不尽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好处，但尊重和宽容也是我们得以向善的新起点。中国历史之悠久，绝不是天然偶得，而是在这一土地上无论遇到任何危机，国家机器犹如一方舟，它自发保护着自己的民众和文化火种，而我以为这正是超越国家制度差异的全球共识。人类因爱而建造，建造国家我想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