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者：我沉迷于艺术，无心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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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欧洲文化界突然冒出一股否定牛顿的思潮，批判性言论俯拾皆是。英国天才诗人柯勒律治给朋友写信：我对牛顿爵士的作品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敢于向你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我相信500个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者弥尔顿。
在一首名为《弥尔顿》的叙事诗里，作者威廉·布莱克宣布要抛弃现代科学、抛弃牛顿。哲家学、文学家都在反思牛顿，文艺青年们对这位理科男鼻祖，仿佛比赛似的表达鄙视和不满。德国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言辞最为辛辣：“牛顿看少女的心，看到的只是心脏腔室；看少女的酥胸，看到的只是几何学曲线。”
反理性的思潮呈现在美学领域、呈现在油画上，便是浪漫主义画派。大卫·布莱尼·布朗系英国美术馆高级策展人，修养品位自不待言。他写的这本《浪漫主义艺术》，深入浅出，鉴赏那个时代欧洲最伟大的绘画作品。
由于东西方文化隔阂，当代中国人很容易把浪漫主义误解为小资情调，跟咖啡馆、鲜花玫瑰、俊男靓女联系在一起。其实稍微看几幅代表作，就能破除这种偏见。
《自由引导人民》讲述革命政治，
《云端漫游者》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农神吞噬其子》画面阴暗恐怖。
浪漫主义是一场艺术界的革命运动，绝非男欢女爱那么简单。新古典主义画派是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牛顿虽然不是文化人，但他对文化界造成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大，因此遭到了后辈的讨伐。
欧洲艺术的渊源传统原本不排斥科学，而且跟科学技术水乳交融。没有人体肌肉的解剖研究，就没有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没有透视法作图的应用，就没有《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大多熟稔工匠技艺，达·芬奇尤为博学，涉猎航空、机械力学、土木工程，诸子百家无所不通。
著名素描作品《维特鲁威人》，画中男人摆出“十字形”和“火字形”的姿态，分别嵌入一个矩形和圆形中。
人体比例与几何学完美地结合，人体各器官也以数学比率精妙地安排布局，达·芬奇说过：“任何关于人类的研究，如果不通过数学的展示，都不能称之为科学。”
“文艺复兴巨匠”一词本身就暗示了科技与艺术的密切联系，后世的画家不可能享有这种称呼，人们不会把戈雅、欧仁·德拉克洛瓦形容为巨匠，浪漫派的时代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
在此之前，科学家通常是文艺青年的同盟军。哥白尼、伽利略用日心说揭示经院哲学的荒谬，伏尔泰等思想家则以自由平等为号召，抨击教会的压迫与无耻，启蒙运动从两个侧翼战场向旧制度（L Ancien Régime）进攻。
伏尔泰多次称赞牛顿的伟大成就，进行深入的研究翻译，欧洲多数人对牛顿力学体系的理解，借助于他的通俗化科普。
理性主义者发誓要打倒所有中世纪的东西，中世纪的哲学理论、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乃至中世纪的人文艺术。法国大革命中，理性主义在各条战线大获全胜。
启蒙之光照亮了黑暗的中世纪（The Dark Ages），可是文人墨客发现去魅化的世界索然无趣，诗人济慈用萧瑟的语气说，牛顿“把彩虹还原为各种棱镜色彩，从而葬送了所有关于彩虹的诗”。
诺瓦利斯在《基督教还是欧洲》（1799）里详细阐述：“光成了哲学家最钟爱的主题，特别是它在数学上的可测性，以及它的运动不受限制……他们用‘光’命名了他们的伟大事业。但是那种明亮乏味的环境就犹如病房一样，在那里诗性的想象力是不可能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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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歌德前往斯特拉斯堡求学，城中有一座古老的哥特式大教堂。在启蒙大师的眼里，哥特建筑是野蛮、低等的艺术形态，大气恢宏的古罗马式建筑（诸如凯旋门、万神殿）才有美学价值。歌德自小受这种观念教育培养，新古典主义占据艺术界的统治地位，当他第一次看到大型哥特式建筑，身临其境，却不由自主地产生认同感。这是逆向版本的尤里卡时刻，阿基米德在思考浮力问题的那一刻，发现了科学真理，歌德在看到斯特拉斯堡教堂的那一刻，感受到了自己的内心精神。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便是献给这座教堂。
哥特式高低错落的塔尖，散发神秘与空灵的气韵。在新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不规则的形状、不对称的结构大逆不道，但这恰好是哥特建筑的魅力之处。
理性主义的头脑告诉歌德，这座教堂代表着丑陋的中世纪艺术，浪漫主义的心灵告诉歌德，这座教堂美极了。最终他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并且写下一篇论文，为哥特式美学做辩护：“斗拱上雕着树叶纹饰，支撑墙壁的扶壁突然中断像被摧折的树干；冷峻耸立的斗拱，隐蔽的圣所，阴暗的走道，低矮的门廊：哥特式教堂的这一切都可以回溯到迷宫般的森林，激起宗教的惊惧心、神秘感和神圣感。”
新古典主义者蔑视封建迷信，全身环绕着“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气，浪漫派痴迷于神秘主义。戈雅蚀刻画《理性的昏睡催生怪物》里，象征愚昧的驴子、象征贪婪的狗、象征虚伪的蝙蝠，包围了一个沉睡的艺术家。
动物里还有猫头鹰，黑格尔有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在哲学家的隐喻里，猫头鹰代表了智慧，而在戈雅的画里，猫头鹰则是黑暗势力的化身。
在浪漫派群英里，戈雅画的奇幻题材作品最丰富、最炫目。46岁时他染上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突发昏厥、间歇的失明、幻觉，病症反而成为灵感的源泉。戈雅让自己的理智陷入昏睡，进入绮丽的非理性世界，画了下来。《狂想集》80幅蚀刻画充满了光怪陆离的人物，德国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赞赏道：“戈雅的艺术世界没有牛顿力学，居住着残疾人、罪犯、娼妓、怪物、恶鬼、巫婆、魔法师和疯子，互相之间做着说不清的事。”
法国人居斯塔夫·库尔贝思想保守，认为“绘画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只能展现真实存在的事物。”他和让-弗朗索瓦·米勒（代表作《拾穗者》）一同开创了现实主义画派。
库尔贝揶揄浪漫派：“给我看看天使长什么样，我就画。”他只画人，活生生的人，各阶层的人，忠实地反应19世纪的社会政治变革。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明确反对写实：“艺术家不该仅仅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也要画他内心看到的东西。就算他内心空无一物，那么他还是应避免画眼前之景。”他继而表示对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屑：“当他们和我的信念作对时，我是不会屈从于所谓时代要求的。我会给自己织一道茧，让别人也来织吧。我就将之交给时间，看看它会变成什么：夺目的蝴蝶，或是蛆虫的空壳。”
论及画作的诡异程度，弗里德里希不及戈雅，但算得上超迈群伦。越到事业后期，他越执着于死亡与永恒的题材，如乌鸦、猫头鹰、坟场、棺材、十字架等。
启蒙运动已经冲垮了成建制的宗教体系，艺术家们转向泛神论，弗里德里希评论自己的画作《芦苇中的天鹅》：“神性无处不在，哪怕是在沙粒中；这里，我把神性画在了芦苇里。”东方人很轻易地就能想到这话在禅宗的对应思想：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理性主义者征服大自然、改造大自然，把人的价值拉升到顶天立地的高度。浪漫派画家怀有谦卑的心态，清楚地知道到人有多么渺小。
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吕根岛白垩崖岸》，饱满的风帆占去了画布的一半，两个纤细的人影只占了约十六分之一的画面，《海边的僧侣》的布局同样如此，营造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境界。一大片景色中，点缀着如微星般的人物，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江河山川所吞噬，在永恒的自然面前，人是何其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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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审视浪漫主义者的名单，会发现一个现象：诺瓦利斯是德国人、歌德是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是德国人。德国人占据了绝对优势，浪漫主义运动源自这个民族，而启蒙运动源自法兰西。不过今天人们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法国人被认为是感性的民族，热情浪漫；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严谨冷静。
固然，法国启蒙大师里也有浪漫派，卢梭就是典型代表，但后人只保留他的抨击教会、提倡人民主权的一面，选择性忽略他反现代、反理性的一面。伏尔泰把牛顿供奉上神坛，卢梭把牛顿贬斥得一文不值：“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都起源于阴暗面：迷信驱使着天文学，贪婪驱使着数学，野心驱使着力学，无聊的好奇心驱使着物理学。妄图控制、利用自然科学来增进人类物质享受是错误的，从实践上讲也是致命的。”
卢梭在德国那里寻觅到了知音，歌德的同胞发起了对理性思潮的反攻倒算。哲学家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说：“上帝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个数学家……所谓备受称赞的理性主义精神，只不过是一个被思考的客体（ens rationis）、草填的干尸罢了，哪里有什么神性？”
学者以赛亚·伯林指出，德意志等级森严，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没有出路，这些人郁郁不得志，倍感压抑，只好投身于浪漫主义的精神世界，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相比下，法国的社会流动性要大得多，启蒙思想家往往能获得贵族名流的垂青，参与务实的政治议题。
另外经济因素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日耳曼各邦还没开展工业革命，缺乏城市文化。柏林1800年居民大约17.5万，跟百万人口级别的伦敦和巴黎相比，简直像个小乡镇。虽然有些匪夷所思，但正因为经济落后，浪漫主义才最先出现在德国。
欧洲第一次城市化大发展，人们的反城市心态随之出现，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易于烦躁。英国和法国的布尔乔亚厌倦了都市浮华，向往诗和远方。王尔德坦诚：“我宁愿受沙夫茨伯里伯爵（保守党领袖）的统治，也不要受科布登（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士）的统治。”
对今天中国的白领而言，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是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而言，世界最浪漫的地方是德意志，尤其是那边的山区。英国人掀起了旅游热潮，约翰·罗伯特·科泽斯在1781年画下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正是他的水彩风景画吸引了透纳，他趁着1802年拿破仑休战和谈，赶紧去了一趟欧洲大陆。
在浪漫主义的三国演义里，德国人唱主角，英国人唱配角，法国人扮演大反派。诗人柯勒律治早年认同激进改革，见识到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统治后，产生幻灭情绪。后半生他致力于灵性写作，告诫英格兰同胞：“我认识接受理性教育的人……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很敏锐，但是当他们看到宏伟的事物，却都头脑空洞、无话可说。”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情况验证了诗人的预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各国之间没有大战，工业化进程徐徐展开，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数百年的生产力还要高。然而产业经济的飞跃发展，物质文明的普遍繁荣，却使得人的心灵更加空虚。
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不思进取，艺术迎合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需求，表现为庸俗化，史称“比德迈尔( Biedermeier这个名字是一部小说里的角色)风格”。家具领域尤为突出，资产阶级丝毫没有审美情趣。家具设计和室内装饰抛弃了洛可可、巴洛克的绚丽风格，一起以实用为准衡。
梅特涅的高压统治和消费享乐文化合流，共同塑造了“莫谈国事”的氛围。比德迈尔时代的御用文人写些时髦的小说、轻松的诗歌，描述小打小闹的小确幸生活，刻意避免严肃的政治讨论。
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提供了一套躲避崇高的遁词。避苦求乐是人的本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治国目标，既然如此，歌舞升平的现状不是很好么？大家闷声发大财，不去关心政治就不会有事，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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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厌恶这个庸俗的世界：“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他以经济学的角度来批判问题，认定祸根是资产阶级。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理性主义者才是最大的元凶，他们蔑视感性的力量，不能感受到灵魂的共鸣。浪漫主义创造了长歌当哭的生活方式，男人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情感，读者可以为小说感动流涕。
狄更斯每次要写死小说的主角，都为之伤心落泪，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尼尔·奥康奈尔在火车上读《老古董店》，读到女主角香消玉殒的段落，他满面泪水，啜泣不止，然后嘶吼道：“他（即作者狄更斯）不该杀死她！”随即把书扔出窗外。
歌德对同胞说：“布吕歇尔（滑铁卢战役的德军指挥官）把你们从法国人手中解救出来，而我把你们从市侩气息中解放出来。”真正的艺术是在痛苦、厄运和悲愤中诞生的，真正的艺术家不会沉溺于庸人现世的幸福糖水，在外界眼里，艺术家的形象：穷酸落魄，怀才不遇，鄙视市场化的畅销作品。
实际上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生活平淡无奇，性情不极端偏激，所谓“文章须放荡，立身须谨慎”。英国最杰出的浪漫派画家透纳有着“英国农夫般的外貌（德拉克洛瓦的评语）”，和凡夫俗子不无两样，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结婚生子，一辈子没经历过大风大浪。
浪漫派里只有一小部分人离经叛道，举止惊人，但正是那些少数派符合公众的印象，吸引眼球。拜伦、雪莱不食人间烟火，英年早逝，画家大卫·威尔基、约翰·刘易斯自杀，贝多芬、李斯特在世的时候就获得顶礼崇拜，接近准宗教神灵的地位。李斯特进行柏林巡回演出时，座驾由六匹白马拉车，后面跟随30辆马车的仪仗，传记作家说：“李斯特促成了这样一个观念，人们认为艺术家是更高等的造物，受到恩赐。余下的人类，必须尊敬乃至臣服于他。”
艺术家应当引领庸俗大众，而不是屈从于庸俗大众。歌德的说法非常不客气：“艺术家必须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倾注全部感情与力量。谁会关心呆头呆脑的大众？谁关心他们什么时候停止犯傻？还能说得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傻？”
浪漫主义创造了“天才崇拜”，物理学、生物学、法学等学科很难诞生天才，因为需要实验、文献、数据的长期积累。早期绘画同样需要勤学苦练，文艺复兴列位宗师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必极工而后能写意，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虽然有虚构成分，但反映的时代精神不为假。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亨利·福赛利认为，天才是培训、教导出来的，所谓灵感都是糊弄外行的。
新古典主义者秉承正统绘画，重视线条的描绘功力，讲究画面布局均衡、明晰。法国的代表人物安格尔要求学生不逾越规矩，结果他的门徒画什么都是老师的风格，没出现一个天才名家。安格尔本人的作品也只是对前人的模仿，《路易十三的誓约》借鉴了拉斐尔的风格，尤其是圣母像，几乎直接援引自《西斯廷圣母》。
浪漫派认为，绘画对象必须渗透创作者的审美情感与个性，一味雕琢线条只能造成生硬僵化。第一幅正式冠以“浪漫主义（romantique）”之名的作品《希俄斯岛上的大屠杀》，用笔大胆狂放，身体结构失衡、空间分裂，抛弃了新古典主义的精雕细琢、画面和谐。
评论家戈蒂耶描述道，这画展出时，新古典主义者气得连假发也抖动起来。德拉克洛瓦一举成名，跟安格尔分庭抗礼，双方在报纸上争辩艺术理念，引爆了一场文艺界的战争。
巴尔扎克小说《幻灭》（1821—1822年）里，年轻的男主角怀揣艺术梦想，刚到巴黎闯荡，就遇到了这场战争，主角的好友建议：“浪漫主义者都是年轻人，而古典主义者快老朽入土了，把宝押在前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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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画风格角度来评断，新古典主义守旧，浪漫主义创新，诡异的是，双方的政治立场恰好相反。这并不难理解，艺术天才对大众修养品位的蔑视，很容易过度到对大众民主政治的蔑视。浪漫派厌恶大众民主、工业革命、科学理性，也就是大部分现代性事物。
新古典主义者是伏尔泰的信徒，法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雅克-路易·大卫宣传大革命和拿破仑，《马拉之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皆出自他的手笔。巴尔扎克在《幻灭》说得很明确：“保王派是浪漫主义者，自由派是新古典主义者。”
英国浪漫派的大卫·威尔基画下《乡村政客》嘲讽议会改革家，画下《切尔西退休军官阅读滑铁卢捷报》赞颂帝国霸业，后一幅画展出时引起巨大轰动，主办方为了隔离络绎不绝的人群，第一次设置围栏。威灵顿公爵开价1200金币买下画作，这是他最大的一次艺术品投资。
透纳没有那么直接露骨，他通过描绘古罗马系列题材，借古喻今，委婉地表达大英帝国的强盛。他还偏好描绘英格兰的大好江山，抒发朴素的爱国情怀。2005年BBC 举办“最伟大英国画作”投票，透纳的《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赢得第一。无畏号跟法国海军作战数次，因损伤严重而退役。英国人不会忘记战舰的荣誉，不会忘记老兵的贡献，于是创作此画以示纪念。
为了跟大革命的法国作出区别，英国文艺界提倡复古情怀，《加莱义民》涉及百年战争，《塔楼上的王子》涉及玫瑰战争。海涅用诗人的感性笔触写道，浪漫主义是从基督教的鲜血中萌发出来的激情之花，是梦游的中世纪诗歌的苏醒。
启蒙大师打算把中世纪的一切东西扫进垃圾堆，浪漫主义者从历史当中体验美感。《未来的查理五世进入巴黎》内容为：13世纪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巴黎议会的议长在乱局中幸存下来，打开城门，迎接正统君主的继承人。这幅画在法国大革命结束，波旁家族复辟的创作背景下，寓意再明显不过了。
《路易十三的誓约》弘扬基督教理念，1638年这位国王，庄严发誓将整个王国献给圣母玛利亚，重申法国作为“教会长女”的独特地位。
两幅画均由安格尔所作，通常美术史专家根据技法把他放入新古典主义画派，可是从画作内容题材来看，安格尔是不折不扣的浪漫派，跟复辟王朝的保守政治合拍。
没有一个国家比普鲁士更加复古主义，因为它是新兴诞生的国家，缺乏中世纪传承。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政府仿佛为了弥补缺憾，竭力推动复古建设，解除对天主教徒的限制。哥特美学、高雅的圣礼、圣徒遗物，这些神秘的事物都和天主教联系在一起。
幽暗的中世纪埋藏了现代民族主义的种子，英法早早地完成国家初步统一，德国四分五裂成多个邦国。席勒曾经发问：“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个地方！”歌德在斯特拉斯堡不仅感受到了哥特美学，也感受到了日耳曼人的家国情怀。这座城市在法国境内，歌德却把阐述美学的论文题目命名为《论德意志建筑》。因为斯特拉斯堡自古以来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宗教改革时期还是路德派中心，直到1681年，它才沦陷于法国。
从路易十四时代（1661年-1715年）到拿破仑帝国（1804年－1815年），法兰西长期为新古典主义的大本营。全欧洲邯郸学步，追随巴黎的艺术风尚，歌德揭竿而起，用浪漫主义旗帜召唤德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晚年他在自传里谈到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非常肯定地表示为哥特正名，“使用‘德意志建筑’的标题来为我们的民族辩护”，从而“向世人披露我的爱国思想”。
在社会关系上，是否要跟群众打成一片，浪漫主义显示出吊诡的面相。歌德非常蔑视市侩气息的平头百姓，同时却致力于挖掘历史文化，发扬民族传统。知识分子穿上靴子，踏在泥泞的乡间小路，走向农村耕民，记下民谣、民间故事。画家描绘本民族特色的异教神话、史诗英雄。
赫尔德说艺术家“要想从孤独中得救，可以把自己与一个更大的实体联系起来；对很多浪漫主义者来说，民族是具有中心位置的。”浪漫派排斥法国的文化霸权，塑造日耳曼人的集体意识，文艺运动为普鲁士军队的前进步伐铺平了道路。1870年代威廉一世统一天下，德意志这个祖国虽然迟到了，但最终没有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