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黄洋：古典学家尼采

Philology这个词，其含义并不易把握，英汉字典中一般解作“语文学”。尼采一篇未完成的题为Wir Philologen 的散论，也通常被译成《我们语文学家》。如此这般的翻译却又不免令人费解，因为尼采并不是什么语文学家，但他在年仅二十四岁的时候，即已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而他所说的Wir Philologen，实际上是指“我们古典学家”。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乃至欧洲大陆，philologie的主要含义也正是古典学，即专门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学问。该词语源出于古希腊文中的philologia，由phileo和logos复合而成。phileo意即“热爱”，便如后世称为哲学的philosophia其实表示对智慧(sophia)的热爱。logos是一个纯粹希腊人的概念，汉语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词，通常只好音译，作“逻各斯”，但它最基本的意思是语言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因此，philologia表示对语言及其所表达的思想的热爱。到希腊化时代，原创性思想已不多见，知识分子转而开始对古典的文献与思想进行评注与研究，力图传承与发扬其中的精髓，从而开创了我们称之为学术的传统。他们还使用了一个专门的语词来表述这种知识活动，称之为philologia。当时的学术与文化之都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在托勒密王室的资助下，该城建立了著名的研究院，称为Mouseion——中文中通常讹译为“博物馆”，但它原意是指缪斯女神的圣殿，而非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九位缪斯女神掌管音乐、诗歌、戏剧、艺术等诸艺之故。研究院中的图书馆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藏书多达五十万卷。曾任该馆馆员的Eratosthenes是一位博学之士——您别小瞧了图书馆馆员(1ibrarian)这个称号，它并非是指我们那些半文盲的、充其量只知道发发代书牌、而且压根儿不懂得尊重图书和读书人的所谓图书馆管理员。在欧洲历史上乃至现代西方，图书馆馆员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担任此职者俱都是些博学之士，现今则通常具有专业的博士头衔。他们不仅整理专业的文献资料，管理图书，而且对研究者提供高度专业性的文献指导，能回答诸如哪份纸草文书是藏在大英图书馆还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这类的问题，甚至能够帮你借出这些珍贵文书，至少是复印件。在文化史上，他们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人文主义者”的最初含义

　　闲话少说，让我们回到这位博学的图书馆馆员。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位科学家，其最著名的事迹是进行了测量地球周长的试验，而他则称自己是一个philologos，以此表明他对古典传统与思想的热爱。可以说，正是像Eratosthenes这样的希腊化时代的学者奠定了古典学的基础，后来的罗马人接过他们的旗帜，承继了研究希腊古典思想的传统。西塞罗等人竭力倡导的“人文精神”(humanitas)，即与此密切相关。humanitas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对心智的培育”(cultivation of the mind)，而对罗马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通过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吸纳来实现的。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再度达到高潮。其时，文人学者乃至附庸风雅之士，纷纷设法搜罗古代的文献典籍。西塞罗等罗马知识分子所提倡的humanitas在这一时期引申出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人文主义，这是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它强调的是古典文化的熏陶，“人文主义者”(humanist)一词的最初含义实际上是“教授拉丁文献的教师”。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之所以首先注意的是拉丁文献，是因为在这时候的意大利，已很少有人能阅读古希腊文的文献。但即使如此，人文主义者们还是充满热情地搜集和抄写古典希腊文献的手稿，古希腊文的教师也开始从希腊、从君士坦丁堡涌向意大利，其中的一些如克里梭罗拉(Manuel Chrysoloras)甚至名噪一时，他在一三九七年应邀到佛罗伦萨教授古希腊文，还编写了第一本专门用于教授外国人学习古希腊文的文法书。更有人干脆远赴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学习古希腊语和古典希腊文献。Humanitas引申出的另一个概念是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其核心内容同样是对希腊拉丁文献的研究。自文艺复兴始，现代意义的古典学开始在欧洲各古老的大学里确立起米，并成为人文学科中一门最为核心的学科。一五四O年(一说一五四六年)，英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大学设立五个钦定讲座教授席位(Regius Professorship)，其中之一便是希腊文教授席位，其它四个分别是神学(divinity)、民法学、希伯莱文和医学教授席位。直到今天，钦定讲座教授席位仍是英国至尊的教授席位，英王室只在牛津和剑桥等较为古老的大学里设立钦定教授席位，而且只限于那些传统的学科，至今牛津大学仅有八个钦定教授席位(其余三个分别为一七二四年设立的Regius Professor of Modem History,一八四二年设立的Regius Professor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和Regius Professor of Moral and Pastoral Theology)。担任这些教授的学者俱都是其领域里的顶尖高手，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名任命，政府发给薪金。 　　进入十九世纪，在德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德国的文化与学术昌盛起来，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德国的启蒙运动除了受到法国和英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那就是古典文化，特别是古典希腊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巨匠如歌德和莱辛都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歌德被说成是“德国浪漫主义和希腊精神的结合”，是“北方的希腊人”，德国的启蒙运动被看成是“第二次人文主义”。德国人深信，日耳曼民族应该担当起传承古典文化的义务。为此，许多最具智慧的青年、特别是贵族青年都决心献身于古典学的研究。尼采虽然并非贵族出身，但也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少年时便进入了普福塔文科中学(Shulpforte)。这是德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在尼采就读之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史学大师兰克。学校里的课程以古典学的训练为主，是培养德国古典学家的摇篮。尼采兴味盎然，很快就成了学校里最为优秀的学生，除了一个人之外，无人能与他匹敌，这个大贵族出身的人就是后来德国最伟大的古典学大师维拉莫维兹(U1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略微夸张地说，他也是尼采学术上的死敌。

　　二十四岁的古典学教授

　　一八六四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攻读古典学，维拉莫维兹也接踵而来。波恩有两位著名的古典学家：李奇尔(Friedrich Ritschl)和奥托．扬(Otto Jahn)。李奇尔是研究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的专家，也是杰出的古典学教师；奥托．扬则是开拓性的希腊艺术研究者，也是著名的莫扎特传记作家。尼采深得李奇尔的赏识，而维拉莫维兹则为奥托．扬的学识所深深吸引。一年之后，李奇尔和奥托．扬因哥廷根大学古典学教授的人选问题而吵翻，李奇尔负气出走莱比锡，尼采也追随恩师转学到莱比锡大学。一八六九年，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席位出现空缺，李奇尔立即推荐尼采担任此职，他在推荐信中写道：

　　三十九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然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以预言他将来会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古典学家。他如今二十四岁……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年轻古典学家圈子里的宠儿……。你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雅斯贝斯：《尼采奇人奇说》，鲁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OO一年版，二十八页，译文略有修改)

　　此时尼采尚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不过并不要紧。在李奇尔的影响下，莱比锡大学干脆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尼采就此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这年他仅二十四岁。 　　巴塞尔是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边界的一个边陲小城，但尼采在此似乎并不孤单，因为这里还有一位伟人，那就是杰出的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巴塞尔是布克哈特的故乡，他青年时进入柏林大学，师从兰克攻读历史学，完成学业后回到巴塞尔，从尼采出生的那年就开始在巴塞尔大学教书，一八五八年起成为历史学教授，后兼任艺术史教授。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还是建立了友谊。尼采对布克哈特推崇备至，称他为“我们伟大的老师”。在一八七O年，尼采旁听了布克哈特“历史研究导论”的课程，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昨晚我有幸聆听了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讲座，真希望你也能分享这份幸运。他不用讲稿，作了关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事件的报告……在大学里，我旁听他每周一次关于历史研究的课程。他的思想深邃，每当论及具有争议的问题，他就使用奇特的迂回说法或突然停顿，我相信在六十个听众中，我是唯一能听懂他的人。以前我还从未像这样喜欢过一门课程。 　　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称赞布克哈特为“当今在世的最深刻的希腊文化专家”。而布克哈特对这位年轻的古典学教授似乎也颇有好感，不时和他一起讨论，甚至还听过他的课程，对他的大胆的讲课方式印象深刻。

　　“在学术上说已经完结了”

　　一八七一年底，尼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这也是他担任古典学教授期间出版的唯一一部著作，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书的全名是《悲剧从音乐精神的诞生》，尼采将它献给了他当时狂热崇拜的音乐家瓦格纳。也正是在这位瓦格纳的帮助下，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尼采先是将书稿投到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但遭到了拒绝，之后瓦格纳把它推荐给了自己作品的出版商。出版社共印了一千册，尼采获得了一百泰勒(Taler)的稿费，外加二十五册赠书。他将这其中的二十二册送给了老师和朋友，当然包括瓦格纳。后者另买了三十册送人，此外，几乎没有人购买。直到十五年之后，还有人看到它静静地躺在莱比锡的书店里。然而该书还是引起了两个年轻古典学者的注意，其中之一是尼采最忠实的朋友罗德。他后来也成了著名的古典学家，其代表作《魂灵》(Psyche)至今仍被看成是希腊文化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罗德为该书写了书评，发表在《北德民众日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但即使连尼采的恩师李奇尔也觉得书评是“奉承之作”(bakchischer panegyrikus)。另一个人是比尼采小四岁的维拉莫维兹，他是少数花钱买了这本书的人之一。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却还没有谋到教职的维拉莫维兹读了这本薄薄的小书之后，大为愤怒，认为它完全背叛了古典学的学术传统，忍不住撰写了长篇书评，严词批评昔日的校友。维拉莫维兹将书评投给《哥廷根学术评论》(GÖttingische GelehrteAnzeigen)，但未被接受。于是他通过柏林的一家出版社，自费出版了书评的单行本，这时距《悲剧的诞生》出版恰好五个月。《悲剧》的篇幅仅有一百四十三页，而这篇言辞激烈的书评长达五十六页。书评的标题是《未来的古典学!》(Zukunftsphilologie！)，意在讥讽尼采对瓦格纳的崇拜，因为瓦格纳曾经宣称要创造“未来的音乐”(Zukunftsmusik)。尼采相信，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已经桎梏了欧洲文明的生命力，他热切地呼唤寓意生命本能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复活，而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是悲剧精神在德国复活的希望，因此，《悲剧的诞生》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用了几乎一小半的篇幅讨论瓦格纳的音乐和德国悲剧精神的复活。维拉莫维兹批评说，尼采实际上在用瓦格纳的音乐和歌剧来网述希腊悲剧，因而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他毫不客气地说，尼采是母校普福塔的耻辱，他完全没有资格担任古典学教授。最后，他强烈地要求尼采离开神圣的大学讲坛。 　　维拉莫维兹的书评很快售罄，他不仅收回了成本，而且还用剩余的钱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册子。而对尼采来说，打击则是实实在在的。除了瓦格纳的圈子和尼采的朋友罗德外，德国古典学界基本上都站在于维拉莫维兹一边。其时研究希腊宗教的权威、波恩大学的教授乌斯纳(Hermann Usener)说，尼采“从学术上说(wissenschaftlich)已经完结了”。即连尼采的恩师李奇尔也委婉表示了对他的不满，云他无法再为他而战斗了。随后在一八七二年冬季的学期里，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开设了希腊罗马修辞学课程，选课的只有一名法学专业学生和一名德语专业学生。 　　除了学术上的理由外，维拉莫维兹的批评未尝没有其它的动机。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和尼采就成了对手。他们两人同是普福塔文科中学最出色的学生，但从此时起，尼采似乎就更受师长们的赞赏与爱护。在大学里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尼采根本没写过博士论文，就轻易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当上了古典学教授；维拉莫维兹则要等到一八七六年才获得他的第一个教授职位，其间境遇的大相径庭难免令人不萌生嫉妒之心。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尼采对奥托．扬的不敬之词。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称他为“伪善的骗子”(十九章)。奥托．扬是尼采和维拉莫维兹在波恩大学的老师，同样出身于普福塔文科中学。对维拉莫维兹来说，如此攻击一位老师和前辈校友是无法原谅的。

　　古典学的损失正是哲学的收获

　　《悲剧的诞生》之后，尼采再没有发表过重要的古典学作品。虽然他仍然担任着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但他的兴趣日益转向哲学方面。一八七九年，在作了十年的古典学教授之后，尼采终于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职位，从此开始了一段“无国度”的流浪哲学家生活。后来的人们对尼采离开古典学感慨万千。许多人认为是维拉莫维兹把尼采赶出了古典学界，致使古典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于赶走尼采，维拉莫维兹并不讳言。在八十岁时发表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说道：“他(尼采)按照我要求的那样做了。他放弃了教书和学术，而成了一位先知———位非宗教性宗教和非哲学性哲学的先知(a　prophet for an irreligious religion and an unphilosophical philosophy)。”不过他还是承认，古典学的损失正是哲学的收获。 　　不久维拉莫维兹本人开始了其辉煌的古典学生涯，他在一八七八年成了罗马史大师蒙森的女婿，并且在一八九七年接替了蒙森，担任柏林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他八十三岁时，其间他撰写、编注了数十本被视为学术经典的著作，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国古典学家。也许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他有如此大的学术贡献，但在古典学这个小圈子之外，他的名字鲜为人所知。而英年早逝的尼采不仅名列最伟大的哲学家之列，而且正是因那本被他批评得体无完肤的《悲剧的诞生》，使人们永远地记住了希腊文化中的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