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未全部完成的中国史学巨著

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但中国史学的发端并非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之前，《尚书》《国语》《春秋》以及为《春秋》作注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还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已经蔚为大观。《史记》开始，所谓的“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还有《资治通鉴》《史通》等，才相继问世，记载下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模糊或者清晰的轨迹。

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古鉴今，在于踩着前人的脚步避免走弯路；而今天正在进行的各种实践，又会成为新的历史的一页又一页。历史就是这样，看似枯燥，却自有乐趣，并不止开启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所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以及《清史稿》之后直至上个世纪1920、1930年代，梁启超开启了近现代史学之先河，吕思勉、钱穆、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张荫麟、蒋廷黻等在史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其中，虽然张荫麟英年早逝，病逝时年仅37岁，但仍不失为一个难得的史学天才。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曾经评价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钱锺书也曾经评价指出，张荫麟乃“梁任公学术志业之传人”，能“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

张荫麟短暂的一生，不仅仅在史学上成就显著，而且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也有所成就，能够将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只是非常可惜的是，他一生只留下了唯一的一本史学著作，也就是他在1935年所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而且这本《中国史纲》并没有写完，只写到了王莽时期——但已足以被誉为“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了！在这本“大家小书”里，作者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对东汉前的中国史实作了较为严格的选择和取舍，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

大致来说，作为当时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并没有刻意板起面孔给当时的青年人传授历史知识，而是在讲历史故事，力争把历史更富有积极性、人文性的一面展示给当时的青年人，让他们对本国的历史产生发自内心的兴趣。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中国史纲》看似非常严肃的书名“里面”，却既严肃又充满人文乐趣，具有很大的丰富性。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自己的这本《中国史纲》的“自序”里曾经提及，“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中国史纲》写作年代是1935年，但其“刊布”却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将近三年”。那时，抗战正处在相持阶段，既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也是最需要激励起中国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年代。今天来读《中国史纲》，其实很难感受到这本写作于1930年代的史学著作的时代局限性，而是能够更多地感受到它的那种超越了历史时空的恒久与历久弥新。

假如历史可以重写，真的很希望能够有中旬的时间和机会，让张荫麟能够完成全部的《中国史纲》，那就更加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