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
柏杨先生当年的《丑陋的中国人》着实让国人郁闷自醒了一番。
数十年后,柏杨先生的旧作的再次于大陆面市(此书曾于1986年在“未经柏杨先生授权,也分毫未取”的情况下出版,不过柏杨先生还是“衷心感谢”的。此等行为余秋雨先生的态度则不然,即使说有好话,也是反话大于正话。)也必然会引起重新思索。
柏杨先生自述道:“此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在监狱写作,在李敖身上也有过,这曾让我以为台湾监狱的待遇定是不赖,是一个“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地方。但至看了这段话,方大悟,对这两位先生的精神之深渊,意志之顽强佩服不已,隐约感到了古人之气息,特别是于柏杨先生的丝丝思考之中,不见丝毫埋怨和诅咒,平静如大川。同时也多少感慨同在那个年代的大陆文人们,就算连牛棚都未进的文人们,也还谈的上什么创作呢?只有在几十年沧桑后回忆。文人们的精神意志相近,怕是思想的压抑不可相较,呜呼。
于我之看,《中国人史纲》颇有以往未听未闻的别样角度思考。选取几点以觞大家。
一、文化大酱缸
书中言:“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弱小到兴盛再到衰败的过程,特别是单一发展方向的事物。当中国文化选择了儒家,理学的作为单一方向的时候,一方面源源的给予中国人哲学思想,但一方面慢慢讲路越走越窄。前者智慧决定了后者的悠久,但后者终决定了它的衰亡。这也着实解释了柏杨先生所言的“广泛探讨多元选择和自由竞争”之重要性。认识到这,今日我们在回味这些文化之时,更将注意它的悲剧命运。以及今日的对伏尔泰的“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的理解和宽容,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二、三个大黄金时代
第一个大黄金时代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分裂产生了“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人的权利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于是乎“《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撰,目的不在于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于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
第二个大黄金时代于大唐王朝。它的来临,原因为“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较易;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另一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向理性屈服是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样高度智慧的认识。”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向来饱受人们批评的清朝。“它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几乎是明王朝承袭下来中国领土的3倍。”
于我之见,所有黄金时代或多或少都源于思想的交融。第一次思想的载体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第二次以民族盛多,贸易繁忙为载体;第三次以土地广饶,众多少数民族交往,同属一家为载体。思想多样性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于是乎,由此及彼可推,今日若建立一个思想融合之大同社会,第一步,当为“大狗要吠,小狗也要叫”;第二步当为“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繁荣之道,莫不离此。 三、对于清王朝的重新认识(上一点提到,但有必要详细解释)
提起清,就不得不提起明。明王朝作为少有的几个黑暗至极的王朝,却受着正统的尊敬,安享着来自四方的愚忠,不能不让人愤恨。正如柏杨先生之言“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灭,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瞻,我们庆幸它的覆灭。……如果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变成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民族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割了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几乎大3倍,使中国有翻身的凭借。”所有的错,往往都推在一个人身上,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洗脱罪名,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对割地耿耿于怀,但所谓中华并非一个严格具体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如此执著于一方薄土,不如痛定思痛,将精神发扬光大,方永成恒。
在明王朝仓皇逃离之时,“满洲人带来了秩序和和平,而且以生龙活虎的冲击力,为中国创造了第三个黄金时代,将疆土汹涌地膨胀,除了像嫁妆一样,把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并入中国版图外,十七世纪合并外蒙古,十八世纪合并‘世界屋脊’,并开拓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几乎是明王朝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三倍,使中国的疆域达一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六大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共聚一堂。
中华人必须永远感谢这个一度被称为侵略者‘鞑子’的满洲人,没有他们,中国只是一个明王朝时那种中等的农业国家。”
清王朝作为新血液注入早已沉淀的中国文化大酱缸,我们不能漠视它所带来的清新,至少是统治层中。且如:“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绝迹,无力再现。19世纪末期,虽有1、2个如安德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其二,清王朝296年,共有12个皇帝,12个皇帝中将近2/3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1/3也都属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如此的帝王,是应该有一番研究的。他们是如何教育,选拔的?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撞击而产生火花的?以生物遗传的理论解释,可以将世袭帝位比喻成遗传和变异:一个家族的一代代的帝后人,沿袭着相对稳定的风格,喻之为遗传;但每一位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喻之为变异。清王朝的独特之处,于遗传,取消了嫡长子继承帝位,改为优胜劣汰;于变异,由于前提是优秀的后代成为遗传的主体,加之文武双全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弱肉强食的教育方式,变异也选择了优良之处,摈弃了怪异之处,一扫“正统”的腐朽之气,迎来了康乾盛世,迎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被侵略,用马列主义解释,是落后封建制度不敌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根本问题,可以想象,如果换为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结局又会如何?
以上3点,简介于大家,以此可以窥探这部80万字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大作。这血,一是来源于柏杨先生的艰险创作,二是来源于感慨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和百折不挠。这泣血的历史,不是教我们悲观,而是告诉我们,“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从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转载自《中山商报》4月13日 作者荃玖
数十年后,柏杨先生的旧作的再次于大陆面市(此书曾于1986年在“未经柏杨先生授权,也分毫未取”的情况下出版,不过柏杨先生还是“衷心感谢”的。此等行为余秋雨先生的态度则不然,即使说有好话,也是反话大于正话。)也必然会引起重新思索。
柏杨先生自述道:“此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在监狱写作,在李敖身上也有过,这曾让我以为台湾监狱的待遇定是不赖,是一个“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地方。但至看了这段话,方大悟,对这两位先生的精神之深渊,意志之顽强佩服不已,隐约感到了古人之气息,特别是于柏杨先生的丝丝思考之中,不见丝毫埋怨和诅咒,平静如大川。同时也多少感慨同在那个年代的大陆文人们,就算连牛棚都未进的文人们,也还谈的上什么创作呢?只有在几十年沧桑后回忆。文人们的精神意志相近,怕是思想的压抑不可相较,呜呼。
于我之看,《中国人史纲》颇有以往未听未闻的别样角度思考。选取几点以觞大家。
一、文化大酱缸
书中言:“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弱小到兴盛再到衰败的过程,特别是单一发展方向的事物。当中国文化选择了儒家,理学的作为单一方向的时候,一方面源源的给予中国人哲学思想,但一方面慢慢讲路越走越窄。前者智慧决定了后者的悠久,但后者终决定了它的衰亡。这也着实解释了柏杨先生所言的“广泛探讨多元选择和自由竞争”之重要性。认识到这,今日我们在回味这些文化之时,更将注意它的悲剧命运。以及今日的对伏尔泰的“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的理解和宽容,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二、三个大黄金时代
第一个大黄金时代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分裂产生了“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人的权利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于是乎“《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撰,目的不在于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于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
第二个大黄金时代于大唐王朝。它的来临,原因为“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较易;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另一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向理性屈服是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样高度智慧的认识。”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向来饱受人们批评的清朝。“它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几乎是明王朝承袭下来中国领土的3倍。”
于我之见,所有黄金时代或多或少都源于思想的交融。第一次思想的载体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第二次以民族盛多,贸易繁忙为载体;第三次以土地广饶,众多少数民族交往,同属一家为载体。思想多样性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于是乎,由此及彼可推,今日若建立一个思想融合之大同社会,第一步,当为“大狗要吠,小狗也要叫”;第二步当为“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繁荣之道,莫不离此。 三、对于清王朝的重新认识(上一点提到,但有必要详细解释)
提起清,就不得不提起明。明王朝作为少有的几个黑暗至极的王朝,却受着正统的尊敬,安享着来自四方的愚忠,不能不让人愤恨。正如柏杨先生之言“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灭,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瞻,我们庆幸它的覆灭。……如果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变成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民族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割了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几乎大3倍,使中国有翻身的凭借。”所有的错,往往都推在一个人身上,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洗脱罪名,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对割地耿耿于怀,但所谓中华并非一个严格具体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如此执著于一方薄土,不如痛定思痛,将精神发扬光大,方永成恒。
在明王朝仓皇逃离之时,“满洲人带来了秩序和和平,而且以生龙活虎的冲击力,为中国创造了第三个黄金时代,将疆土汹涌地膨胀,除了像嫁妆一样,把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并入中国版图外,十七世纪合并外蒙古,十八世纪合并‘世界屋脊’,并开拓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几乎是明王朝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三倍,使中国的疆域达一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六大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共聚一堂。
中华人必须永远感谢这个一度被称为侵略者‘鞑子’的满洲人,没有他们,中国只是一个明王朝时那种中等的农业国家。”
清王朝作为新血液注入早已沉淀的中国文化大酱缸,我们不能漠视它所带来的清新,至少是统治层中。且如:“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绝迹,无力再现。19世纪末期,虽有1、2个如安德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其二,清王朝296年,共有12个皇帝,12个皇帝中将近2/3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1/3也都属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如此的帝王,是应该有一番研究的。他们是如何教育,选拔的?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撞击而产生火花的?以生物遗传的理论解释,可以将世袭帝位比喻成遗传和变异:一个家族的一代代的帝后人,沿袭着相对稳定的风格,喻之为遗传;但每一位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喻之为变异。清王朝的独特之处,于遗传,取消了嫡长子继承帝位,改为优胜劣汰;于变异,由于前提是优秀的后代成为遗传的主体,加之文武双全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弱肉强食的教育方式,变异也选择了优良之处,摈弃了怪异之处,一扫“正统”的腐朽之气,迎来了康乾盛世,迎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被侵略,用马列主义解释,是落后封建制度不敌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根本问题,可以想象,如果换为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结局又会如何?
以上3点,简介于大家,以此可以窥探这部80万字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大作。这血,一是来源于柏杨先生的艰险创作,二是来源于感慨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和百折不挠。这泣血的历史,不是教我们悲观,而是告诉我们,“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从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转载自《中山商报》4月13日 作者荃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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