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
柏杨先生当年的《丑陋的中国人》着实让国人郁闷自醒了一番。
数十年后，柏杨先生的旧作的再次于大陆面市（此书曾于1986年在“未经柏杨先生授权，也分毫未取”的情况下出版，不过柏杨先生还是“衷心感谢”的。此等行为余秋雨先生的态度则不然，即使说有好话，也是反话大于正话。）也必然会引起重新思索。
柏杨先生自述道：“此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在监狱写作，在李敖身上也有过，这曾让我以为台湾监狱的待遇定是不赖，是一个“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地方。但至看了这段话，方大悟，对这两位先生的精神之深渊，意志之顽强佩服不已，隐约感到了古人之气息，特别是于柏杨先生的丝丝思考之中，不见丝毫埋怨和诅咒，平静如大川。同时也多少感慨同在那个年代的大陆文人们，就算连牛棚都未进的文人们，也还谈的上什么创作呢？只有在几十年沧桑后回忆。文人们的精神意志相近，怕是思想的压抑不可相较，呜呼。
于我之看，《中国人史纲》颇有以往未听未闻的别样角度思考。选取几点以觞大家。
一、文化大酱缸
书中言：“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弱小到兴盛再到衰败的过程，特别是单一发展方向的事物。当中国文化选择了儒家，理学的作为单一方向的时候，一方面源源的给予中国人哲学思想，但一方面慢慢讲路越走越窄。前者智慧决定了后者的悠久，但后者终决定了它的衰亡。这也着实解释了柏杨先生所言的“广泛探讨多元选择和自由竞争”之重要性。认识到这，今日我们在回味这些文化之时，更将注意它的悲剧命运。以及今日的对伏尔泰的“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的理解和宽容，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二、三个大黄金时代
第一个大黄金时代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分裂产生了“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人的权利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于是乎“《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撰，目的不在于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于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
第二个大黄金时代于大唐王朝。它的来临，原因为“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较易；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另一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向理性屈服是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样高度智慧的认识。”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向来饱受人们批评的清朝。“它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几乎是明王朝承袭下来中国领土的3倍。”
于我之见，所有黄金时代或多或少都源于思想的交融。第一次思想的载体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第二次以民族盛多，贸易繁忙为载体；第三次以土地广饶，众多少数民族交往，同属一家为载体。思想多样性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于是乎，由此及彼可推，今日若建立一个思想融合之大同社会，第一步，当为“大狗要吠，小狗也要叫”；第二步当为“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繁荣之道，莫不离此。 三、对于清王朝的重新认识（上一点提到，但有必要详细解释）
提起清，就不得不提起明。明王朝作为少有的几个黑暗至极的王朝，却受着正统的尊敬，安享着来自四方的愚忠，不能不让人愤恨。正如柏杨先生之言“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灭，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瞻，我们庆幸它的覆灭。……如果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变成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民族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割了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几乎大3倍，使中国有翻身的凭借。”所有的错，往往都推在一个人身上，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洗脱罪名，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对割地耿耿于怀，但所谓中华并非一个严格具体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如此执著于一方薄土，不如痛定思痛，将精神发扬光大，方永成恒。
在明王朝仓皇逃离之时，“满洲人带来了秩序和和平，而且以生龙活虎的冲击力，为中国创造了第三个黄金时代，将疆土汹涌地膨胀，除了像嫁妆一样，把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并入中国版图外，十七世纪合并外蒙古，十八世纪合并‘世界屋脊’，并开拓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几乎是明王朝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三倍，使中国的疆域达一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六大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共聚一堂。
中华人必须永远感谢这个一度被称为侵略者‘鞑子’的满洲人，没有他们，中国只是一个明王朝时那种中等的农业国家。”
清王朝作为新血液注入早已沉淀的中国文化大酱缸，我们不能漠视它所带来的清新，至少是统治层中。且如：“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绝迹，无力再现。19世纪末期，虽有1、2个如安德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其二，清王朝296年，共有12个皇帝，12个皇帝中将近2/3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1/3也都属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如此的帝王，是应该有一番研究的。他们是如何教育，选拔的？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撞击而产生火花的？以生物遗传的理论解释，可以将世袭帝位比喻成遗传和变异：一个家族的一代代的帝后人，沿袭着相对稳定的风格，喻之为遗传；但每一位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喻之为变异。清王朝的独特之处，于遗传，取消了嫡长子继承帝位，改为优胜劣汰；于变异，由于前提是优秀的后代成为遗传的主体，加之文武双全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弱肉强食的教育方式，变异也选择了优良之处，摈弃了怪异之处，一扫“正统”的腐朽之气，迎来了康乾盛世，迎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被侵略，用马列主义解释，是落后封建制度不敌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根本问题，可以想象，如果换为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结局又会如何？
以上3点，简介于大家，以此可以窥探这部80万字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大作。这血，一是来源于柏杨先生的艰险创作，二是来源于感慨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和百折不挠。这泣血的历史，不是教我们悲观，而是告诉我们，“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从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转载自《中山商报》4月13日 作者荃玖
数十年后，柏杨先生的旧作的再次于大陆面市（此书曾于1986年在“未经柏杨先生授权，也分毫未取”的情况下出版，不过柏杨先生还是“衷心感谢”的。此等行为余秋雨先生的态度则不然，即使说有好话，也是反话大于正话。）也必然会引起重新思索。
柏杨先生自述道：“此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在监狱写作，在李敖身上也有过，这曾让我以为台湾监狱的待遇定是不赖，是一个“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地方。但至看了这段话，方大悟，对这两位先生的精神之深渊，意志之顽强佩服不已，隐约感到了古人之气息，特别是于柏杨先生的丝丝思考之中，不见丝毫埋怨和诅咒，平静如大川。同时也多少感慨同在那个年代的大陆文人们，就算连牛棚都未进的文人们，也还谈的上什么创作呢？只有在几十年沧桑后回忆。文人们的精神意志相近，怕是思想的压抑不可相较，呜呼。
于我之看，《中国人史纲》颇有以往未听未闻的别样角度思考。选取几点以觞大家。
一、文化大酱缸
书中言：“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弱小到兴盛再到衰败的过程，特别是单一发展方向的事物。当中国文化选择了儒家，理学的作为单一方向的时候，一方面源源的给予中国人哲学思想，但一方面慢慢讲路越走越窄。前者智慧决定了后者的悠久，但后者终决定了它的衰亡。这也着实解释了柏杨先生所言的“广泛探讨多元选择和自由竞争”之重要性。认识到这，今日我们在回味这些文化之时，更将注意它的悲剧命运。以及今日的对伏尔泰的“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的理解和宽容，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最需要的。
二、三个大黄金时代
第一个大黄金时代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分裂产生了“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人的权利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于是乎“《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撰，目的不在于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于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
第二个大黄金时代于大唐王朝。它的来临，原因为“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较易；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另一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向理性屈服是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样高度智慧的认识。”
第三个黄金时代，是向来饱受人们批评的清朝。“它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几乎是明王朝承袭下来中国领土的3倍。”
于我之见，所有黄金时代或多或少都源于思想的交融。第一次思想的载体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第二次以民族盛多，贸易繁忙为载体；第三次以土地广饶，众多少数民族交往，同属一家为载体。思想多样性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于是乎，由此及彼可推，今日若建立一个思想融合之大同社会，第一步，当为“大狗要吠，小狗也要叫”；第二步当为“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以生命保护你说的权利”。繁荣之道，莫不离此。 三、对于清王朝的重新认识（上一点提到，但有必要详细解释）
提起清，就不得不提起明。明王朝作为少有的几个黑暗至极的王朝，却受着正统的尊敬，安享着来自四方的愚忠，不能不让人愤恨。正如柏杨先生之言“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灭，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瞻，我们庆幸它的覆灭。……如果拖到十九世纪，跟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变成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民族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割了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中国仍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几乎大3倍，使中国有翻身的凭借。”所有的错，往往都推在一个人身上，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洗脱罪名，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对割地耿耿于怀，但所谓中华并非一个严格具体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如此执著于一方薄土，不如痛定思痛，将精神发扬光大，方永成恒。
在明王朝仓皇逃离之时，“满洲人带来了秩序和和平，而且以生龙活虎的冲击力，为中国创造了第三个黄金时代，将疆土汹涌地膨胀，除了像嫁妆一样，把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并入中国版图外，十七世纪合并外蒙古，十八世纪合并‘世界屋脊’，并开拓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几乎是明王朝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三倍，使中国的疆域达一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六大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共聚一堂。
中华人必须永远感谢这个一度被称为侵略者‘鞑子’的满洲人，没有他们，中国只是一个明王朝时那种中等的农业国家。”
清王朝作为新血液注入早已沉淀的中国文化大酱缸，我们不能漠视它所带来的清新，至少是统治层中。且如：“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绝迹，无力再现。19世纪末期，虽有1、2个如安德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其二，清王朝296年，共有12个皇帝，12个皇帝中将近2/3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1/3也都属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如此的帝王，是应该有一番研究的。他们是如何教育，选拔的？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撞击而产生火花的？以生物遗传的理论解释，可以将世袭帝位比喻成遗传和变异：一个家族的一代代的帝后人，沿袭着相对稳定的风格，喻之为遗传；但每一位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喻之为变异。清王朝的独特之处，于遗传，取消了嫡长子继承帝位，改为优胜劣汰；于变异，由于前提是优秀的后代成为遗传的主体，加之文武双全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弱肉强食的教育方式，变异也选择了优良之处，摈弃了怪异之处，一扫“正统”的腐朽之气，迎来了康乾盛世，迎来了第三个黄金时代。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被侵略，用马列主义解释，是落后封建制度不敌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根本问题，可以想象，如果换为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结局又会如何？
以上3点，简介于大家，以此可以窥探这部80万字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大作。这血，一是来源于柏杨先生的艰险创作，二是来源于感慨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和百折不挠。这泣血的历史，不是教我们悲观，而是告诉我们，“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山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仍昂然矗立在那里，从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转载自《中山商报》4月13日 作者荃玖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