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欲的散财之道

201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出版《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后，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发表《驳永光谬论》以作回应。两位相交二十余年的好友在见解上的激烈冲突引发了公益界的大讨论，“两光之争”也因此成为2017年中国公益界的大事件。他们的争论焦点在公益与商业的关系，而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马修▪比索普（Matthew Bishop）和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合著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书则展现了与国内慈善界非常类似的讨论，即私人资金如何解决棘手的公共问题，以及慈善资本家是如何推动慈善创新等议题，以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典型的慈善人物及其实践为叙述主体，详解何为慈善资本主义，慈善资本家又做了什么，以及他们为慈善事业带来的改变。

什么是慈善资本主义

首先，在头两个章节中，两位作者分析了慈善资本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并在第二章和第九章中追溯了西方慈善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源头。作者认为，现代慈善在时间上是和资本主义几乎同时出现的（第2页），慈善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成熟是时代的需求。它的兴起和“潮流” 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全世界经历的经济上的整体繁荣有关，新生富豪财富积累的时间之短和资本量的巨大也是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财富新贵们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关注，以及在慈善捐助上的“攀比”和“点名”开始频繁出现，伴随着各种慈善家排名的激励，慈善基金会的的数量的增加以及投资回报的可能，在全球的慈善舞台上，慈善资本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至少在传播层面的影响力上的确如此。不过作者也强调慈善资本主义的崛起需要政府“放权”，一个强大到全能的政府之下，是没有慈善资本或者社会慈善发挥的空间和余地的。

与过去占主流的公共部门和NGO负责的慈善方式不同，围绕使用商业方法来从事慈善事业，慈善资本家提出了一种新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商业方法。他们的慈善是“战略性的”、“具有市场意识的”、“有影响的”、“基于知识的”，往往“有较高参与度”，并且追求的目标是使捐赠者的钱实现最大化的“杠杆效应”。因此，他们把自己看做社会投资者，而不是传统的捐赠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参与了“公益风险投资”。他们自认为是“慈善资本家”，与企业家一样，他们也希望支持那些创新性地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第8页）

但什么才是慈善资本主义呢？全书在不同的章节对慈善资本主义进行定义和内涵阐释。作者用了多个名词进一步将慈善资本家具体化，比如慈善明星（包括投身于慈善的政治明星）、从事公益风投的慈善家、社会企业家、政治慈善家等等。他们当然具有共性，而第三章“慈善资本主义精神”则重点追问了慈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探究了超级富豪们作为慈善家的动机究竟何在，虽然作者认为动机其实是多元并且不重要的，可是当下的世界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慈善家自己，都对“慈善资本主义”抱有期待。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朱迪斯▪罗丁（Judith Rodin）这样总结她理想中的慈善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对慈善‘资源需要进行更战略化的部署。……需要有影响力，有战略伙伴关系，有侧重’我们的目标是发挥长远影响。……‘投资组合式的途径’，并尝试支持很多新的理念，如果其中的某一个获得成功，那么，这个方案就能获得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机构更多的支持。……要应对21世纪的挑战，就需要有灵活性。需要用全方位的火力来解决问题。最有挑战的不是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并规划退出策略。……财尽其用。”她特别关注如何打通分配公共产品的瓶颈。（第157页）而明星慈善家们，则以一种商业化、职业化的方式来从事慈善事业，作者强调这是慈善资本主义的本质。（第199页）

杜克大学的格雷▪格里迪斯给社会企业家下了定义——他们“扮演着社会部门改革能动的角色，肩负着创造社会价值的使命（不只是私人价值）；为了实现这一使命，他们坚持不懈追求新的机会，致力于不断创新、适应和学习的进程；不囿于现有资源而大胆采取行动，并显示出对服务的成员和产生的结果的高度负责。”（第121页）

因此我们可以对慈善资本主义作一个简要的概念界定：是拥有巨量财富和影响力的富豪（包括明星和政治家），采用与过往不同的各种创新方式从事慈善事业，这个过程中他们采用商业的办法将慈善事业专业化和职业化，利用杠杆效应吸引捐赠，构建慈善资源网络，在推动慈善项目的同时以自己的影响力和理念改变慈善生态，创新、适应、学习，大胆采取行动，又高度负责。由这些投身慈善的财富新贵们的理念来改变和影响慈善从事方式和整个生态，可以称之为慈善资本主义。

慈善资本家的优势

在第九章中，作者简述了西方的慈善发展史，并把当下有慈善资本家参与的慈善分期称之为“慈善3.0时代”；在最后一个章节中，两位作者又将具有慈善资本主义意义的慈善捐赠方式称之为“财富的福音2.0”。慈善资本家的行为，到底存在什么优势，是否不可替代呢？

作者通过与传统的慈善方式相比较，来论证慈善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以慈善基金会的新旧竞争及新旧合作为例，本书认为慈善的更新迭代并不表示抛弃旧的传统和本质，而是共同面对时代议题——新并非全新，而是旧的改造，竞争不完全是为了淘汰，而是营造更具有活力的生态系统。新时期的慈善投资方式较之传统的使命指向型投资，在难以量化的社会影响与低财务回报的代价之间谨慎地加以衡量，关注到不佳的投资回报会削弱基金会的放款能力及其项目所能带来的影响。慈善需要的是改变，而不是颠覆，“正是进入慈善业的新成员带来的挑战，或者至少是他们存在本身，令这些老基金会感到要改变的压力。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需要适应新情况，不然就会落后。这就是慈善资本主义。”（第174页）

第六章值得重点阅读，主要介绍了慈善资本家的“出格之举”。他们具有个性的眼光和创见可以支持一般情况下不会得到资助的项目（被主流认为保守的、过时的，看不到确切前景的，以及犄角旮旯的“奇怪”研究或成果），愿意在包括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不会关注和投资的地方投资——因为作为慈善资本家本人都是个体的，他们有个人的经历和喜好，而个体放大的目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规制和体制力量的不足（尽管不可能完全补全）。这来自于资本家“任性”和充满“个人情怀”的冒险精神，以及带着赌博兴致的资助和奖励行为。因为有雄厚资产的资本家自我负责作为前提，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弥补常规慈善的不足，保证了社会的多元平衡，以及刺激懒惰和陈旧的官僚体制。提倡慈善资本主义，其实是提倡个体价值。

在最后一个章节中，作者认为政府面对新型危机无计可施，而公共企业却在吸纳成型的创新理念并迅速推广方面比较擅长，可是在投资回报不确定、长周期领域的理念方面相对欠缺。但慈善资本家却可以克服以上二者的这些困难，他们乐于利用商业理念进行慈善创新，同时，由于投身于慈善的资本家本身资本雄厚，可以投资长周期领域的项目，因为他们向来乐于冒险。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慈善资本家只对自己负责，也没有时间限制，除非生命最后终结。所以与政府、公共企业和NGO相比，他们能够更自由地承担巨大的风险，对抗传统观念，追求能够带来长期回报的战略。除此以外，慈善资本家能够开发风险项目，并经由政府批准而加以扩展。（第275页）总结起来，慈善资本家能够部分修正政府失灵，当前全球治理制度的失效可能为慈善资本家提供契机，加上名人慈善家的品牌信任度和杠杆效应，慈善资本家有大把的机会在解决我们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中担当重要角色。“这些机会，加上政府的有效支持和积极配合，足以鼓励这个星球上许多最富裕的人将它们的金钱和智慧用于服务公众，从事这项艰苦工作，并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以确保其贡献能够物有所值。”（第278页）慈善资本家的这些优势并非“独立能支”，他们需要和政府、商业企业、慈善性非政府组织之间实现一个新的劳动分工，这种关系是互补和互利的，而非绝对排斥。

对慈善资本家的质疑及应对之道

此书在起首第一章中就已经提及人们对富人的质疑：富人参与政治的民主自由意志是很难实现的，因为选民并不想把他们的权利用来和财阀进行交易。许多人对富人的生财之道表示怀疑，从而对他们产生不信任。（剥削，垄断，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来自非民主或半民主国家的富人慈善家，比如俄罗斯等国的富豪。第11页）

如果慈善资本家想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合法部分，就需要提出一个“社会契约”。它意味着亿万富翁好坏的评判是按照他们合法获得的财富中有多少被捐赠，他们缴纳了多少税，以及他们期待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回报的标准来进行的。社会契约要求富人有义务透明并且可以被问责。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些，政府就会加以规制，使富人们做到透明并且可以被问责。（第11页）索罗斯作为富豪本身对公众的质疑和询问表示支持：公众应该始终对慈善家进行质问。

由于主流意识认为“不义之财”是不能作为善款的，也是为了保证正义的可能，作者提倡的“财富的福音2.0”对新的“社会契约”的内涵予以设定：在富人和大众之间需要建立起合同，即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如同任何契约一样，这种社会契约也需要双方参与。应该针对富人制定明确的规定，使他们明白如何获得社会的接受。作者将之称为“好亿万富翁指南”。大众则需要清晰地了解如果富人能够遵从这些规定（甚至应该包括政治家忍耐民粹主义亿万富翁攻击的情况），社会应如何回应；同时应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透明的规范体系，使人人遵从。这种社会契约将成为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时劳动分工的基础，使慈善家、企业、政府、NGO和公民能够构建起伙伴关系，从而各施所能，各尽其用。（第264，265页）

本书以美国为例，认为当觉察富豪通过慈善和政治对社会和国家有过度统治的威胁时，美国式的解决方式通常是，“在允许人们有机会成为富人和保持富人身份的同时，通过一些透明的法规遏制富人的政治权力。”（第254页）这反映了一种可理解的偏见，即富人从根本上是利己的，因而人们别太相信其政治影响。 这对富人从事慈善提出了透明度的要求。当富人从事慈善和政治时，他们必须操作得相当透明，并且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美国的情况，第261页）意大利则相反，所以贝卢斯科尼的传媒帝国日益走向垄断。只要有足够公开和透明的措施，“偏见”也是可以有积极效果的。

还有一种极端，即让政府或公共部门去解决社会面临的大部分问题，因为对富人的质疑和对资本的不信任，这变成了可以被接受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从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来看，政府和慈善可能会相互替代。”（第11页）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保持着主流的慈善状态。英国尽管情况有别，但有类似的结果：“福利国家和混合型“公司官僚主义”已经促成了屈尊俯就的、巨大的、集权的大型机构……这些取替了成千上万有效运作的社区制度——即基于互惠和逐渐建立信任圈的友好的社会、互助团体、医疗信托等……强大的政府使人们变得更加自私。”（第264页）

作者认为，媒体、政治家和公民社会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有关慈善定位和影响的讨论中来。慈善家如果能够明智地把握机会，就应该鼓励和主导这样的辩论，而不是坐等使它们成为争论对象的糟糕事情。（第277页）透明，公开，创新评估方式和问责绩效理应是慈善资本主义的题中之义。

美国的“两光之争”

作者在论述慈善资本主义和慈善资本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提及了商业和慈善的矛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公司慈善效果并不显著，他们捐出少数的钱主要用来产生正面的公共形象，而不是用来改变世界。创造性资本主义也不是老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后者也往往只是一种见利忘义的公共关系活动罢了。（第8页）慈善资本家们寻找更好的与慈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共事的方法，他们也积极寻找营利动机去实现社会公益的方法。慈善是捐钱，还是钱生钱，这是一个问题。（第7页）这很容易可以联系到中国慈善界的“两光之争”，但逻辑并不完全一样。发达国家是资本家企业家出来“专职”做慈善，而“两光之争”在讨论的矛盾集中点是慈善或者公益从业者是否要以商业企业的方式（或参考企业的方式）来做慈善。这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差异。

以一种商业化、职业化的方式来从事慈善事业，这是各国慈善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西情况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慈善资本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商业企业分工，许多公司的业务主要由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和运作，而真正掌握巨大财富的最大股东反而“清闲”下来。这和我国企业发展有着质的差别，但一些资本量特别大的企业中已经初见端倪。

经济领域的成功者有责任和意愿进行广泛的散财，以及在此过程中动用与聚财同样的智慧、知识和智力，这是慈善资本主义的主要内涵之一。慈善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用商业化的方式去散财。（第272,273页）但“商业化的运作”并非“像企业一样运作”，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营利和非营利，并非截然两分，其实更多是一个色彩谱系的定位和选择。回到国内语境的讨论，慈善的“道与术”中，徐永光讨论是术，而康晓光讨论的是“道”，但二者并不截然两分，可在一定程度上共存，甚至竞争，但竞争绝不是排斥和抛弃。

美国的“两光争论”中，以奥米达为首的慈善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认为，非营利组织就应该转化为营利组织，如此才能可持续生存和扩大规模，营利的本身能够造福社会，这是双赢甚至三赢的局面，重点是操作上如何把控转变的时机。尤努斯始终不同意奥米达关于营利模式可以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走得更远的说法（第140页），他认为“慈善事业的资金是受资源限制的，而商业企业没有那么脆弱。”他觉得社会企业家与彻底的企业家仍旧有区别，可是事实是营利性的商业企业理念的引入对慈善领域的影响和冲击已经存在。“让利己主义（Self-centerd）的企业和那些试图去做好事的企业之间有更多的竞争。”尤努斯对秉持慈善理念并非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企业仍抱有信心。显然，作者的意见与之相反。

慈善介入政治

最后，我们来试图谈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即慈善资本主义对政治的介入，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资本以慈善的方式介入和影响现实政治。索罗斯认为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变革以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是最有效的利用他们的财富改变这个世界的方式之一，他赞成用金钱来影响政治权力的行使，利用捐赠推动政治变革。（第243，247页）谷歌公益和奥米达网络作为慈善性组织，特意放弃传统基金会可获取的税收优惠，由此他们就可以投入政治竞选以实现政治宗旨。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西方，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参与政治，他们不止“干涉他国内政”，也干涉本国内政。

由于基督教传统本身充满了对富人的不信任，西方有一系列的表达这类质疑声音的文章和专著，除了已经有简体译本的《以慈善的名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还有菲尔肯特（Phil Kent）2007年出版的《基金会的背叛——那些自由的超级富豪们是如何瓦解美国的》（Foundations of Betrayal: How the Liberal Super-Rich Undermine America）。在《慈善的名义》一书中，福特基金会是作为美国政府干涉他国，甚至颠覆左翼政权的凶手，可是在《基金会的背叛》一书中，福特基金会又被称作是“资助左翼中坚分子及反美国组织和项目的成千上万富豪基金会的激进主义分子的领袖”。在肯特的眼里，它们在帮助激进的穆斯林甚至自杀式爆炸者，它们赠以巨资支持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并从事削弱美国自由企业体系、传统文化和国家主权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第249页）在肯特从政治右派角度抨击慈善富豪的同时，左派对富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也有很多批判（第250页），包括左翼明星哲学家齐泽克。

针对过去二十余年慈善资本主义的再度繁荣，齐泽克批判其为“无咖啡因的资本主义”（decafcapitalism）。他认为慈善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基督教资本主义，把礼物当作商品，与贫困做交易，花在慈善上的款项相当于购买‘别再来烦我’的权利”。这种常常伪装成公益“行动”的慈善或人道主义，恰恰充实着空心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贯穿几乎所有公益行动中的“献爱心”，呈现为“慈善资本主义”。（据吴强《“两光之争”的背后： 公益事业、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刊于《文化纵横》2018年2月号）

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政治批判性颇强的质疑声音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如同追究慈善资本家们从事慈善的动机一样，本身意义不大。（“虽然一些批评家不断攻击党派偏向问题，美国富豪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利用金钱同时支持左右派的政治事业。”第252页）全书更多关注的是慈善资本主义能够为这个时代的慈善行为带来的改变，新的社会分工的产生，以及新的“社会契约”的逐步构建。但一些非常深刻的基于价值观层面的质疑并不是用“操作的透明化”一个方式就能够完全解答的。

《慈善资本主义》一书总体上是站在慈善资本家的角度来阐释慈善发展的新阶段，简要并且完备地介绍了慈善资本主义的内涵及其本质，两位作者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对待投身于慈善事业的财富新贵们，令人印象深刻。这样一本书被译介到国内，无论对于企业家还是慈善界，都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