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法”与“无法”

作为一部小说，《冬将军来的夏天》诚然有它好的地方，譬如在整体的意象结构方面，第一人称的黄莉桦在遭遇性侵三天以前迎来了重返的祖母——自从母亲出轨，父亲愤而自决之后，祖母便离开黄莉桦和她的母亲。此次祖母重回，已是行将就木，而她做出重回的决定，只是想要和自己的孙女告别。三天后，在幼儿园工作的“我”在一次酒局后被园长公子廖景绍强暴，而母亲在知道之后却气度从容地劝“我”和解。在这种境遇下，重返的祖母俨然小说结尾提及的“冬将军”的传说：四十年代莫斯科保卫战期间，一位老人为了替生病的小孙子拿到药材，从莫斯科城中走出，随后不出意料地被德军俘获，德军给了他盘尼西林，让他回去，希冀藉此找到攻城的线索，但老人不肯；德军复又将他丢到前线，老人依旧一动不动地在大雪中站了三天三夜，德军忍耐不住寒冻，遂从苏联全境撤出。——这里的老人当然是严酷天气的拟人化，但黄莉桦的祖母不正是守护着这个进退维谷弱女子的冬将军吗？从这一点来看，小说的结构是完美的。

但这部小说也有它难以忽视的问题。首先，如作者所言，《冬将军来的夏天》是“小魔幻”，亦即相比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魔幻”更接近现实，不会出离现实生活的逻辑太多。小说开篇那句耸动的话——“我被强暴的前三天，死去的祖母回来找我”——尚可理解。然而，读过整本小说之后，我却很难找到作者在写作此书时预设的立场。这里不是说目为“非圣无法”便要令行禁止（“非圣无法”正是想象力的本质），而是说：此书的想象性段落无不给人“游骑无归”式的跑野马之感，从第二章《七个女人与一条狗》开始，作者便下令黄莉桦同一群老人做疯癫的旅行。除了自己的祖母，假发阿姨、护腰阿姨、黄金阿姨、回收阿姨、酒窝阿姨，通通被打上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生平烙印。细节的泛滥开去自不必说，细节的意趣卑下更令人失望。换言之，如果说被预先设定的整体意象框架是带有治愈色彩的political correctness，那么填充这一框架的就是一团团破败棉絮。它们始终疯狂生殖，呈现出一条无规则的布朗运动轨迹。

细说起来，这种无规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分裂。第一种分裂是现实与真实的分裂。尽管在小说中最难的总是正面强攻，但写法上有意向魔幻现实主义靠拢，也并无错谬。要命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在移植的过程中似乎从来都被当作魔幻与现实的相加。现实是模仿者念兹在兹的畛域，魔幻则是加在现实上的佐料。以此视之，甚至不必去对这部小说中“魔幻”与“现实”的比例做量化分析，人们也能看出点缀对畛域的绝对压制。如此一来，现实就成了现实中的性别政治。退一步来讲，倘若能将它处理得协调得当，也算自成一派，论者自无话可说；但在《冬将军来的夏天》里（这里仅举一例），为了配合黄莉桦的性侵遭遇，几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有了相似的身世，其中巧合难免过于耀眼。再者，纯粹的魔幻现实主义，以我之见，只是“魔幻主义”，现实是他们隐而不彰的靶子，是小说的逻辑，因此也可以说写作指向了真实。诚如因贝特所言，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魔幻与现实的关系在于：“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

反观甘耀明的这部小说，两者的关系显然介于后者，魔幻既是对性别政治加以夸张化的方式，也是被当作现实呈现的对象。质而言之，魔幻不仅在文本中占据着细节的绝对地位，连同小说本身的逻辑也是魔幻。因此，与台湾近年来另一部描述性侵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相比，它更像是一个成年人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这便是小说的第二重撕裂：老于世故与故作天真的分裂。在林奕含笔下，我们即使看得出早慧，也是文字的天赋，但更多是沉痛自省的不可解，是谴责互害社会的同时谴责自己的斯德哥尔摩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也有它的分裂，但这种分裂是一种自我嘲弄、自我反对的分裂：作者切实地憎恶她所描述的，但她所憎恶的不就是她的叙述语气吗？——也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分裂：通过让自己面目可憎，从而不再为其他丑恶之事呕吐——最终作者停笔于一种巨大的不可解，将房思琪的发疯归咎于文学：“文学的生命力就是在一个最惨无人道的语境里挖掘出幽默。……文学就是对着五十岁的妻或十五岁的情人可以背同一首情诗。”可是说到底，这种自我悖谬与互反，究竟是真诚而沉痛的结论；真诚未必将诘问者引向真理，但一定是沉痛的。

甘耀明呢，我以为他表现出来的分裂只是写作的失控，而且这同样不是想象力意义上的失控（浪漫主义、颓废主义者所构想出来的天才转喻）。说起来这部小说也有一些令人动容的段落，似乎是细节布朗运动的暂时终止，如黄莉桦与祖母去探望曾祖母时，在床上假扮曾祖父，以此取得亡者与未亡人跨越生死的和解：躲在棉被里的祖母沉默之后说：“我这次回来是专程给你讲，我仔细（谢谢）你那几年的照顾，我忘了讲就走了，失礼。”曾祖母哇的一声哭了，多年来的委屈与不满瞬间扫灭。又如曾祖母因为苦于失忆症，在一个小红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下她不愿忘却的回忆，并且时常拿出来温习：每项记忆如此珍罕，要遗忘很不舍，要想起来又很难，那多少是人生走过的道路都不该枉走的感觉。记忆的丢与不丢，这种难分难舍搞得她心里很不安。再或者是小说结尾时，护腰阿姨因自己的爱犬行将死去而发狂，迁怒于众人，祖母为了让她不变成“魔鬼”，尝试着与这衰老的病狗交谈。——这些细节都很动人，因为它们都落实于真实的人间，是为众人所可以理解的共通情感，只可惜同遍布全书的僭越相比，这些真实又显得太少。读者在这一秒的感动，下一秒就会被众人的再次上路打断，仿佛散瞳之后的失焦：它们如此疯狂，又如此不真实。

我的一位朋友曾将写作比喻为对立法的执行，我想在他那里结构的“法”与想象的“无法”并不构成一种对立。尤其对小说而言，可能对“法”的执行更为关紧，因为前者是一部作品的骨骼，而后者不过骨中的肉。天纵如以形容词写书的福克纳，恐怕也很难去拒绝这一观点：没有法而徒有想象，只是写作者缺乏纪律的表现，如此写出的作品也势必不是一个能够站立或行动自如的人。他想奔跑而掣于肥胖，想要真实而“彻底魔幻”，想要童真而流于作态，从一群老人为黄莉桦送来祖母的家具开始，我们原本期待的小说就这样一步步化为泡影。

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