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批之前二批笔记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先秦史料、思想所做研究的一个学术总结。该书于1945年在重庆首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在1950年二月修订后，于1995年再版的。至于期间为什么间隔了这么许久才出版，大概全是托了太祖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的福吧。客观地说，这实在是一部非常有史料研究价值，非常见郭老学术功力的重要著作。不是“十批不是好文章”，反却是“十批”之后的郭沫若再也没有好文章了。 文如其名，全书共十批，第一批是对作者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这一章中，郭老谈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史和史前史研究的几个最新成果，有些内容对我们现在来说都是令人醍醐灌顶、耳目一新的。 首先是在文献研究上，作者考证出《周易》为战国初编著，《尚书》今文为春秋、战国不同时期掺杂作品，而且又经后人部分润色过，《诗三百》也是在春秋战国之间汇集成书。这些作品在学界以往都是被误认为在周甚至更久远的殷商时期创作。此外，在旧史家笔下的确实人物和年代--黄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及后续的夏代，都被论证实为极不确切的神话传说，使得言而有据、真实可信的中华民族历史被限定于殷商至今的三千年左右。 其次是对商、周二朝断代的纠正。郭老在此有几个突破性研究成果：一是中华文明起于殷商，但周与商有很长时间并存，并非灭商而后有周。华夏文明初创时期，殷商为位于河南一带的发达部落，西有周，东南有夷等几个大的部落，并无天下一统的格局；二是商被周所灭并非缘于纣王暴虐。商、周二族世仇，因商对东南夷族大规模用兵，灭夷后殷人匮乏，遭周借机讨伐。殷商忙乱中用夷族降兵御敌，反遭降兵临阵倒戈，国破。三是周灭商后也非天下一统。除南方多个部落续存独立外，商族余戚也向东南逃亡，成后世宋、楚、徐等国，终周之世都未被征服。四是殷商经济为先秦巅峰，周朝兴起后，社会生产与消费不升反降，社会经济活动与工艺水平至春秋时代方略有起色。殷商物质丰富，贸易发达，汉语“商人”之“商”即缘于此。 第三，关于井田制和先秦社会结构演化的考证。一是井田制在商、西周时期确为土地分划的主要模式，至东周诸侯群起，私地增多，井田制方日益式微而至秦消亡。二是先秦时代的贵族将“人”作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形态，表明这个阶段的社会制度形式为奴隶制无疑。以汉字“臣”、“民”二字为例，“臣”为竖目，表示躬身侧首的顺降之奴，顺臣可担对次等奴隶的监管之职；“民”为横目带钩，表示与人平视、不顺服，需以强力约束。商、周时代民奴被削足、剜目为常态。“民”字带钩意指剜一目，合乎当时奴隶标志。三是周王室衰微后，诸侯争霸，社会需求释放，社会分工细化，奴隶价值上升，并至逐渐有所解放。 奴隶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士”阶层的出现。士分文武，起先大都是从出身奴隶背景的贱人中选拔而来，后期逐渐演化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成为下层贱民向贵族阶层擢升的终南捷径。东周时代诸侯力量强大，纷纷以豢养门客为尚，社会中各种为培养“士”同时借以推广自身政治影响的私人教育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时代背景。 全书的第二批是对孔墨之批判。郭老将孔墨并列批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二者都是在门户内被圣化了的人物，历史上流传至今的一些有关他们生平的门人著述已不可轻信，适当地从相反立场引述他们曾经的言论，有助于更客观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孔墨学术观点几乎截然对立，放在一起相互对比映衬，更能客观、全面展示各自思想特点和不足。 孔墨都强调“爱”。孔子的爱是有等差的仁爱，是一种强调对“人”的利他之爱；墨子之爱是无等差的兼爱，是一种面向“物”的财产权维护。孔子的政治观是站在民生的立场，托古改制，意图建立一个和善有序的理想化社会；墨子的学术思想则试图以统治者的角度，构建一种维护既有秩序和利益的稳定社会形态。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站在贱民的角度，推崇“教民”、“富民”以民为贵的政治主张。历史上的孔子并非为君王代言的卫道士和低头认命的妥协者，而是一位提倡“君有过则谏，反复而不听则易位”具有反叛精神、急于入世的人文主义者。难怪乎孔门弟子中的子贡、季路、阳货、佛肸、漆雕开等都以“乱臣”留名青史，孔子本人也“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颠沛流离一生，最后以至落魄“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的境遇，决无后世“大成至圣”的风光。 孔子崇尚“复周礼”，但历史上真实的古制是非常残忍、蛮暴的。商纣之暴虐虽是史实，但殷、周之际其他君王的残暴相比商纣也不遑多让，这也是之前所说商纣暴虐非亡商主因的理由。民间传说将古代君王不断美化，臆想出一个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世界，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孔子之所以一再借用古寓、托古言志，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不满的一种表达。他所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伦理纲常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社会道德伦理，与后世对此所作的演绎有很大不同的伦理内涵。 孔子认“命”，说“知命不忧”。这个命不是神定的宿命，而是对自然界中一种必然性的感悟。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的就是人不可贪生怕死妄求富贵，要做到敬以自处，恭以待人，爱人如手足，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如果主观“仁”的努力与客观“命”的世运不调适时，他主张固守自己。“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墨子几乎是作为孔子的反命题而出现。孔子不信鬼神，墨子则敬鬼神，认为“天志”即“天下之明法”。墨子也强调“义”，“一同天下之义”。但他义的标准来自于贵知者，“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而这个贵知者又是谁？“曰天为贵，天为智而矣”。天老爷是地上王的投影，地上王则是天老爷在人世间意志的体现。最终维护的是王权的权威。 墨子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兼爱”与“非攻”。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墨子主张尊重私有产权观点的一体二面。“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要求相互尊重所有权，否则人与人之间相互侵害，最终二败俱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思想中的“人”很多时候是作为财产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墨子所说的“爱人”与孔子人文主义的“爱人”有着天壤之别。墨子的非攻是反对侵犯私有产权，并不是反对战争，道家认为墨家的非攻本身就意味着战争，“为义偃兵，造兵之本”。说白了，非攻与攻就是发动义战还是非义战的区别而己。但自古以来，又有几个战争的发动者是举着“非义”的大旗招摇过市的呢？ 孔子轻利重义、轻商尚乐，把乐作为礼下庶民的重要手段。墨子反其道而行之，护商重利，反对繁文缛节、礼乐享乐。他反对诸侯穷兵黩武、追求霸权的举动，提倡简朴自然的生活准则。与孔子的托古不同，墨子思想是真正的崇古，处处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是古代中国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