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词典
2004年2月，我在北京买了两本《切•米沃什诗选》（张曙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一本送给了一个朋友。5月，我拿着它去云南闲晃。在大理洲的一间山顶木屋里，窗外不远处是碧汪汪的一池湖水，低天翻滚的云朵把变幻的影子投在水上，密集簇开的黄花像刚刚窜出草地的火苗，翻开诗集，我读到——
当我们逃离了燃烧的城市
从最初的田间小路回头望去，
我说：“让草掩盖住我们的脚印，
让刺耳的先知们在火中沉默，
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我们注定产生新的激烈的部族
没有邪恶和浑浑噩噩的快乐。
我们走吧”——火焰的剑为我们劈开大地。
2004年8月14日，自我放逐的米沃什老死于故国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10月，我在广州买下《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三联书店），“也许本词典是一件替代品，它代替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20世纪的文章，一部回忆录”，米沃什说。
我想写的，正是《词典》的读后感，而不针对他的诗。“一个清晰的诗节承载的重量/胜过精致散文的整套马车”，用散文为诗歌注解，难免生出事倍功半的遗憾。闲置了半年的《词典》，终于在2005年5月，被我紧赶慢赶地读完了。
《词典》的译者之一北塔认为，米沃什喜欢自己的文本具有最高程度的包容量和伸缩性，而且要合乎最简主义原则，而词典的方式是最符合上述要求的，是“他对庞杂的现实、记忆、感想三界现象的秩序化努力的一种方式”。
似乎有理，低头细想，其实是说一句废话，他只是在解释词典有容量大、编排方式简单的优点。米沃什在书中说得明白，“所有的传记都是作伪，我自己写的传记也不例外。…传记之所以作伪是因为其中各章是根据一个预设的计划串联成篇，但事实上，它们是另行组合，只是无人知道如何组合。…无论谁写出他自己的生活，他都不得不分享上帝的观点来理解那些交叉的因果。传记就像贝壳。贝壳并不能说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们能够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对于一个充分领受过生活的幸运（“我从未落入政治警察之手”）与不幸（“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诗人，庸俗的因果论那副事后诸葛亮似的智慧面孔一定是他着力想要回避的。选择片段闪回的方式追忆往事，对诗人来说是对散文最大限度的容忍。
对写作的缘起，米沃什也交代得很清楚：“半个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与我的过去重逢…沉浸在超强的情感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人物素描与各种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诗人的大学同学德莱玛将两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画家笔下的维尔诺收集出版，名为《消失的维尔诺》，画册带给米沃什“深深感动”。对已入老境、声名累累的诗人来说，“我把这本书放在这里，为曾经活着的你，/这样你就再不会拜访我们”。“画家比作家对维尔诺做出了更多的贡献”，《词典》或许可以对此略做弥补。
维尔诺宽容的无政府主义、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多元的文化思潮，给予了智慧成长所需的一切，诗人也一直“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维尔诺其实是城市这一人类群居生活的组织方式在一二战之间留给社会精英们最后的温馨背影。人类与城市的蜜月随后就结束了，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群众集会的口号与狂热、一个人从摩天楼上俯视街灯的孤独、贫民区各色人等的凄惶、对时运流转的不甘与不解，这一切显然都不再得体，城市沦为文化人白天挑剔使性、夜晚却缱绻无度的情人。
与维尔诺一同消失在岁月里的是诗人记忆里的一组群像。很轻易地，我联想到前苏联音乐巨人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译丛），肖斯塔科维奇从谈别人而及于自己，从众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映像。他把自己的回忆称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忍看朋辈成新鬼，友人一个个的消失，在米沃什那里死于战争、集中营，在肖斯塔科维奇那里死于肃反、古格拉。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啊，最有创作欲望、最具个人意识的诗人和音乐家竟然放弃自恋的追逐而甘心“间接的自我表达”、只求做一个真实的“见证”。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三联版）中，同样选择写下了他所认识的人、经历过的社会政治事件和他的感受，而不是直接记述自己的生平。这其实正是茨威格为自己作传的方式，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这些就是逼迫流亡者茨威格于1942年自尽在遥远的巴西的理由，这个写下《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人，在暗夜离去。
米沃什的波兰犹太朋友，活着走出了集中营，把房子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摆着雕塑作品和新家具，然而却马上赴死了。她的丈夫不久后也开枪自杀。“这一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个动人的电影剧本，但无人愿意写”，米沃什说。
《词典》里充斥着非正常的死亡。“现实的界限超出了可能的范围，人们可能会把那些忠实记录的细节看成超现实主义的虚构”。你能想象吗，奥斯威辛司令官的儿子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在操练他的一帮小兄弟；整整一列运送战时物资的火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钟，它们以各自的节奏嘀嘀哒哒走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扉页题引莎士比亚的台词。
很多时候，人们自欺地以为科学之光可以拯救20世纪的人性，爱伦堡却在《人•岁月•生活》中记下了爱因斯坦的话——“我生平说过不止一次，认识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事物也是无限的。现在我认为卑鄙和残酷也是无限的”。包括聂鲁达的《我曾历尽沧桑》，这些回忆录都与《词典》形成了相互勾连的互文。
而哲学家激烈地认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抒情诗将令人厌憎。米沃什的回答是“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其向生的意愿，它们是躯体对毁灭的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人的神经是健壮到几乎顽固的，在90岁高龄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写作。这类作家比拼功力到最后，就要看谁活得长了。时代选择留下他，为我们讲述一些事情，而他幸不辱命。
诗人自己的遭际是另一副图景。二战中他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战后米沃什在社会主义波兰的驻法外交官任上外逃。“在双方拼命苦斗刀来剑去的时候/一个不知高低的人闯了进去/是难免危险的”，诗人用《哈姆雷特》的句子概括自己在冷战两大阵营间的遭遇。西方一批知识分子出于批判本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刻意忽视、掩盖、美化苏联的种种弊病，不允许人们对东方的理想国发出置疑。萨特对加缪说：“如果你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你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岛。”
来自社会主义波兰的诗人清楚那里的人民在恐惧维系的社会里的生存，“难道你认为历史不是娼妓吗”，被苏联宣传机器当作文艺理想化身推向世界的肖斯塔科维奇悲愤地问道。“这是一个伪造和涂抹历史的大工厂。…撒谎正是集权主义的本质。从这一点看，集权主义的新闻出版甚至比它的经济体制还要糟糕”。米沃什记录下朋友的洞见，可悲的是它依然可以照亮今日的现实。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作为叛逃者的米沃什的境遇可想而知。他直斥萨特与波伏娃以政治正确性为名联手对诚实的加缪的攻击是“下作的”，并从此不再相信源自巴黎的任何主义。“我甘愿做的是去发现一个人是否可能在不讨取西方欢心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且还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
“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茨威格在回忆结束前所说的话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词典》一书。越是在这样的影子下面，快乐的片段越显得楚楚动人。米沃什想起和家人、朋友一起在河口游泳的情形：那小海湾中的快乐时光应该是时间永远的面目，但与此同时，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这使我悲哀，我所熟悉的良心之痛从内部啃咬着我。
当然，《词典》的大容量决定了它并不限于记录时代精神和个人命运，诗人就诸多事项发言，评价同行、阐发先贤、总结个人阅读经验，这些纯粹智性的部分既睿智又坦率。例如他认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为了“要做一个伟大诗人”而伪装出的一副地方主义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类命运灰暗的绝望；波伏娃这个“母夜叉”对女权主义的过度鼓吹，只是为了拿捏住下一个知识界的时尚……
在《词典》的结尾，米沃什说：书中所记的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网络中活动，他们相互说明、相互依赖。而读罢掩卷，油然而至的惬意也来自另外一个网络，那就是米沃什从自己的头脑中拆解出的知识之网。这张网上缀着的名字薇依、舍斯托夫、詹姆斯、惠特曼、兰波、波德莱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像一颗颗彩色的石子，在诗人的评价、征引中于熟悉处闪现陌生的动人，让我们忆起在浮尘起落的间隙，阅读带给心灵的悸动愉悦。
当我们逃离了燃烧的城市
从最初的田间小路回头望去，
我说：“让草掩盖住我们的脚印，
让刺耳的先知们在火中沉默，
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我们注定产生新的激烈的部族
没有邪恶和浑浑噩噩的快乐。
我们走吧”——火焰的剑为我们劈开大地。
2004年8月14日，自我放逐的米沃什老死于故国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10月，我在广州买下《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三联书店），“也许本词典是一件替代品，它代替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20世纪的文章，一部回忆录”，米沃什说。
我想写的，正是《词典》的读后感，而不针对他的诗。“一个清晰的诗节承载的重量/胜过精致散文的整套马车”，用散文为诗歌注解，难免生出事倍功半的遗憾。闲置了半年的《词典》，终于在2005年5月，被我紧赶慢赶地读完了。
《词典》的译者之一北塔认为，米沃什喜欢自己的文本具有最高程度的包容量和伸缩性，而且要合乎最简主义原则，而词典的方式是最符合上述要求的，是“他对庞杂的现实、记忆、感想三界现象的秩序化努力的一种方式”。
似乎有理，低头细想，其实是说一句废话，他只是在解释词典有容量大、编排方式简单的优点。米沃什在书中说得明白，“所有的传记都是作伪，我自己写的传记也不例外。…传记之所以作伪是因为其中各章是根据一个预设的计划串联成篇，但事实上，它们是另行组合，只是无人知道如何组合。…无论谁写出他自己的生活，他都不得不分享上帝的观点来理解那些交叉的因果。传记就像贝壳。贝壳并不能说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们能够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对于一个充分领受过生活的幸运（“我从未落入政治警察之手”）与不幸（“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诗人，庸俗的因果论那副事后诸葛亮似的智慧面孔一定是他着力想要回避的。选择片段闪回的方式追忆往事，对诗人来说是对散文最大限度的容忍。
对写作的缘起，米沃什也交代得很清楚：“半个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与我的过去重逢…沉浸在超强的情感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人物素描与各种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诗人的大学同学德莱玛将两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画家笔下的维尔诺收集出版，名为《消失的维尔诺》，画册带给米沃什“深深感动”。对已入老境、声名累累的诗人来说，“我把这本书放在这里，为曾经活着的你，/这样你就再不会拜访我们”。“画家比作家对维尔诺做出了更多的贡献”，《词典》或许可以对此略做弥补。
维尔诺宽容的无政府主义、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多元的文化思潮，给予了智慧成长所需的一切，诗人也一直“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维尔诺其实是城市这一人类群居生活的组织方式在一二战之间留给社会精英们最后的温馨背影。人类与城市的蜜月随后就结束了，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群众集会的口号与狂热、一个人从摩天楼上俯视街灯的孤独、贫民区各色人等的凄惶、对时运流转的不甘与不解，这一切显然都不再得体，城市沦为文化人白天挑剔使性、夜晚却缱绻无度的情人。
与维尔诺一同消失在岁月里的是诗人记忆里的一组群像。很轻易地，我联想到前苏联音乐巨人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译丛），肖斯塔科维奇从谈别人而及于自己，从众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映像。他把自己的回忆称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忍看朋辈成新鬼，友人一个个的消失，在米沃什那里死于战争、集中营，在肖斯塔科维奇那里死于肃反、古格拉。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啊，最有创作欲望、最具个人意识的诗人和音乐家竟然放弃自恋的追逐而甘心“间接的自我表达”、只求做一个真实的“见证”。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三联版）中，同样选择写下了他所认识的人、经历过的社会政治事件和他的感受，而不是直接记述自己的生平。这其实正是茨威格为自己作传的方式，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这些就是逼迫流亡者茨威格于1942年自尽在遥远的巴西的理由，这个写下《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人，在暗夜离去。
米沃什的波兰犹太朋友，活着走出了集中营，把房子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摆着雕塑作品和新家具，然而却马上赴死了。她的丈夫不久后也开枪自杀。“这一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个动人的电影剧本，但无人愿意写”，米沃什说。
《词典》里充斥着非正常的死亡。“现实的界限超出了可能的范围，人们可能会把那些忠实记录的细节看成超现实主义的虚构”。你能想象吗，奥斯威辛司令官的儿子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在操练他的一帮小兄弟；整整一列运送战时物资的火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钟，它们以各自的节奏嘀嘀哒哒走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扉页题引莎士比亚的台词。
很多时候，人们自欺地以为科学之光可以拯救20世纪的人性，爱伦堡却在《人•岁月•生活》中记下了爱因斯坦的话——“我生平说过不止一次，认识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事物也是无限的。现在我认为卑鄙和残酷也是无限的”。包括聂鲁达的《我曾历尽沧桑》，这些回忆录都与《词典》形成了相互勾连的互文。
而哲学家激烈地认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抒情诗将令人厌憎。米沃什的回答是“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其向生的意愿，它们是躯体对毁灭的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人的神经是健壮到几乎顽固的，在90岁高龄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写作。这类作家比拼功力到最后，就要看谁活得长了。时代选择留下他，为我们讲述一些事情，而他幸不辱命。
诗人自己的遭际是另一副图景。二战中他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战后米沃什在社会主义波兰的驻法外交官任上外逃。“在双方拼命苦斗刀来剑去的时候/一个不知高低的人闯了进去/是难免危险的”，诗人用《哈姆雷特》的句子概括自己在冷战两大阵营间的遭遇。西方一批知识分子出于批判本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刻意忽视、掩盖、美化苏联的种种弊病，不允许人们对东方的理想国发出置疑。萨特对加缪说：“如果你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你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岛。”
来自社会主义波兰的诗人清楚那里的人民在恐惧维系的社会里的生存，“难道你认为历史不是娼妓吗”，被苏联宣传机器当作文艺理想化身推向世界的肖斯塔科维奇悲愤地问道。“这是一个伪造和涂抹历史的大工厂。…撒谎正是集权主义的本质。从这一点看，集权主义的新闻出版甚至比它的经济体制还要糟糕”。米沃什记录下朋友的洞见，可悲的是它依然可以照亮今日的现实。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作为叛逃者的米沃什的境遇可想而知。他直斥萨特与波伏娃以政治正确性为名联手对诚实的加缪的攻击是“下作的”，并从此不再相信源自巴黎的任何主义。“我甘愿做的是去发现一个人是否可能在不讨取西方欢心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且还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
“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茨威格在回忆结束前所说的话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词典》一书。越是在这样的影子下面，快乐的片段越显得楚楚动人。米沃什想起和家人、朋友一起在河口游泳的情形：那小海湾中的快乐时光应该是时间永远的面目，但与此同时，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这使我悲哀，我所熟悉的良心之痛从内部啃咬着我。
当然，《词典》的大容量决定了它并不限于记录时代精神和个人命运，诗人就诸多事项发言，评价同行、阐发先贤、总结个人阅读经验，这些纯粹智性的部分既睿智又坦率。例如他认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为了“要做一个伟大诗人”而伪装出的一副地方主义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类命运灰暗的绝望；波伏娃这个“母夜叉”对女权主义的过度鼓吹，只是为了拿捏住下一个知识界的时尚……
在《词典》的结尾，米沃什说：书中所记的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网络中活动，他们相互说明、相互依赖。而读罢掩卷，油然而至的惬意也来自另外一个网络，那就是米沃什从自己的头脑中拆解出的知识之网。这张网上缀着的名字薇依、舍斯托夫、詹姆斯、惠特曼、兰波、波德莱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像一颗颗彩色的石子，在诗人的评价、征引中于熟悉处闪现陌生的动人，让我们忆起在浮尘起落的间隙，阅读带给心灵的悸动愉悦。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