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勘误与内容商榷
首先，不得不大大称赞这本书，实在可谓嘉惠学林，感谢拜根兴老师和冯立君老师等先辈的辛勤耕耘。不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的。本人仔细拜读了池内宏的《高句丽灭亡后遗民的叛乱及唐与新罗的关系》和李泳镐的《新罗文武王陵碑的再探讨》，并核对了原文，发现了一些问题，不仅有译者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就池内宏的文章而言，本人专门找了译者所依据的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的《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二册），发现翻译有部分瑕疵，一个问题是与原文意思不符乃至相左、可能会误导读者的误译，另一个问题就是生搬硬套日语汉字表达、导致文脉不顺的硬译。整理下来主要有如下12处：
一
不能不说避免与此有关的政策变更是很难的。（P118）
硬译。比较通顺的译法应为：“不能不说相关政策的变更在所难免”
【原文】之に對する政策の變更は免れがたいとせねばならぬ
二
安胜被安置金马渚必然是因为他杀死钳牟岑逃回汉城（P122）
误译。“逃回汉城”应为“从汉城逃回（新罗）”
【原文】安勝が金馬渚に置かれたのは、牟岑を殺して漢城から逃げ還って來たからではなければならず
三
《新唐书·高宗本纪》漠然的“寇边”记载……（P124）
硬译。“漠然”在日语里是“模糊”的意思（ぼんやりしてはっきりしないようす），与中文语境通常用于形容冷漠不同。此处应译为“模糊”或“含糊其辞”。
四
且与安东都护府薛仁贵并肩作战的都护府镇将刘仁轨在咸亨元年正月致仕（P124）
误译。首先，“安东都护府薛仁贵”应为“安东都护薛仁贵”。其次，原文并无“并肩作战”之意，只是“相並んで”，实际上也两人也并未并肩作战。此处应译为“一起”或“共事”。
五
司马光咸亨元年安东都护府移治辽东之事不见于《唐会要》的理由是对此实录怀有疑问（P125）
误译。应为“司马光以咸亨元年安东都护府移治辽东之事不见于《唐会要》为由，怀疑实录的此条记载”。
【原文】司馬光は咸亨元年に於ける都護府の移轉のことが、唐會要に見えないのを理由として、實錄の此の文を疑ひ……
六
但笔者想：钳牟岑的叛乱逾年以后，对于辽东的高句丽人来说那难道不是像飞火一样的存在吗？（P125）
误译。此处“飛火（とびひ）する”为动词，意为波及、扩散，而非字面意义上的名词“飞火”。应为：“但笔者想，钳牟岑的叛乱超过一年，难道就没有波及辽东的高句丽人群吗？”
【原文】牟岑の叛亂が年を踰えて遼東の高句麗人の間に飛火したも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と思はれる。
七
所谓带方指明了大同江以南地区，明白地说明高侃入侵新罗领域（P126）
误译。实际上恰恰相反，应为：“所谓带方无疑指的是大同江以南地区，因此这条记载明显不含高侃入侵新罗领域的意思”。后面还提到了当时新罗北界是七重河即临津江。
【原文】所谓带方は大同江南の地を指したものにちがひないから、高偘が新羅の領域を侵したといふ意味が此の記事の中に含まれてるないことは明白である……
八
笔者对于年次相异的《新罗本纪》两条记事内容进行检核，并参照中国一侧对同一事件的相关二三条记载，未能整理其中一条的年份，其关于同一事件的月份全都不一致，但总的记载是相通的。（P128）
误译。应为：“笔者对于年次相异的《新罗本纪》两条记事内容进行检核，并参照中国一侧对同一事件的相关二三条记载，将其整理为一方的年份，但其关于同一事件的月份在所有记事中都互不一致。”
【原文】余は年次の相異たる羅紀の二個條の記事の內容を檢し、同じ事實に對する支那側の二·三の記事を參照して、之を一方の年に片づけたが、其の同じ事件に關する月次は、總ての記事を通じてまちまちである。
九
韩始城、马邑城距离载宁东北不远，可以明确其位于白水城和平壤城之间，即高句丽余众之叛乱意味着他们占领了韩始、马邑二城。笔者认为钳牟岑余党以汉城（载宁）附近为基地，略取此二城，进而守备，意在夺还疏于守备的平壤城。（P128）
误译。正确翻译应为“白水城应该位于载宁西南不远处（直译为“以载宁为东北、相距应不远的白水城”），而韩始及马邑就是位于白水城和平壤城中间的两座城，这点由此基本明确了，但占据这两座城的必然是高句丽兵。换言之，所谓高句丽余党之乱，应该指的就是他们占据了二城。估计牟岑余党以载宁（汉城）附近为基地，略取此二城，进而试图收复疏于守备的平壤城。”
十
然而在牛岑城攻破唐兵的高句丽叛众与唐将高侃白水山之战败钳牟岑余党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不，钳牟岑余党此时败亡的结果是丧失了汉城（载宁）附近的基地，向东远逃，退守离平山很近的牛岑城，并再次击破唐朝高侃或其僚将李谨行的进攻。（P131）
误译。正确翻译应为“在牛岑城被唐兵攻破的高句丽叛众”（牛岑城に於いて唐兵に攻め破られた高句麗の叛眾）以及“再次遭到高侃或其僚将李谨行等的攻伐”（原文是“攻伐を被った”，是“被”不是“破”，也符合“唐兵攻高句丽牛岑城，降之”记载）。
十一
文武王十一年（咸亨元年）……（P132）
误译。应为“咸亨二年”。
十二
薛仁贵荷载着‘连败’的不名誉返回本国……（P141）
硬译。“不名誉”是典型的日式表达，在中文语境应译为“污名”或“恶名”。“荷载”（荷る）翻译为“背负”似更妥当。
此外，池内宏的文章本身也有不少硬伤。比如首任安东都护为魏哲而非正史所载的薛仁贵，刘仁轨并非安东都护府辖下的区区镇将，而是辽东道安抚大使兼右相。值得商榷之处就更多了，比如他认为咸亨元年（670）新罗打过鸭绿江的记录是被篡改过的，应为大同江，屋骨和皆敦壤都是平壤附近地名，但这种观点过于武断且无凭无据，实际上一般认为屋骨就是乌骨城，即鸭绿江西岸的辽宁凤城，而非作者臆测的平壤附近地名。此外关于薛仁贵的伎伐浦战败，按《三国史记》记载是上元三年（676）十一月，这一时间通常遭到怀疑，但池内宏前推到咸亨二年（671），似又矫枉过正，一般也不被采信。当然，在那个年代能研究到这种程度，确实功力非凡，不必以现在眼光求全责备了。
至于文武王陵碑那篇，翻译上没什么可挑剔的，就是把一些韩国人的讹字照搬过来，如P233把乐浪郡王弄成“乐浪君王”（原文就误写为“乐浪君王”）。有些内容还是很有疑问。比如p220说新罗碑铭曾有“大唐新罗国”、“大宋新罗国”的称谓，前者我知道，后者却闻所未闻。新罗935年就并入高丽了，“大宋新罗国”的用法不是穿越了吗？作者没有提供出处，就本人所见的韩国金石文里也无此用例，估计是个乌龙。（别提水宋，新罗不仅跟水宋没有往来，而且新罗最早的碑铭是503年的迎日冷水里碑）
此碑被推测为高宗永淳元年所立，但碑文却提到了高宗死后的谥号“天皇大帝”，作者对此进行了解释（P231），但只说“天皇”是高宗生前就有的尊号以及没有连庙号，因而断言这可以是生称。这么说的话，那高宗的谥号不就早被新罗钦定了？
另外对于“北接黄龙驾朱蒙口口，西承白武仰口口口口”这句，作者解读为新罗北面是“黄龙国”、“朱蒙国”，西面是“白武国”，这显然值得商榷。“黄龙驾朱蒙”无疑是引用朱蒙乘黄龙上天的典故来借指高句丽国，同理，“白武”也不是国号，而是“白虎（避唐太祖李虎讳而改，类似文中最后讳“丙辰”为“景辰”）”，与“黄龙”相对，应该也是引用某个典故来指代某个国家（很可能是百济），而不是像作者按字面理解有个所谓的“白武国”。
看到第222页脚注引用1979年台湾出版的“陈新会”的《史讳举例》，不禁哑然一笑。设或有心人收集两岸政治避讳例子，庶几又可编成《新史讳举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