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录

1.但是，小说作者对早期蒙古社会的历史感，也有一些地方似未达于一间。试举数例言之。他把博尔术最初的情人命名为“牡丹”。这个名字固然很浪漫美丽，而且也确被近代蒙古人用作女人的名字(如著名的嘎达梅林之妻就叫“牡丹”)，可是它绝不可能为那时的蒙古人所采用。蒙古草原本无牡丹花。蒙语“牡丹”一词读作“曼答刺瓦”，是一个经由藏传佛教传入的梵文外来词；其梵文原意由印度的曼陀罗花而转指天界花名，满语则以“曼答刺瓦花”为无花果。这就是说，该词不可能出现在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社会中，因为那时候的蒙古人对藏传佛教基本上一无所知。（p7，安答心目中） 2.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反复感觉到，即使历史研究者具有明确的主观意图，竭力想“看见”自己正在追索的那段往事，他的努力，最多只有事倍功半之效。有时候，阅读好的历史小说，更容易让人真切地“看见”从前。更深刻一层地感悟和理解过去，因此也就需要靠历史和文学，乃至其他更多学科之间的互相贯通、补充与融合，才能够不断达成。（p8，同上） 3.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为jam，它因此也可转拨驿道中转设施。事实上，汉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ー词之后，オ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p15，另一种视角） 4.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19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自己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本十全十美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精神，我就敢于相信，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p21，同上） 5.巴氏另一项十分要紧的主张是，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的分散性，使游牧人内部从不需要、也无从产生集权式的政治权威。但是面对长城以南强大的中央集权式中原王朝，为实施“自外控制”策略，蒙古游牧民在对外交涉时亟须以一个 庞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形象现身。他称这样的游牧政体为“帝国式的部落联盟体”( imperial confederacy)。自从斯基泰人之后，最强有力的游牧帝国，为什么总是反复出现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蒙古高原上?巴氏这一敏锐见解，或许可以十分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p60，重新讲长城内外） 6.位于河湟高原谷地的汉代“西羌”，在维持往返于谷底到高坡的“垂直游牧方式”(巴费尔德语)的同时，亦可能部分兼营农作、狩猎等辅助性经济活动。对这类“生存所需大致无缺”的美好山谷的保护和争夺，遂成为邻近的羌人部落之间互相争斗的主要诱因。无休止的部落冲突就这样抑制了羌人聚合为一个复杂社群的整体并一致对外的驱动力。 与以上这两种地域环境都不相同，平地松林既宜于游牧，又有适合农耕或狩猎的自然条件，但不论哪种生产方式又都无法在这里获得足够规模的扩大。多元的人类经济生态及其规模有限性，不但促使着此地的游牧部落经常根据相对自主的生计抉择，朝着不同方向各自向外迁移，寻求更大 的生存空间和贸易与掠夺的更多机会，并且也易于推动他们的经济活动形态顺应着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实现各种形式的转型。（p62，同上） 7.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抹杀了唐政权在针对不同区域 和人群的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实现方面一向存在着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某种不很健康、而且一厢情愿的妄想。（p71，唐宋变革） 8.总章二年那幅地图反映的，是从630年代到60年代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就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再推迟一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本图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了。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便长期陷入双方拉锯和争夺的混乱之中。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一百多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本书作者把唐朝界为“瞬间大帝国”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僵化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p72，同上） 9.其次，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唐的中衰，或者说唐从它鼎盛的巅峰不可挽回地一路滑向最低谷的那个有点漫长的时期，实际上还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伤的超长挽歌更多得多的历史意义。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边城范阳之地位的不断抬升之中，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竟而成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女真金帝国的首都、蒙古世界帝国的京城大都”。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ー一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一一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十三到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源出于草原或汉地社会边缘地区的非汉人群，早就在中原建立过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在把中原当作核心统治地区这一点上，它们一一包括本书述及的后唐与后晋在内一一与以公元10世纪的辽王朝为开端的各“异族”王朝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前一类政权的建立者多在以雇佣军等方式向中原汉地渗透的漫长过程里，逐步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后方的无根基的政治一军事集团；同时，当日汉地社会所流行或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传 统，也很便于为接纳诸多非汉人出身的军事贵族集团提供种非常自然、易行的制度框架。因此这些“渗透”型的王朝往往缺少制度创新的必要动机与资源，未能为突破中原传统体制提供自己的独特贡献。与它们相比较，辽、金、元、清都在 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迅速地在汉地建立统治，与此同时仍精心维持着作为本族群人力与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征服型”王朝的这种特别的版图结构，推动它们去创制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它不仅能在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和统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为进一步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括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 我以为，本书作者所说“小中国“与“大中国”的区别，并不完全是就“中国”版图的面积大小而言。更重要的区别，其实是在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即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疆域为理想治理目标的“小中国”，以及一个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之间。更明确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公元一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恐怕没有任何人还能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参与，今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般广袤的版图！（p73～75，同上） 10.从体裁上说，本书可以被归入“大众史学”一类。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在此一意义上，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应该加以怀疑的。（p77，同上） 11.作者认为金宋间的“绍兴和议”致使“‘澶渊体系’再次出现”，并称它为“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中国读者一一确切地说，是习惯于在“中国的”与“汉族的”之间画等号的读者——对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会极不愉悦。它当然是由霸权强加给参与国的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但传统时代既然尚未出现平等国际关系的理念，在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有等差的外交关系框架内实行“和平共处”，比起兵连祸结的长期恶斗，难道不是双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吗?其实这个方式也不是金的创造。它只沿用了汉室王朝早就发明的“朝贡”体系，不过又把它倒转过来，让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前来朝贡的一方变成了向别人朝贡的一方而已！我们不是从来就怀着心安理得乃至有些盲目自做的情绪来看待以汉室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吗?汉室成了朝贡一方，就以缺乏平等怪罪“澶渊之盟”或者“绍兴和议”，这样的见解，与视其为“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相比，显然少了一点历史主义的应有意识。（p80，同上） 12.还有些人们担心，揭示出中国性之中存在或包含着内亚特性，那就有可能离析中国性本身的内聚力。所以他们会很善意地提醒说，要防止所谓内亚性格被过分“夸大”。但是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首先，拉铁摩尔解读中国史的内亚视 角，是对在他之前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去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旧有传统的一种重要修正和补充，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是要以此取代和颠覆从汉族和汉文化出发的分析视角。再者，经拉铁摩尔阐发而得以显现的刻印在中国历史中的内亚特性，如今オ刚刚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开始重新对它进行认识和解读。本书价值也正在这里。中国性中的内亚特性，究竟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中国人自己的忽视，如今这一局面只是刚刚才开始有所改变，抑或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有害观念？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如此精神脆弱，只要听见“一分为二”就觉得是对国家安全的种威胁？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型实体，内部都不可能铁板块。一体化无法通过否认或人为消灭内部差异的途径来达成。正相反，实事求是地承认内部差异和多样性元素的存在，才能超越由这些差异以及由容纳多元化所可能导致的内在张力，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合。（p91，中国边疆） 13.詹姆斯・斯科特在六年前出版的《逃避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以分布在东南亚陆块上由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山地丛林所构成的“佐米亚”区域内形形色色的高地山民部落为研究对象。他指出，生活该地域内的诸多部落或人群长期处于无国家状态之中。但与其说它是从自古以来的原生态的“原始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持续下来的，不如说是原来处于文明边缘的各人群为逃避被国家纳入治理范围的命运而作出的自主选择的结果。他们既不愿变成从外面逐渐逼近他们的那些国家的编户齐民，也力图防止从他们内部产生出国家来。所谓“佐米亚”是占地广达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多国之间的跨境地区，展延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这里总共约 有一亿人。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部的山岭地带就处于其中。长城边疆，再加上中国部分的“佐米亚”边疆，拉铁摩尔意义上的中国边疆的范围，大约才可以算是比较完整了。（p92，同上） 14.“边疆范式”的西方中国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大体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古代华夏与其边缘族群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迪・考斯莫在《古代“中国”和它的敌人》里，分别从四种意义层面上的“边疆”，即考古学意义上多文化共生形态的共享边疆、以夷夏相区分的文化边疆、秦汉-匈奴之间以长城划分的政治边界、华夏人群想象中的边疆等角度，去观察公元前一千年至秦汉时代的“中国”与其北方诸部落的关系史。由他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族裔边界与人文地理》，更把从同一视角出发的讨论延伸至秦汉以后的漫长时段。此书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其二是针对现当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 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放宽外国学者在大陆从事人类学考察的限制，使得新一代欧美、日本学者因而能够将他们的田野工作从中国的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等“替代地”真正移入其探察对象的原生地区。世纪之交以来大批有关中国各民族的人类学著作，正是以此为历史契机才得以涌现。中国民族最多、其分布状况也最复杂的云南省，成为被集中关注的地区。其三，聚焦于满族史的研究，从清史研究的领域内突现出来，显得尤其活跃。罗友枝《最后的帝王们:清朝皇室制度的社会史研究柯娇燕《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的历史及其认同》、路康乐《满人与汉人:清末民初的族裔关系和政治权力》以及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和晚期帝制中国的族裔认同》，被有的学术评论赞许为当代西方满族研究的“四书”。除了以上列举的《镜子》一书，柯娇燕还写了另外两本满族史著作。柯氏研究中的若干细节曾遭到意大利学者斯塔利的委婉批评。后者与塔基亚娜合著过《满洲历史编撰学与文献学新探:新发现的三种古老的满文资料》。她的批评证明，旧式的东方学训练对今日学者而言依旧是不可或缺的。 15.在当下学位论文中最常见的情况是，研究史作为学位论文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往往被写成相关专题的研究目录清单，或者至多再逐篇加上一段对其内容提要的毫无新意的复述。读一读张广达笔下的学术史回顾，你就好像在目验个个侦探故事的展开。《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一文，叙述了禅宗入藏这段“本来已如过眼烟云”的史事，怎样由于几代学者群体持续解读汉文、藏文敦煌写卷的不懈努力，终而得以重新呈现。作者谦虚地说，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仅就“管见所及，略作介绍”而已。实际上，这篇针对三四十年内先后发表的、涉及六七种语文的大量原始及第手研究文献所进行的详尽评述，依然生动地显示出作者充满个性的抉择力，以及他博大深厚的学术视野和治学功力。张广达的个人见解，总是从他对相关课题研究史的理解之中有机地、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只是在最后名“前任侦探”的止步之处，作者才胸有成竹地开始属于自己的前沿性探索，并且最终将问题引向一种更合理的解决途径。新问题必须有个根。妄想跳过以往研究的脉络，一厢情愿地从零开始切入原始资料，这种“不入流”的做派，并没有随陈寅恪的告诚而消歇，反面因为追求“大部头”、“多卷本”或“系列著作"之类的学术“可显示度”而在近几年来大行其道。张广达文集的出版，为对治此种顽症提供了又一帖警醒剂。（p118，极高远而底于平实） 16.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国学”。国学对于中国历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赋予历史学一套从五花八门的历史资料中尽可能多地榨取各种信息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等方面，国学所能提供的知识与方法相当有限。因此，历史学为深入考察和剖析某个特定的人类活动领域的过去，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于研究该活动领域的相关专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等的知识、概念和分析框架。 然而，出于对多年推行空头理论的厌恶，很多学者干脆以“实证史学”为标榜，走到否定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相反立场上。他们甚至懒得翻一翻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其实柯氏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说过：被实证史学付诸实践的，只是“实证主义纲领”的前一部分，即收集和确定事实；最早试图将实证主义纲领完整贯彻到对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之中去的，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近代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因而实证主义留给近代历史编撰学的遗 产，是“空前地掌握小问题和空前地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两者的一种结合”。对于“事实证据”的任何一种概括，都会不可避免地含有这种或那种理论预设。声称不需要理论的“实证论”史学家，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沿用某种最陈腐的理论。（p119，同上） 17.近二十年来，人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很多当代思想史的讨论者因此变得非常苛求，他们对被讨论对象从前的言行执严历的批评乃至批判的立场，而且这种批判往往最终指向被讨论对象的个人品质或道德意志。我们当 然不应该去歌颂丑陋，但如果我们不能够突破对历史表象冷嘲热讽的肤浅和“疾恶如仇”的偏激，不能揭示出被有意无意地掩藏在人们心灵深层的正直、良知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它们又是如何顽强地在曲折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表达的，我们就将由于丢失自己几乎仅有的那点精神遗产而陷入赤贫。《悠悠长水》之所以打动读者的地方，就在流消于全书中的这种历史真诚感。正因为作者写出了这种可贵的历史真诚感，人们才会感同身受般地在阅读《悠悠长水》的过程中越发走近谭其骧。（p141，写出一种感觉） 18.按照密尔的见解，自由本质上是属于人类的每个个体的权利。它由以下三个领域所构成，即：意识的领域，包括良心的、思想的、意见的、情操的自由，以及表达这些思想、意见情感的绝对自由；在不涉及他人的范围内独行其是的自由；从以上两者引申出来的出于自愿的“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p143，一贯正确） 19.如果受压制的意见被证明是真确的，压制一方的不正当性当然就变得至为明显。不过，被权威力图扼杀的不同意见也可能是不真确的。在此种场合下，对它加以压制的行为是否就因此而具有了正当性呢？密尔的答复仍然是否定的。压制的结果对压制一方的损害至少与被压制一方同样深刻。排斥了针对不容质疑的、占支配地位的信条教义所展开的充分的、无所畏惧的讨论，必然会有两个严重的消极后果接跹而来。一是那信条教义本身，哪怕它原先是真确的，哪怕曾有过大批英勇无畏的殉道者为之慷慨献身，也难免退化为僵化的教条。人们至多对它持一种肤浅的“习惯性的敬意”，而割断了它与他们内心生活的真实联系。借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这叫“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更严重的是，在镇压不同意见的过程中渐趋僵化的信条教义，还会斫丧人民的智力，阻遏“投给人性更高一部分的其他一切影响”。因而那第二个后果便是，“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还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互相冲突的两种见解还存在第三种也许是更为常见的情形，即它们并不是一个真确、另一个错谬，而是共同分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真理。因此它们显然也需要在争辩和讨论中互相补充。（p145，同上） 20.也就是说，尽管民主政治下制度程序的价值，主要是以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全体公民的个人自由来估量的，但是民主制度仍蕴含着两种危险，即政治上的“大多数人的暴政”，以及虽然不那么显著、但是也因而更具威胁性的社会自身的暴政，亦即传统、习俗和公共舆论对人的窒息性支配……比他的前辈们又向前跨出一步的地方，是小密尔看出了，那种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将会合二而一，因此个人也不再需要保护自己来防止以国家名义对他进行侵犯的“理想形态”，实际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明确指出，“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尤其需要防止用所谓“人民的意志”或者所谓“公众的意来”抹煞个人的意志和个人自由的权利。（p147，同上） 21.卢梭强调，“公众意志”绝不等同于每个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甚至对他本人而言，“公众意志”都是一个有点含糊不清、不那么协调的观念。与“公众意志”到底如何产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公众意志应当由谁来表达和解释，又由谁受命而予以执行？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就好像是“给了那些声称了解和代表民众真正的、最终的意志的人们一张空白支票，使他们能够以人民的名义行动而完全不顾及人民的真正意志”。（p149，同上） 22.一个人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人不像羊一样；就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样而无从辨别的。一个人不能得到一件合身的外衣或一双可脚的靴子，除非量了他的尺寸来定做，或者除非有满满一堆栈的货色来供他挑选：难道说要给他一个合适的生活比要给他一件合适的外衣还容易些，或者说人们彼此之间在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构造上的相同比在脚形上的相同会多些吗？（p150，同上） 23.当他们把原先以长镜头展现的鸟瞰式叙事转换成诸多聚焦于细部的严谨考察时，读者便在惊话中发现，“简单即美”的原则，有时会给历史思考带来多大的误差……本书的作者们极其重视在历史学细部研究所要求的复杂性与历史叙事所要求的完整性之间保持恰当的张力。过分沉溺于细节性、技术性的探讨，会使经验研究因为完全无益于对历史时代感的把握而失去其生命力；但如果不从必要的细部考察入手，缺乏专门化的技术支撑，又极容易产生过时的、误导的大尺度历史概括。历史学家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进入尽可能广泛的读者层，必须进行这种大尺度的概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努力避免将历史叙事过分地简单化。这也许就是本书在它所讨论的具体主题之外，给予读者的最重要启发（p155，火器病菌） 24.R.阿隆说过，如果法国在1933年采纳皮尔苏兹基元帅用武力推翻希特勒的主张，那么它无疑是违反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侵犯了德国人民自由地选择国家制度和领袖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此举将可以使人类避免何等巨大而持久的灾难。阿隆接着写道：“现在对这段还不能算已经完全过去的历史进行带反讽意味的评论，我并不想暗示其中存在的道德问题，而是为了指明国家间关系之真实性质的某些后果。由于各国至今坚持将法律操纵在自己手里，并且只是从他们自身的荣誉出发考量形势，因此最终地分析起来，国家的生存只能依赖于各国实力的均势，而政治家的职责所在，则是将那个以命运托付斯人的国家置于最首要的考虑。国家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从支配着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家们所谓的‘自然状态’中逻辑地派生出来的。”（p164，国际政治） 25.有人说，“水门事件”不过是后台政治中的家常戏，尼克松只是稍欠运气而已。这等于是说，因为人类社会做不到杜绝偷盗，所以就不应当惩治偷盗，甚至视惩治偷盗的主张为“幼稚”。徐复观对这种以玩世不恭为深刻的立场深自不以为然。所以他说：“道德没有什么形而上学，只是在诚实的生活上立基。”所以他会感叹地问道：“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出现水门事件？”（p170，同上） 26.理想主义的色彩，就这样弥散、穿透在他的全部国际时评中。东西方的“鬼谷子”们尽可以自以为深刻地讥销徐复观说：“你何曾看见过有什么‘理想’能真正地在国际政治中落实？”但这样的诘难不过暴露出诘难者自身极其肤浅的深刻，或曰极其深刻的肤浅而已。一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难做得到以理想为唯一的行事准则。但理想是远方的地平线，它不即不离地指引、鼓舞着人们朝前走，从而使人和人类社会能不断地获得提升。相形之下，徐复观的“天真”比鬼谷子们的自以为是还要深刻得多、宝贵得多。他的答复，其实也早已经写进了他的评论。他说：“把问题摆在时间的平面上看，良心似乎无凭而更无力。但把向题拉长在历史之流中去看，则良心是可凭而又是有力的。”（p172，同上） 27.徐复观说，凡属重大的政治决策，往往无国际、国内之分，这一点“却容易为人所忽略。一个国家，内政所要求的，常常形成国际政治活动的方针。而国际政治的大势，也常常反转来，决定内政各种发展的方向”。对各国国内的重大事变和社会文化的思考，因而也就构成了他观照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p173，同上） 28.如果以“人民”这个“不可捉摸的全体”作为名义，去否定个体的自由意志及其现实存在，其结果必定走向对真实意义上人民的否定。这样政治要维持下去，就必须要靠镇压和以镇压相威胁，同时也要靠欺骗来愚民。徐复观写道：“现代愚民的方法，第一是不要人民知道统治者的内情及世界各国比较完整的情况。第二是夸张歪曲一套一套的半虚伪乃至全虚伪故事。第三是对问题，对资料，不作客观性的解释。第四是在价值判断上，不能留有可资比较、选择的隙缝。因此，必然要采用彻底垄断传播机构的手段。”（p174，同上） 29.今人看古戏，总不能彻底逃脱所谓“间离效果”的影响。他一面虽好像感同身受般地进入了当时的情景，而与戏中的人物故事交融成一体，但另一方面还是做不到完全丧失主体的意识，去“想他人之所想”。在感受和思考戏里的情节时，他不可能全盘屈从古人的观念，将当今价值完全撇在一边而不予置理。因此，即使明知当时没有“汉奸”的观念，人们还是忍不住想追问：要是按了今天的标准，杨延辉够汉奸的罪名吗？ （四郎探母，p189） 30.与这种最受拘束的“受控想象”不同，历史小说的创作却与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相类似，可以拥有大得多的自由想象空间。它可以在不被“证伪”的范围里，也就是在未与现有资料相抵牾的前提下从事各种虚构。不仅如此，它也完全有权利突破上述界限，沿着未曾被实现的那些历史可能性所指示的线索去纵情幻想，为故事里主人翁的命运或者事件的结局作出很不相同于真实历史的安排。历史小说所体现的历史想象力当然也存在优劣之分。但它的标准不在于作品是否讲述了真实的历史，而在于它是否能真确地捕捉到对其所描述时代的历史感，亦即是否能从总体上逼近那个时代人类生存的自然、物质与社会环境，逼近当日人类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貌。（成败萧何，p197） 31.专制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带有一种天然的僵硬性质，是任何沟通渠道也无法完全排除的。最高统治层做出的相当一部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策，或许不应当完全从阴谋论的角度，而恰恰可以从上述僵硬的君臣关系来加以解释。（一桩错案，p239） 32.在一个连见鬼也只能见到小鬼的时代，人们毋庸惊诧“大师”与小丑竟相隔不过咫尺。一个英雄使他的时代不再平庸。因此人们オ总会有这样的愿望，要把发自衷肠的歌颂与感激，献给属于自己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英雄！（狮子吼，p253） 33.从这一点出发，在他看来，“百年盛世”的“底蕴”，“不过是‘鱼烂'的过程”。他因而断然否认把晚清中国受列强宰割的原因简单地归昝于“落后就要挨打”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至上主义训诫。他毫不含糊地声言：清朝的危机来自“经济繁荣与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落差”；清朝的失败，“不败在军事，不败在技术，败在满清专制体制的腐朽”，败在君心总与民心背道而驰，败在“恐怖政治的女儿”即蔓延到全部知识界的“政治冷淡症”。他忧心忡忡地问：专制主义统治作为一种拥有三百年有效形态的强大情性力量“它会变形吗？它会借尸还魂吗？它会超越清史而进入新的轮回吗”？（人去书在，p321） 34.全球化又是这样一种“宿命”，即使你没有多少积极主动的作为而随波逐流，你仍然会看到我们这方水土最终被“全球化”，而且它依然会保留着很多中国特性，肯定不会变成东亚的美国或者印度。但那还会是怎样一个中国呢？可能是一个由全球化的各种负面属性和中国文化中的糟粕糅合而成的丑陋而没有尊严的中国。（文化主体性，p387） 35.不是抱着要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特定目标，而基本上是信马由缰、任凭兴趣选书读书，这样的学习方式好不好呢？只要你能真看进那些书里去，那就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而还应当经常挤一点时间这样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过去只是“由着性子”读过的各种书籍，实际上大多数都会在后来所从事的研究中被派上用场。就好像当时无意中撒在水里的许多网，日后无论拉起哪一张，都会有满满的收获。由一个人的直觉导出的诸多学术兴奋点或兴趣点，虽然从表面看来可能相互孤立而缺乏联系，其实在与他的学术个性最匹配的那个特定智识结构中，往往都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感知过去，p392） 36.因此，真实的情况是，恰恰就在努尔哈赤与明朝和朝鲜有了更多接触后，才通过他们知道了金元女真人以及他们曾经创造过的辉煌历史。为了在由明、朝鲜、辽东边外女真语各部以及蒙古等势力集团构成的东北亚国际斗争环境中增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努尔哈赤立即把新获得的知识变成了一项珍贵的历史资源加以利用。为全面接续金王期的统结，他把新成立的政权称为“金”，即没有像突厥、蒙古人那样把原属统治部落的名号变成全体部众的共同族名，而是把诸申追溯为金元女真的后代。“满洲”的部名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被他的这些措施淡化了。如果努尔哈赤的上述政治文化策略没有在皇太极时被终止，那么17、18世纪的中国所见证的，也许就不是一个叫做“满洲”的民族的诞生，而是古老女真民族的复兴了。（感知过去，p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