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体裁”与“创见”——读钱穆《秦汉史》

据“序”，钱穆先生《秦汉史》为其一九三一年秋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撰讲义，一九三二年写至王莽。因专力撰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及讲通史，《秦汉史》搁置。此书即据北大油印讲义，“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以仍其内容旧贯”。《秦汉史》有另一版本为钱穆先生兼课清华所讲，“清华油印，尚在此本之后，或于此本文字有异同”。陶元珍持赠钱先生，为友人借去遗失，无可校核，为一憾事。

钱穆先生《秦汉史》虽为其早期著作，其付印也晚，而为秦汉史最知名之著作。断代史，秦汉钱穆先生当仁不让。何以此未终稿讲义终成经典，钱穆先生序中陶君所言（或钱先生借陶君之言），正点出此书特色：

“此二十年来，虽不断有关于秦汉史之著述问世，然师此稿所创见，实多并世学人所未及。且师此稿，其行文体裁，亦属别创，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

钱穆先生《秦汉史》在“行文体裁”和“创见”两方面，正是此书经典之所在，为他书所不及。

先谈“行文体裁”。

钱穆先生向来为胡傅一系认为是旧派，而何以此处言“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细读《秦汉史》多遍，钱穆先生此《秦汉史》除了绝非史料摘抄，而经过其系统整理外，实有其内在的行文逻辑在，即其所说的“行文体裁”，亦即其史观及史观下的方法论。

史观之新与旧，大与小，实不在于对于新史学、新方法之应用。有应用新史学、新方法而实际旧者小者。钱穆先生借司马迁《史记·六国表序》有所批评：“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钱穆先生《秦汉史》于文字事实之外，能观古今，而“明治道隆替世变往复之所以焉”。此为其结果，亦为其史观及治史特色。也是钱穆作为通史大家，为他人所不及之处。

而此书虽略去许多重要节目，也未结合最新考古成果，而其行文逻辑自在，环环相扣，重重推演，以名古今之变。和其通史失之于简略，专使失之于繁复（亦通史专史必然之特色），此书则于社会情态、经济、学术思想、政治、武功等不失于一端，察其变化，彼此发明，以见时代趋势及一代之特征。以社会情态及经济见社会之变化，以社会之变化观学术思想之演变，以学术思想之演变明政治武功之根基，政治武功又复影响社会民生、经济及学术思想。此一逻辑正是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之关系。

而其中之核心，犹在于学术思想。学术思想为社会经济之反映，而复作为思想根基，又以政治形式作用于社会经济。此是钱穆着重点，亦是钱穆特色。而此时钱穆对于学术思想之关注，以考据为基础而察其演变，更具史学家的客观眼光。而不是后来之为故国招魂，成为思想家了。

而其著述，于通行史书之中，以其炬眼，择其扼要，以名古今之变。几无一字多余。所用材料，以历史之事实，察其始终，而不计较于一二细行及人物之奸贤。于史观之，影响史者，实为具体之行为，而非人物之品性。谈及王莽结尾提到：“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身后一人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和现今不少史学家以一人之评骘为史学的批评，高下立判。

复谈其“创见”。其创见，亦实和其史观有关。

如其对秦皇汉武之评价。传统史学一般非秦皇而誉汉武，钱穆于史观之，以为不当。如其废封建而设郡县，“秦之群臣，有昧于时变，而欲恢复古代封建之旧制者。始皇李斯，则循时势之推迁，因现状而为政，特未狥当时群臣复古之议耳”。“故自秦之亡，而上古封建之残局全破。自汉之兴，而平民为天子，社会阶级之观念全变。此诚中国历史上一绝大变局也。秦皇汉祖，均为历史大潮流所驱策，其兴亡久暂之间，当局者不自知。后世论者，徒据一二小节，专于指对私人下评断，则亦断断乎其无当矣。”“故汉初高惠文景之治，乃真所以代表社会下层一种简约恭谨之平民，诚有以易夫古者贵族世袭之传统。而武帝则代表平民社会中一种骄奢纵肆之资产阶级，遂以渐成以后之新统也。由此言之，汉武虽雄才大略，亦自飘转于时代潮流之鼓荡中，而有其所不自知。凡其措施之为功为罪，胥可本是而观也。”

如其对于西汉博士之设，以辨析汉武独尊儒术，以及学术之变。谈及文景两朝博士言道：“惟其时博士既不限于儒生，则诸博士之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不得专以文景不好儒说之。……然其学风则大抵可论，治黄老则主清净无为，治申商则务循名且实。”文景时博士以黄老申商为主，而儒术既潜伏于内，又有王国发起，两方合流，至武帝置五经博士，而儒术独盛。“故自武帝建元五年之后，博士官之性质，乃与前迥异。前之博士章通五经，而后之博士，则掌通五经。此其异也。”而五经和儒术，有关联亦有差异。“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可，谓其尊儒术，似亦尽未然。特六艺多传于儒者，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

而其卓见并不仅于此。随写如上，以见其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