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规范与偏离

窃以为，曹禺当是恨了《雷雨》的做法，造出来的戏剧性已无法教他快慰了，他生了强烈的愿望，做一部如同舞台剧一样精彩，又如同生活一般平淡的戏。固《日出》是一次尝试，可以想见，曹禺自觉地想偏离在先做戏的规范，又不自觉地据于规范偏离。

《日出》的世界里，道德变得很坏了，资本的好处据于人的脑袋，教心肠变得漆黑，似乎为了钱银，人心是值得改易的。陈白露便是一个典型。蹚浑水的人，素来不敢步至最深处，又念着过往的好，又贪着眼跟前的利，欲抽身则发觉，胆气早被磨灭了，浑身使不出一点气力。方达生，你可以说他是个刻板人，还守着不切实际的思想。但他又属于理想，是曹禺做的寄托——世上，不论时势如何了，总该有几个蠢人，他们有精纯的心，不为任何引诱所动。与方达生全然相反的，是潘月亭——他吃着手下的肉，又喝着他们的血，吸干他们的价值，饱了私囊，最末恶狠狠地将他们赶跑。李石清呢？他顶可怜，以为攀着经历的腿，做着猪狗不如的事，弃了老婆孩子，会有一个未来。其余的人，成夜地在那里闹，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喝了几口洋墨水的张乔治，从不露面的八爷，顶可怜的小东西……

曹禺仍旧没有跳脱出规范，做戏要做一对矛盾，且仅此一对。如李石清与潘月亭、小东西和金八，似乎没有一处实在矛盾，不大方便写戏了。然陈白露又与谁有“矛盾”？这是曹禺偏离的成果，她过得也不差，有吃有住有喝有穿，她串起了场面上的所有人物，以及彼此的关联。

她与自己意见不和。第一幕中，她望见雪花，露了心里小女孩的模样，仿佛雪景，教她忘了心里所有不愉快；方达生喊她竹均，她的表情，定是如此哀徐；她去了大地方，开了眼，改了旧模样，连魂魄都变卖了。她晓得，过去就是过不回去了，未来当是还未来的，当今呢？陈白露企立的位置，要高过其余人。她犯过错，觉醒了。但代价之大，令她无法承受。她怀念方达生，怀念自己还是竹均的日子。坏环境污染了她，对着方达生，她自觉地轻佻起来，这位初恋，绝似舞场的红男绿女，他们的情感，是拿金钱做标准来衡量。

这是曹禺成功的一次偏离。为何，我坚持他是据于规范的偏离呢？第一幕，陈白露与潘月亭有段戏，为着替小东西解围。面对八爷的布围，陈白露与潘月亭的谈话，字句都是舞台外部动作，说的是明面话。又如同方达生与陈白露谈论结婚，同样是“明天就走了”，此处出现，倒是给人《雷雨》的压迫感，似乎是在威胁着什么——因为走与不走，带给角色实际的好处，是他们渴望的东西。换做《北京人》的曾文清，不论走或不走，没有旁的人逼迫他。走，是曾文清的选择；不走，也是。这便瞧出曹禺技法的幻化了，在《日出》，曹禺的技艺反倒有几味憨了。

该戏的第三幕，被议的次数最多。有人道，觉出这一幕多余了。有人排演，建议曹禺删去这一幕。曹禺当是拒了，道理，却从没敞开地讲过。私以为，这是曹禺最显眼的一次偏离。

第三幕，乍看之初，以为和全剧联系不大。既没有陈白露的串联，又跟前头的情节关系很松。我愿以为，这一幕写得最为圆熟。顾八奶奶领着人，来逛窑子了。翠西，死活是不从的。翠西的不从，换得来出路吗？答案是残忍的，因为不会。从剧作法讲，这一处的冲突，已经化入了心境，是对尊严的保护。这与先前几幕的要紧场景，大不同。从角色讲，曹禺着墨写了这么一段，自有他用意——这便与立意有关了。该剧最大的主角，不该是陈白露，更不该是其余人，是时代。曹禺做第三幕，是揭开时代顶黑暗的角落，教世人瞧瞧，一切坏得不成模样了，荒唐得不成样子了！人待人，怎么可以这么残忍。人，怎么失了人的模样。

胡四要小东西，泄欲当不是首要目的。他结交了一众权贵，再落魄，都不至于到此地寻欢。他作的乐子是甚么？他透过压迫，获悉了乐趣。他为着攀贵，变卖了男性的特质——胡四登场前，娘娘腔的声音，总比角色走得要快些。倘若说，黄省三、李石清、潘月亭间产生的压迫，是明面的，是资本促成的。胡四对小东西，则更甚，藏得更深。他的心肠变扭曲了，因为他要资本的好，最末，被资本扭曲了。翠喜是老妓女了，仍顶着老脸皮接客，寻根由，是资本教社会更坏了，穷人更吃不上饭了。他们间，没有银行襄理与员工之间，真金白银的资本交易。促成该幕角色悲剧的根由，是资本侵蚀了时代，时代坏了人心。

读罢这一幕，我预先猜准了小东西的结局。这不重要了。曹禺的笔法，显了胡四发狂的样子。曹禺的偏离，在他试图将矛盾化入内里；曹禺的规范，在于仍旧写极端的情感（《原野》也是如此）。

在今的时代，《日出》不能教观众陌生了。贫富的距离，愈发大了。陈白露从不是孤立的，今的社会，有千千万万的陈百露。做工的我们，混得好些的，便是一副李石清的模样；混得次些的，便是一副黄省三的模样。而坐在上头的，倘是不姓潘，都如出一辙，一副潘月亭的模样。

这时代，独独缺的，是方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