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与卓识——读吕思勉《秦汉史》

吕思勉为钱穆老师，此书本应当放在第一本谈及。但此书写于三十四年代，一九四七年三月由开明出版社出版，故放在第三本谈及。还有一个原因是本书实在厚重 ，史事多摘引史书，前后左右论及以求其实，再有夹注及札录做进一步证明探讨及引申，颇不易读。但此点也是吕思勉断代史和通史不同之处，也是其断代史精彩之处。

吕思勉史学的特点在于博通。这个博通不仅仅在于其著述涉及历史、地理、民族、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文学等多方面，就历史而言也涵盖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史学方法、史学劄记等诸多方面，更在于其史学著作能融诸多领域诸多方面为一体，对于历史之变迁，史事之发展有通盘之认识，对于一事之发生也多有自己的见解。历史之见解，一代之见解，一事之见解，用综合的眼光放在整个历史中去看，所得乃多。

吕思勉史学基于传统史书，一般人也把其归类为传统史学代表，但从其史学著作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吕思勉先生也在积极的吸收西方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思想方法为己用。虽然吕思勉先生功底还是史书，但新思想对于其博通似乎也有不少作用。如《秦汉史》总论中对于社会组织、党类（Class，不知其所指为阶级或团体，或兼而有之）、资本等理论的阐述，其对经济工商的关注，都有此影响。

而本书之结构思路在绪论中有所揭示。本人的开头，即揭示社会组织之重要。“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而言，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由后之说，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秦汉之内政，即封建与资本之斗争。而民族关系，两汉魏晋之间，也是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吕思勉《秦汉史》即以社会组织理论为潜伏线，以内政外交为结构展开时代之阐述。

而这种思路，其实我们也可以在钱穆《秦汉史》中看到。只是钱穆秦汉史社会组织及内政外交以思想学术为基础，其结构也不如此书之明显。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社会组织在其中的明显痕迹。同时，基于社会组织对于历史的观察，其对秦皇汉武以及王莽的评价，尤其是认为汉武过大于功、王莽是改革家等等说法如出一辙。是吕思勉为钱穆老师是表述过此观点为钱穆吸收，还是两人所见略同，也就不得而知了。

此书之创见，编者前言中提及吕思勉自谓：《秦汉史》在叙“西汉人之主张变革，直到新莽；及汉武帝之独尊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点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汉武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名、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现就上面范围及范围以外看到的一些创见谈谈。

其一谈关于汉初吕氏用权。

吕思勉在“汉初功臣外戚相诛”一节开头即云：“内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汉初之治法也。知此，则可以言吕氏之事”。后世史家谈及汉代外戚，一般很少溯及吕氏，以为高祖得天下，吕氏出力甚多，理应如此，而不认为此为时势之必然，高祖之安排。所以，对于汉初功臣之诛，也以为是吕后之意或功臣之反，而不认为是高祖之意。对于历史之解读本有多种，而以秦末之乱及楚汉相争、汉初功臣列侯之势力恐不确。以高祖识人用人及对时势之判断，在内不得不用吕氏。唯吕后可制功臣。吕思勉先生明言“高祖剪除功臣”可能更符合事实。至于吕后封诸吕，也是巩固势力 ，而非取而代之。“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剪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何至是乎？”也可见史书吕氏记述多不可信。

其二谈儒术之兴之真相。

儒术盛行始于武帝人人能言之，而“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然儒术因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其事始于建元元年之举贤良：“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请皆罢，奏可。此与后来之立五经博士，为置弟子，同其功。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法制度，定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耳。至汉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

由此可见，吕思勉以为儒术之兴，还在于其法制度、定教化之特性。其他诸子都不具备此一特性。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希有所治也，则儒术必兴（虽然儒术之兴五经博士前之发展有所阐述而不充分，史料缺乏故，钱穆著作此方面也略有所补足。观其阐述，吕钱对于儒家思想的看法也有一脉相承之处）。武帝恰风云际会而已。非一人一言之功。

吕思勉《秦汉史》，其史识如此，而其对于史料之辨析，史事之认识，以历史社会政治眼光观之，也见卓识。其观点有正统处，也有正统之外，观其分析，服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