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与谁对话

在与奥斯瓦尔多·费拉里的对话中，博尔赫斯继续推进着他的创作。毫无疑问的是，博尔赫斯并不总是在与费拉里对话，有时候我们发现话题拐了弯，然后又在费拉里的要求下回转来。博尔赫斯乐于回忆祖父的事迹、追踪词源、发散思维，但费拉里显然还记得事先拟定好的题目呢。这迫使我们追问，对话在这里发生了吗？

费拉里（1948-）看起来并未见过阿尔丰索·雷耶斯（-1959）、卢贡内斯（-1938）或者P.H.乌雷尼亚（-1946），自然对此无话可说。【侦探小说】也很突出，在这一篇里费拉里仅仅一次介入了话题，首先指出切斯特顿对侦探小说的爱好是因其偏史诗，接着表示这可能来自于一种幻想文学与现实文学之间的平衡。作为对比，博尔赫斯在同一篇中则说明了“所有类别都是好的”、“侦探小说的一个主要题目是两个古怪人物之间的友谊”、“推理答案”、“切斯特顿的独特风格”以及“词语的力量”等5个方面这5个方面都可以置于“侦探小说”题下，所以全篇读起来仍然流畅连贯。在【两次日本之行】那里亦然。

费拉里在【论亨利·詹姆斯】中展现出了固执的一面。博尔赫斯否定掉文学史标准（特别是两个世纪间的过渡这么玄乎的东西），费拉里则转向地理并引出了一段精彩的评论。费拉里想要强调亨利·詹姆斯作为英国人与作为美国人的差别，或者说在欧洲主义和美国主义之间的挣扎——而提出了“暧昧性”，这边有一点，那边也有一点而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边。而博尔赫斯完全没有在这个层面上思考，他所指向的是“多样性”，在詹姆斯文本中发现的语言微妙之处。费拉里纠结于英国性和美国性的尴尬缠绕之中，无奈的博尔赫斯只好现学现卖——运用起暧昧性来——既是文学上的丰富多样，也是民族性上的丰富多样，这就是亨利·詹姆斯。

这样看来，与其说费拉里是这场对话的对谈方，不如说他是对话的主持人。

对话的另一方，首先是欧洲。一个美洲人问自己，我是谁？这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在于他是用什么语言来问自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疑问是欧洲语言。身不在欧洲的欧洲人，便是被放逐的欧洲人。东方的概念是莫名其妙的。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东方和西方同根同源，而东亚、南亚却截然不同。只有在现代化的日本、反哺西方的日本那里才能找得到世界主义的现实。不过，就文学来说则未必如此。

这脱离不了另一个对话者——它的名字包括但不限于原型、缪斯、灵体、无意识、大记忆。这当然很柏拉图主义。不过，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词全都一样。原型、缪斯、灵体的来源是通灵体验的神秘；无意识则是生物在漫长的时间中积聚的自动化流程；至于大记忆，无疑是社会的、民族的，却很难说是全人类的。它们看起来彼此相似，偶尔还有人用其中的一个来解释另一个。对博尔赫斯来说，文学不过是一场变体的盛宴，那是从原型中伸出的繁盛枝节。正因如此，博尔赫斯不需要文学史，也不认为文学是历史的、或者政治的——在永恒轮回的复归之下，无限的原型展露的微渺从未增加或者减损。

尽管博尔赫斯不需要文学史，他还是需要记忆。这是第三个对话者，一个自我和第二自我。“宇宙是一本书，我们被迫要无尽无休地阅读与书写……我们不仅在书写（行动）与阅读（认识），而且我们就是这文本里的字母”。老虎跳出来了！而我们又身在其中。在书写的白纸黑字里，将来不可挽回；而在阅读的神秘之境中，过去却受记忆的支配。可是谁又能说的定，被改变的过去就不会挽回将来呢？

让我们回到对话吧。“苏格拉底在向每一个人说话时”所做到的，就是通过参与对话而发明了人民的概念。人们意见不一而彬彬有礼，不必互相杀害。可是假若人们语言不通、礼仪不同而意见不一，要如何才能不致互相杀害呢？我们迄今为止只看到了一种成功形式——全球资本市场。这是多么令人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