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乡>阅读史》读书笔记：不变的文本与流动的阅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民族（nation）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她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位成员心中。”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构成这种想象起因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之间充满偶然而具爆炸性的相互作用。

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与印刷术间的相互作用是构成民族的重要一环。那么出版和印刷品是如何影响民族形成的？出版如何使读者产生连结？出版资本注意如何赋予语言新的固定性？怀着这些问题，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以鲁迅的《故乡》为例，试图解开共同体想象的核心。

同时，藤井省三是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多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其说他利用鲁迅《故乡》作为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钥匙，不如说他研究的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和鲁迅《故乡》的阅读史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故乡》看似是不变的文本，然而民族对这个固定文本的解释却在不断流动；“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也可以在甫一出现就成为经典的《故乡》那里寻找一个答案。

《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这本书讲述了中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鲁迅《故乡》被阅读的情况，时间止于1995年。作者选择分析这篇小说的原因是，《故乡》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表在《新青年》上以来，被收入单行本，多次被收入课本，曾被以多种观点解释，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作者认为，“在此意义上，可以将《故乡》称作不断被改写、不断更新的文本。”另一方面，鲁迅在1921年创作《故乡》时，他正是“一位在文学领域承担创造‘想象的共同体’任务的知识分子”。

知识阶级的《故乡》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在北京和上海，大学生数量不断增长，五四运动后，主要以学生为读者的《新青年》创刊，胡适在上面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使用白话文。在北京，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授们居住的地方是四合院或会馆，他们大多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或同乡住在一起。作者将这时的北京知识阶层“以大家庭或者地缘、血缘关系连接的共同体”称为“四合院共同体”，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故乡》，最初的读者就是四合院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大多来自外地，于是他们阅读小说时自我代入的角色是“我”。

最早的评论出现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当时的编辑沈雁冰用笔名“郎损”盛赞了《故乡》，认为其“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1923年，收录了《故乡》的单行本《呐喊》于新潮社出版，然后转到北新书局出版。随着书店网在全国的扩大，可以想见《呐喊》在全国的阅读与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根据作者的统计，到1937年，不算盗版，这本书的累积印书达到九万八千五百册，已经算是当时的畅销书。

教科书中的《故乡》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和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都收录了《故乡》，作者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教科书制度的演变，教科书的发展推行了白话，统一了汉字读音等。教科书中的《故乡》注释从无到有。在这个时期，由于读者群进一步扩大，对这部小说有了两种阅读方式，一种是把它当作表达知识阶级与农民之间隔膜的“事实的文学”，另一种是把它当成表达知识分子不安与绝望的“情感的文学”。

作者认为，“民国时期二十八年间《故乡》被阅读的历史，就是五四时期确立的知识阶级的国民国家意识形态转换为以共产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之工具、改变机能与性质的历史”。然而，“促成这种变化的，却又恰恰是知识阶级自身”。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故乡》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举办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文科正式改为语文科，与此同时改变的还有编辑语文教科书的任务，即“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显得更重要”。在这样的语文教科书编写指导思想下，圣人鲁迅的《故乡》在毛泽东时代的每一版教科书中几乎都有收录。

在这个时期，杨二嫂的形象颇受争议。在最初的解读中，无论是茅盾还是叶圣陶都将杨二嫂划为与闰土一样的被统治阶级；而1949年前后的评论中，出现将杨二嫂划归小市民阶级的评论，出现将杨二嫂看作被压迫阶级的观点，对于后者，作者的解释是“旧知识阶层的大部分是市民阶层出身，与杨二嫂属于同一阶级”。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小市民阶级仍被视为“非革命集团”，必须加以排除，因此杨二嫂才是“我”家碗碟的小偷的猜测也出现了。

文革时期，尽管鲁迅的作品相比于其他作家作品更能被政府接受，但《故乡》是个例外。作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因此，展示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阶级的‘我’与农民阶级出身的闰土以及常常被归入小市民阶级的杨二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的《故乡》，是一篇解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教材”。

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乡》

文革后的1978年，全国通用教材重新收录了被放逐的《故乡》，教育界对《故乡》的讨论也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了转变。改革开放后，由于大量个体户和都市白领的出现，客观上除了市民阶级，于是这个时期的讨论认为“杨二嫂毕竟是劳动人民”，试图为杨二嫂恢复名誉，当然依然有不同观点的存在。

这本书成书后的十几年间，中国社会依然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故乡》的解读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最初，它被当成知识阶级的故事，随后被当成农民和阶级斗争的故事，改革开放后，又重新被当成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故事，回归了民国时期的阅读方式，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个故事不再被当作是“旧中国破产的故事，而是作为共和国遭受挫折的故事来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