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一个合格的“莫高窟的守护人”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是语言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于1986年3月在《红旗》杂志上在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中写下的一句话。敦煌的地位由此可见。而莫高窟之于敦煌，无异于这个文化中心上的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是，作为四大文明汇流的中心，敦煌也是一个既顽强又脆弱的文化中心，而莫高窟也曾经经历过令人无限喟叹的风雨飘摇——作家余秋雨在他的《莫高窟》《道士塔》等文中曾经讲述了这一切。

对王道士究竟应该作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显然，这是有争议的。余秋雨对王道士充满了愤恨和谴责：“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但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却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王道士已经属于过去，他做了他能做的。王道士之后，还有常书鸿、段文杰；当然，也有今天《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主角——樊锦诗。

她是家中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她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因为对敦煌、对莫高窟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爱，把五十七个春夏秋冬奉献给了莫高窟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的一生，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数出几个十年，却未必能把一个五十七年奉献出来！但樊锦诗做到了。这个出生时才六个半月的早产儿，自幼体弱多病，却把人生的大好年华留在了敦煌。所以，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的确实至名归。

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自己的人生、与敦煌的不解之缘，这就是《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以贯之的基调。这里面，没有自诩，没有夸张，有的只是当时当事，有的只是对敦煌、莫高窟的热爱，有的只是对家庭的亏欠。樊锦诗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只是尽到了一个“莫高窟的守护人”的本分——她说：“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够安下来。”

但读者显然不可能只读到这些。不需要足够留心与细心，从樊锦诗的自述中，就能够“看见”这位与敦煌、莫高窟已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的传奇女性，她的志业与爱情、她的困境与坚守；当然还有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之美，以及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保事业的艰辛历程……

樊锦诗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别人用这样的句式，更多的是一种自嘲、无奈；于樊锦诗却是一种写实。为了守护好莫高窟，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对家庭、孩子甚至是自己都有无限愧疚，却唯独没有怠慢过莫高窟。CCTV《朗读者》节目称赞她：“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在若干年以后再回过头来，或许还会有不尽善尽美之处；但对于樊锦诗，一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评价。她做得不仅仅是很好，简直不能够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