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在敦煌的半世纪文化“苦旅”
在《悟空传》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对白：
“大圣，去那是想要干什么？”“踏破南天门，打碎凌霄宝殿”“要是你一去不回……”“就一去不回！”
大概没有几个人，有这种穷尽一生去做一件事情的决绝，一去不回就一去不回，这需要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勇气？
然后就有那么一个人，一个在堪称苦寒之地的敦煌守护了一辈子的人，一个将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那个漫漫黄沙之中的人，从青春岁月，到华发尽染，“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将对敦煌的满腔热爱和执念，变成了她一生为之奋斗和付出的事业。
有人也曾问过她：“可有心酸不平？”
她的回答永远是：“无怨无悔。”
多年来，有很多人想为樊锦诗写一部传记，却总是被她婉拒，而1984年1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更是一度让她当做是个沉重的负担。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樊锦诗依然坚守着这块人类文化的瑰宝，如今的她，虽然已经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却依然低调得不愿接受各种采访，一心扑在敦煌学的研究与发展之上。
对于媒体的采访和报道，樊锦诗总是谦卑地说：“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人，没什么可写的，你们还是多写写莫高窟，多写写敦煌。”
大概是天意使然，在2014年，北京大学的顾春芳教授来莫高窟考察之时，和樊锦诗一见如故。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戏剧学的教学和研究的顾教授提出访谈的想法，面对这位值得信赖的忘年之交的深切请求，樊锦诗先生终于欣然接受。
于是，这部由樊锦诗先生口述、北大才女顾春芳执笔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才得以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且，这是有关樊锦诗先生唯一的自传，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读到一个真实的樊锦诗，一个将青春与热爱无悔地给予了莫高窟的“敦煌女儿”。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不久前，有42荣获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就有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她被授予了“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
其实，这位满头华发的81岁老人，她曾经是一位江南闺秀，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樊锦诗是备受从爱的，还未离家时，并不曾受过什么苦，她虽生于北平，却从小在上海长大，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年少的樊锦诗生长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之中。
樊锦诗的父亲樊际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一位工程师，对于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小小的樊锦诗也成了一位“艺术爱好者”，而且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经常流连于博物馆和美术馆。
后来，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并且在毕业后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初初来到敦煌的樊锦诗，被那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和“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壁画所深深地震撼了。
那是樊锦诗并未曾想过，这里将是她坚守一声的那块净土。
樊锦诗曾坦言：“我其实也想过离开。”
没错，说起自己的选择，樊锦诗虽无怨无悔，但回首那段随着风沙被渐渐掩埋的旧时光，樊锦诗并没有否认自己曾经想要“逃离”的那个念头。
敦煌莫高窟已经走过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也在这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被日复一日的风沙侵蚀了漫长的时光，而漫天黄沙弥漫之中，不仅仅有从千百年前走来的莫高窟，还有那日夜坚守着这荒野大漠的“守窟人”。
黄沙之中，大漠之内的敦煌，生活条件是一场艰苦的，艺术的熏陶也无法掩盖现实的残酷，那时的樊锦诗在敦煌住土房泥屋，没水没电，更不用说卫生设施。
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让从小一直体弱多病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了实习生涯，那时的她产生了“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的想法。
然而大概就像樊锦诗自己所说的那样，次生命定，她就是这莫高窟的守护人。
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向北大要人，樊锦诗的名字赫然在列。对此，父亲不是没有顾虑的，甚至曾经给学校写过一封“求情信”，却被樊锦诗给扣下了，因为，虽然那时的樊锦诗也曾想过再也不要回到这里，心里却有一个执着的念头：“自己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时怎能反悔？”
就是这样的念头，让樊锦诗用往后时光来坚守了承诺。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百年前藏经洞文书的失意流散，到如今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蔚然成林，敦煌学研究和莫高窟文保之路实在不易，在寂寥荒凉的荒漠之中得到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的艰辛更是可想而知。
在六十岁高龄接手了敦煌研究院，然而，樊锦诗刚一上任就面临文物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她积极地寻求国际国内的合作，以先进技术和理念保护着石窟遗产。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
被季羡林先生赞为“功德无量”的樊锦诗却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那么好的老彭也来到了莫高窟
樊锦诗为敦煌莫高窟奉献的又何止她美好的青春、一生的时光，更有她的家庭，她常常说对不起爱人和孩子，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这份坚守，他们付出了太多，自己也欠了他们太多。
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敦煌，在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中，也是建功卓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家说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顺便做了‘敦煌的女婿’。”。然而一开始，被樊锦诗亲昵地唤作“老彭”的他，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份事业的。
老彭是著名考古学者，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他和樊锦诗在北大时时同班同学，两个人相识于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
从小在河北农村长大的老彭，朴实而真诚，对樊锦诗也关爱有加，格外照顾。两个人之间虽然并没有说过像“我爱你”这样的甜言蜜语，却因为一句“我等你”而彼此坚守。
大学毕业分配之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而樊锦诗去了敦煌。分别的时候，樊锦诗告诉老彭：“很快，也就三四年。”
老彭说：“我等你。”
可谁又曾想到，这一等就是十九年。
还好，在这期间，他们一直通信，老彭也会主动来敦煌看望樊锦诗，然而两个人的却都默契地不敢谈论未来，相距万里，两地分离，现实的残酷与爱情的美好让他们多了一份顾忌和压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樊锦诗嫁给了老彭，没有浪漫婚礼，没有海誓山盟，甚至都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樊锦诗就这样嫁给了老彭。
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宿舍成了他们的临时新房，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老彭准备了结婚要用的新床单、新被子，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他们《毛主席语录》、杯子什么的当做结婚礼物，就这样，两个人成为了夫妻，也用往后的岁月，印证了什么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婚后的樊锦诗依然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老彭也依然留在武汉大学，可是随着孩子的出生，很多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事情。两人的大儿子自小跟着老彭，可是老彭还有自己的工作，他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又当爹又当妈。
每次出差的时候，老彭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老大从这个同事这里辗转到了那个同事那里，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
到了老二的出生，则更是艰难。一路辗转让年幼的孩子因为感冒而引发了眼中的哮喘，险些丢了性命。老二自小是老彭的姐姐带着的，樊锦诗甚至有两三年不曾见过孩子，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不认识。
两个人都知道，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一家四口长期不能团聚，这家，哪里还像个家呢？可是，当时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这让夫妻二人争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如此，两个人却谁都不曾为此红过脸。
最后，老彭为了樊锦诗而做出了牺牲，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放弃了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而调来了敦煌，他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樊锦诗对此一直满怀感激，她曾说：“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从实体敦煌到数字敦煌，是她57年的使命与担当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当时，敦煌迎来了旅游热潮，莫高窟当年的参观人数突破20万的纪录。
虽然敦煌洞窟里的这些世界瑰宝可以因此被更多人看到和喜爱，可是这却让樊锦诗焦虑不已，因为这些壁画实在年代久远，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然而大量游客的到来，必然会影响洞内的温度、温度等环境指标，对于由泥土、木头、麦草等脆弱材料制成的彩塑和壁画也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对于游客的健康也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就算不考虑这些因素，洞窟本身在岁月和风沙的洗礼之下也在不断地老化。敦煌莫高窟正处在地震带上，在常年风沙的侵蚀之下，一旦有大的震动，连画都会掉下去，而且，有的地方水会渗到缝隙之中，壁画的内层渗水后就会起皮翘起，出现酥碱病害，稍不留神，一大片壁画就会掉下来。
这一切都让樊锦诗焦虑不安，她心痛且伤感地说：“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然而当樊锦诗接触到电脑和数字技术时，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这让她兴奋不已——莫高窟有救了！
从那时开始，樊锦诗全力推动这个项目的开展，她要为莫高窟的壁画、彩塑等每一件艺术品建立数字档案， 终于，在2008年莫高窟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全面启动，在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敦煌文物实现了“青春永驻”，这不仅让我们珍贵的文化瑰宝得到了延续，还大大缩短了游客在洞窟中停留的时间，减少了对文物的伤害。
“数字敦煌”还有全景漫游功能，轻移鼠标，镜头就会随之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可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
彼时，樊锦诗已经78岁。
择一事终一生。
樊锦诗身体力行地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用一生去坚守自己的事业，樊锦诗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敦煌本纪》的作者叶舟曾这样说道：一个樊锦诗，半部敦煌史。
这样的樊锦诗，不仅是“敦煌的女儿”，更是这个和平年代的伟大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