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学杜月笙，也不学习毛？
（上篇书评发布于2017年年底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869821/，两年来被众多读者浏览点评，深感荣幸，这篇评论也写于2017年，首发在我的公众号上，今日也贴到豆瓣来与诸君交流）
我身边有许多朋友喜欢阅读一些民国枭雄的传记，比如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等。不得不承认，在群雄割据、战火纷飞的年代，所有能够在历史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无不具有清晰的思维、过人的眼光，无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通过阅读他们，了解那段历史，学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自然是好的。
不过，相比那些“神秘”的军阀，中共党史好像始终没有引起大众的特别关注。我们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书籍或文章爆红：做人要学杜月笙，但却很少有人说“做人要学‘刘邓朱毛’”。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关于这个党派的一切都太过主旋律，如果作为谈资，一点都不酷，也难以彰显个性；另一方面，枭雄传记的文风及故事总归带有一点黑暗的色彩，这既符合大多数读者猎奇的心理，也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隐隐不满。
抛开兴趣、学术等目的，不少人选书、读书，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因此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作为胜利者的中共，被许多人避而不谈，即使谈起，也都是些边角料的野史或是难以证伪的阴谋论。反倒是那些晚景凄凉的军阀被不少读者当作头号榜样去琢磨，追随。思来想去，这也许是因为每个人身上天生就具有反抗权威、独辟蹊径的天性吧。
同不少人一样，我对中共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我是教科书塑造的；
第二阶段的我是各种关于历史的阴谋论、负面案例塑造的；
第三阶段的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主见。不过，这篇文章里，我们不谈论政治，只熬熬鸡汤，讲点“成功学”。
我曾看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学点创业的东西，与其阅读《乔布斯传》，不如去读《毛泽东选集》。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创业，创立苹果与创立新中国的难度是天壤之别。
我们在中共的党史里，在那些开国领袖的文选里，既可以看到组织架构建设，也可以看到精神文明建设；既能感受到坚持原则、又能感受到灵活斗争；既能看到颓丧消磨了斗志，也能看到力挽狂澜于既倒。在我看来，28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创业史，比任何所谓名人传记都更有力量，因为这种创业的成本及风险完全是商业社会难以企及的，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是所谓商界精英难以比拟的。但是，若仅是如此，世界历史上根本不乏政权交替，王朝更迭的传奇演义，那中共党史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不少朋友还是比较了解民国时期的那些军阀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纵横捭阖，割据一方，其实都是相当有智慧的人物。然而，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没有，他们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枭雄的模式。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像他们那样的人，其实一抓一大把。但同期的共产党人，却在突破传统，从军事到经济、从组织到思想，不断探寻着更高级的政权组织形式。
郑永年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话：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简单地说，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经历了两次最有意义的革命，即秦始皇帝的革命和毛泽东的革命，这两场革命产生了两种既互相关联、具有连续性，但又很不相同的政权形式，即传统皇权体制和现代党权体制。
可以这样理解，2000年封建社会的王朝更迭，从历史的彼岸来看，不过是一次次江山改姓的仪式，远远谈不上是革命。因为中国的历代王朝，从官制到思想，从经济结构到军事体制，其实是始终换汤不换药的，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辛亥革命，而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我们才有了全新的稳固的政权形式。
既然说起中共的“新”，那么它到底新在何处呢？发生在1927年的“三湾改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较大的村庄。
当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未能牢牢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
为了巩固这支新生军队，适应艰苦的斗争环境，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三湾改编归纳起来做了三件大事：
（1）改编部队，压缩编制，师改团
（2）实行三大民主和士兵委员会制度。三大民主即政治、经济、军事民主。
（3）支部建在连上。
我们先分析第一点。历史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对这支军队而言，缩小建制以凝聚人心、便于指挥，这是它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若不缩编以重整军队，全军覆没完全可能是这支军队的下一个选项，而我们的毛爷爷很可能没来得及放光发热就会黯然消逝。但是，缩编的需求虽然在当时最为迫切，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力其实是最小的。
第二点的关键词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因为要使士兵有主人翁意识。我们常常说要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怎么激发？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民主。因此，在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下，红军里的军阀作风（如长官殴打士兵）逐渐转变为官兵平等的良好风气。
可以说，三大民主带来了主人翁意识，党的政治工作又为士兵解决了“为谁打仗”的问题。可以想象，当一个组织内，所有的成员都理顺了思想，搞清了方向，他们也就自动地从一盘散沙合成坚硬的混凝土了。
不过，士兵委员会终归权力有限，三大民主也是有限的民主，这就有效遏制了军队的极端民主化。在军队之内，军事首长是需要威信的，如果战士们只知道民主，却不知道服从，军队就必然要打败仗。兵家常言：练兵就是练服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侈谈民主。
我们常说政通人和，民主为我们带来了“人和”，调动起了成员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而“支部建在连上”则打通了“政通”这一环节。
关于第三点“支部建在连上”，我在初次接触时，觉得它非常鸡肋，此外，受一些电视剧的影响，我对政治工作曾抱有一些偏见。在当时那个条件下，追兵在屁股后面穷追猛赶，整这个有什么用？多任命几个指导员就能加强战斗力？
可积累了一点知识后，我才发现：“支部建在连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虽然只有简短六个字，却成为了新式军队和旧式军队的一道鲜明的分水岭。
三湾改编之前，党的组织最低建立在团一级。一个团有上千人，可以想像，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士兵与党组织之间是有距离的：党有政策，无法及时下达，士兵有疑问，不能及时上传。如果一个组织内部做不到上传下达，那么顶层设计完成的再好，又如何能够强有力地实行下去？
这样的结构，在军队乘势而进的时候，还看不出什么劣势，可军队一旦打了败仗，薄弱的党组织根本组织不起像模像样的思想动员工作。都说兵败如山倒，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基层部队的共产党员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也难以阻止普通士兵的溃散。
除了保障士气，基层党组织还有什么作用？
都说，党指挥枪才是人民军队，枪指挥党，那就是军阀。那么如何让“党指挥枪”？练嘴皮子没用，一味的思想教育没用，还得靠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制度保障：支部建在连上。
为什么支部要建在连上？首先，因为连是军事行动的基本单位，也是营团一级党委到普通士兵间的中间组织。在顶层与基层间加入中层组织，对贯彻顶层设计、顶层意志，是十分有利的。
而党对军队的控制措施还不止如此，后期的古田会议以及长征期间，我们又在制度上进行了多次革新。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别：国军叛逃，常常是整师整军的跑，而张国焘作为原来手握重兵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在叛变时，连一个班的兵力都带不走，后者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其实，如果一支军队不经合法程序，就可以随时被某个人“玩弄”于股掌间，哪怕此人人格再高尚、能力再过人，也无法冲淡一个实质：这支军队是某个人的御林军，它的服务对象不是主义，而是主子。
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话比如党指挥枪、比如统一战线，会觉得有些空，但它的战略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只不过想要实现这些愿景，相当有难度，也非常需要耐心。这时，我们应当反思自己，如果觉得一样事物假大空，那么究竟是它真的假大空呢？还是我们大脑太空虚，缺乏素材和方法把这些事物充实起来呢？
在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收编了许多支部队，不少地方的共产党员开始按照这种模式开辟根据地、建设新式军队。在这些军队里，毛泽东的力量并不是最强大的，然而依附他的人却非常多，这实际上是通过改革军队体制增强软实力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不少人说军队应该国家化，然而如果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研究研究“党指挥枪”，再多看一些古代史、战争史，那时，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再激进的人恐怕也会保留自己的意见。
无论如何，大概许多人也很难想象，简简单单几项举措，一新一旧两个世界，就在一个名叫三湾的小村庄缓缓划开了界限。
写到这里，我们说共产党就都是阳谋，没有阴谋吗？我是不信的。但这个政党的斗争史波澜壮阔，比教科书描述的要精彩百倍，斗争水准也比那些军阀帮派要高明百倍，我们将它比作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是毫不夸张的。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