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从老故事里学新东西

三十年前的拆墙，变成今日柏林的“东区画廊”，查理检查点等一系列景点，以及满大街的勃列日涅夫和昂纳克的亲吻。最早近距离接触这段历史，是当年国关课上读的埃贡克伦茨写的《88+1年的秋天》，对当时形势发展之速印象深刻。后来有机会在一个雪日游历柏林，住的青旅就在东区画廊边上，不过对城市的主要印象还是夏洛特宫、联邦议会、佩加蒙博物馆和勃兰登堡门。后面看了其他一些书，对墙修起来的过程有了更多了解。再后来，啃了厚厚的两德统一史，对统一的进程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当时感觉经济部分写的不够全面，于是下单买了这本书，不过直到今年休了个漫长假期，才有机会拿出来看。

读完这本书，很强烈的感觉是本书更多的出发点是转轨经济学。作者将两德统一当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既典型又极为特殊的案例。典型，是其转轨之彻底，基于西德基本法第23条的统一之路，使原东德各州一夜之间实行了西德的法律及其他标准。特殊，是东德可获得的来自西德的巨额转移支付，是其他东欧经济体难以望其项背的，但同时，东德也面临来自西德的上百万归还申请。作者看来，当时德国统一的经济领域主要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前面所说的归还申请造成的产权不明晰；二是托管局急于在市场上出售企业导致存量迅速兑现，引发利率和货币供给危机；三是试图迅速让东德的工资水平与西德一致，严重影响了东德企业继续生存和投资，造成大量失业。对此，作者给出的药方是“社会契约”，一方面托管局不是简单出售，通过“分享模式”让经营者以企业家精神入股；一方面则是摈弃工资迅速提升的承诺，将劳资协议的工资水平（“地板”）设到爱尔兰的水平。

我首先想起了上个世纪的另外两大事件，二战和大萧条。经济领域从加尔布雷斯、弗里德曼到本伯南克、克鲁格曼、曼昆，著名的经济学家常常通过阐释大萧条得到自己的甚至有时候是和别人相矛盾的理论。而国际关系学者们也常常回顾二十世纪30-40年代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合纵连横，得出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等各路学说。

当年中国学者研究两德统一，更多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镜鉴。时至今日，随着内地经济和形势的发展，“融合”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新课题。欲破当前大湾区乃至其他之困局，如何在营商环境、产权、货币、负债、工资等领域入手设定规则，拿捏分寸，两德经验在正反两方面都给出很好的案例。三十年后，同样的故事在新的环境中，可以咂摸出新的味道。

从技术上看，虽然看得不是很细，但是大量使用供需均衡、福利分析等方法，自学经济学原理课后，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实证文献对这些曲线移动，方块面积代表的福利和损失计算进行了这么多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