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无处去 平治天下谁可为

（以下是读完后的一个整理和自我感受，不是书评。）

读书之前，储安平在我眼里是一个标签，现在他是一个人。

他有着强烈的事功心态，自视甚高。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他渴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国家强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就是平天下。在储安平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让人想起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度。时代不同，平天下的方式不同，而储安平选择安身立命和平治天下的方式是办报。

他的大学时代在《光华周刊》中对学校特别是对年纪长潘炳麟批评中，可以窥见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性格特征。一方面他不畏权威，嫉恶如仇，敢于对平的事情发声，另一方面他恃才傲物，用词激烈，不给人留余地。九一八后学生去南京请愿，在蒋介石安抚学生训话后，储安平一人挺身而出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出兵东北。这举动大胆而反叛，储安平自身未必不害怕，可他就是要挺身而出。1933年储安平为国民党《中央公园》做编辑工作，锻炼出干练的工作作风和负责的办事态度。《中央公园》主要是对文学本身批评，而少涉及意识形态，虽然储安平自诩公平，可《中央公园》对林语堂和鲁迅批评时，并没有登出相反意见的稿件供读者参考。

《中央日报副刊》时代的储安平开始脱离文学，转向评论，评论的风格也从激愤走向客观理性。而这些评论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有明显的民族国家意识。而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在去德国参加奥运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赞颂希特勒，鼓吹法西斯主义。这看似于他要去英国留学，学习其政治历史有矛盾之处，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民族主义。我不认为储安平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定义难以确定，至少对我来说，强调个人的权利，反对极权是最主要特征之一。而储安平对英国与德国的吹捧不过是对其强大羡慕，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不过是一种手段，他是采用一种实用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

1938年回国后，储安平一直鼓吹抗战，同年8月他提出代表《中央日报》去前线采访战争情况。他一心只扑在"大家"上，而对自己"小家"缺乏关注，妻子端木露西理解他，无论是留学还是上前线，他却不理解端木露西。甚至所谓的程沧波事件1939年春夏他才知晓。储安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女性观念也趋于保守，甚至将家庭视为其追求功业的累赘。露西从光从名字看就是一个新女性。她爱浪漫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些观点并不比储安平差露西理解他，支持他，他虽对露西也有感情，却不顾露西的想法和需求。到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时期，两人的感情走到尽头也并不奇怪。

与妻子分开后他在桂林《力报》的评论中出现一种转向。他不再单纯歌颂抗战伟大引导民族情绪而对政府的过失有所批评。显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转变是基于时局的变化，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战胜日本不过是时间问题，知识界关注点从抗战转向建国。储安平在《力报》上重申自由，批评国民政府，批评中更增加了政论家的深刻。在他办《客观》时期，他批评国民政府腐朽党派机制，对共产党有复杂的态度，对国共在战后做法各有批评，关注民生，大谈福利政治。可与《创造》内部人员有观念不和，同时也有更大的雄心，他去上海着手准备新刊物。1946年《观察》的创办使储安平有了自己"兴论建国"的阵地。

《观察》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筹备股东，租赁房屋，约稿，审稿，编辑，出版，储安平都亲力亲为。《观察》自我定位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以高级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其立场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观察》大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犀利论证的姿态。开篇就将国民党统治定性为"失败的统治"，但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共产党，这点他阐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想走一种"中间路线"，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导，而《观察》上也集结了大量知识分子发表这种【第三条道路】理念和主张。这时期，他鼓吹的自由仍然是作为手段的自由，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自由。商业上的成功，让他更加自负，有了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救世主心态，对时局的批判也更加犀利。《观察》成功达到了最高峰，可开到荼靡，春天也就尽了。1947年对学潮的鼓动已触及到国民党的底线，除政治危机之外，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崩溃也使《观察》陷入经济困难。国内形式也逐渐明朗，储安平不得不做出新的转向。1948年12月内政部查封《观察》，储安平在此早有意识，提前逃亡至北平。

1949新政权成立，储安平被作为政协代表候补，以他的资历来说，这是很高的待遇了。他亦对新中国做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赞美，心中仍然有他的报人梦。他早早在北京为观察社买新房，依然亲力亲为，渴望成为共党的"诤友"。而国家的新闻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性第一"，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应该用来宣传运动，教育干部，打击敌人。《观察》复刊开篇文章就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除清算自己，自我批评外，储安平仍卑微希望报纸可以对各级政府提出建设性批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复刊后的《观察》完全采用歌颂社会主义一片大好形式的态度，《观察》已经穷途末路，名存实亡。1951年4月15日，观察社正式结束。

储安平与报纸最后的缘分是1957年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此之前他做出版工作，后又去新疆，报道新疆新面貌。这期间他避开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对他来说不知是好是坏。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又作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塑造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储安平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开始磨拳擦脚，希望再次大展抱负。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给中共提意见，但知识分子仍有顾虑，不敢说话。储安平改版《光明日报》提出民主党派的报纸必须为鸣放创造条件，增加民主人士发表言论的篇幅，但明确《光明日报》不会反党。储安平也如实贯彻了他的想法，积极推动各地鸣放，《光明日报》的版面上也排满了轰轰烈烈鸣放的稿件。五月中下旬，毛泽东决定将整风转为反右。储安平却浑然不知，在6月1号他大胆提出【党天下】的问题，意气风发说“要谈就谈个大问题”。其实相比《观察》时期对国民党的批判，这份批判是相对温和的。他不知道这正撞上了枪口，之后他就被打成大右派，开始了无休止的检讨，妻离子散，别人对其避之如瘟疫，在一次次的运动中接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万念俱灰。1966年9月，他失踪了。1982年官方认定其正式死亡。

储安平的命运由时代和他自身的性格共同造成。我一个沉默的大多数，非常巧合读这本书认识他这样的人。他不是个高明的人，政治上有幼稚之处，性格上缺陷明显，甚至我对他很多观点都不同意，可他真诚，勇敢，努力追求，他想用报纸做“平治天下”的手段也许还有人也抱着这样的愿望。

对于书本身的评价，读书少说不出什么，作者在后记自己有谈论。书中史料丰富多样，这相对可以更客观全面认识储安平，作者并不为储安平避其缺陷，不过作者对此有分析与辩解，书中也有推测之语，不过大多是基于史料事实做出的推论。为他人立传本也不可能完全呈现其本来的面目，总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读书的人也带着不同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