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书摘
本书简评：
从价值导向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左翼的历史叙述的一个特点就是缺少社会分化的视角，往往陷入保守的社会学功能主义（哲学神正论）和肤浅的乐观主义（进步主义），不过作为科普书也无伤大雅。
从科普书的角度来看，本书把科研过程写得太多了，显得副标题“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有点夸大，前后内容也有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内容太散，只是抒发了对大自然和人类历史成就的赞叹，对于驯化物种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谈得太少，而且没有总结性的观点。作为科普书来说不够系统，也不够通俗。同类型的书中肯定不如斯坦迪奇和迈克尔·波伦的那几本，比如舌尖上的历史、六个瓶子里的历史、杂食者的两难。
公众号：新青年书评（本文链接）
几种重要动植物的驯化：狗、小麦、牛、玉米、土豆、鸡、水稻、马、苹果、人。
狗：欧洲和东亚灰狼的后代（99.5%的基因序列相同），最早的驯化动物，驯化于1.1万-1.6万年前（一说2.7万-4万年前），在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定居农业之前。今天，全世界有5亿多只狗和约30万匹狼。人和灰狼（狗）在狩猎活动中可以互相帮助，因此，灰狼中那些性格温驯的个体能够接近人类而不被驱赶。由于基因表现型的适应性，最初的驯化过程可能只要50年。过去200年间由于人类的选择性繁育，出现了品种更加多样的现代犬，是犬类历史上第二个显著的遗传瓶颈效应。
小麦：大量食用和人工种植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从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到伊拉克、伊朗）。约1.25万年前，人类开始利用野生谷物，甚至可能用磨成的面粉制作面包。约1.1万年前，西亚的多个地区出现了人工培育的谷物，到了8000年前，西亚的绝大部分小麦和大麦都不会掉小穗，而且都是大粒的，这些谷物成为人们的主食。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认为，一个物种的起源地可能会在拥有该物种的各种变体最多的地方。在现代的研究中，这仍然是一条指导性的原则：拥有最强的基因多样性和表型多样性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该物种存在时间最久的地方。
在1.5万-1.2万年前的冰河时代末期，气候适宜，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0.018%上升到0.027%，促进植物生长，就有了成片的野生谷物供人类去采集，谷物于是成为人们的一种可靠的食物来源，食物资源的丰富也使人口得以增长。但在随后1.29万-1.17万年前的新仙女木期，气候变得恶劣，降雨减少、冬季寒冷，野生的食物来源减少，尤其是地面上容易采集的野生水果和浆果，这可能迫使人们开始培育并种植一些难以采集但是富含能量的野草（如东亚的水稻、小米、高粱，西亚的小麦、大麦、燕麦、黑麦）以控制这些食物来源。新仙女木期结束后气候开始转暖，人们对这些谷物的依赖再加上之前就逐渐掌握的一些处理这些谷物的技术（如镰刀和石臼）就进化成了原始的农业，因此，亚洲西部和东部的农业几乎同时出现在约1.1万年前，然后向外传播。
等级社会中的大型宴会也可能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刺激因素，社会的复杂性（等级化）要早于农业的出现。
牛：早期的农民养牛（和羊）似乎既是为了吃肉，也是为了喝奶，后来还被用于拉车运输和拉犁耕地。
从狩猎采集的游动生活方式到农业的定居生活方式之间，畜牧业刚好处于中间阶段。
今天，全世界有15亿头驯化牛，但欧洲野牛已经灭绝。
玉米：9000年前在墨西哥低地地区培育出来，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大陆并与高地上的野生品种杂交，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60年就传播到了整个欧亚大陆。今天人工培植的玉米在基因上与高地的野生品种更为接近。
生物适应新的环境（无论是人工选择还是自然选择）不一定需要通过概率较低的有利的基因突变，而是可以通过调整特定基因的打开和关闭，这就是生物表现型的适应性（表型适应性），这种适应环境的潜力是受基因控制的。成年生物的适应能力有限，而一开始就出生在新环境中的生物适应能力更强。
今天，从重量上讲，玉米是人类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但其中用于家畜饲料的是人类食用的4倍，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的也是人类食用的4倍。此外，食品工业还非常依赖一种危害胃肠道、心血管和牙齿健康的玉米衍生品：果葡糖浆。
土豆：约8000-4000年前在南美首次栽培土豆。
约350万年前，人类同时吃碳三植物（草叶、种子和莎草球茎）和碳四植物（富含淀粉的根和块茎），160万年前就会利用火了，100万年前获得了能产生在唾液中分解淀粉（尤其是烧熟的淀粉）的酶的基因。
1640年，爱尔兰开始大量种植土豆，爱尔兰的肥沃土地都被用于为英国的地主种植谷物，爱尔兰农民只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为自己种植土豆，并且几乎完全依赖土豆来充饥。爱尔兰农民只种植一种叫做隆坡（Lumper）的土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作物栽培试验，其结果注定是灾难性的。1845年夏天，一种名叫致病疫菌的真菌传到了欧洲，地里的土豆都枯萎了，1846年和1848年又爆发了两次，对爱尔兰的危害最为严重，被称为“爱尔兰大饥荒”。社会不公加剧了这一悲剧，没人顾及爱尔兰农民的苦难，谷物仍然被出口到英国。在爱尔兰，3年里有100万人被饿死，大量难民逃往北美。1840年爱尔兰人口超过800万，现在只有500万。农业的整个发展可以看作是一场风险管理的试验，农业虽然支撑了人口的巨大增长，但也造成了一个悖论，因为人类只依赖于少数几种食物来源，尤其是将大片农田用于栽培单一作物的现代工业化农业，这限制了驯化物种的进化，从而降低了物种基因的多样性，使它们变得特别脆弱。要使驯化物种存活下去，最好的办法是在田野和种子银行里保存规模较大的多样化基因库。
要给一个人工物种增加新的、有用的基因特征，除了传统的、比较低效的选择性繁育之外，现在还可以使用转基因技术。但是，转基因技术并不能终止农作物与微生物之间的斗争，因为进化不会停止。此外，转基因技术还打破了一些生物学法则，比如把一个物种的基因信息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中，从而跨越了物种的界限，这可能引起难以预料的长远后果，而在选择性繁育中，农民实际上是在现有的基因变体中进行选择，而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物种变体。基因技术可以用于对传统的选择性繁育过程做简化处理，在某个物种的基因库中寻找已有的某种基因的较好变体，然后将其在繁育种群中扩散开来。
鸡：鸡的驯化是在4000-4500年前的南亚和东南亚，现代鸡的基因多样性在这两个地区要高于东亚、欧洲和非洲。
今天，鸡是地球上最常见的鸟类，鸡的数量比人类多三倍，每年要饲养和宰杀600亿只鸡。鸡在全球驯化动物中的优势地位来源于二战之后的发展。1945年，美国最大的家禽肉类食品公司A&P公司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比赛，目的就是让鸡农和育种者找到重量最大并且饲料转化为鸡肉的效率最高的鸡。1948年的比赛中获胜的是由两种鸡（其中一种此前已经在纯种鸡的比赛中获胜）杂交后孵化出来的爱拔益加肉鸡。爱拔益加原来只是个主营水果蔬菜的小农场，这次比赛之后成了美国各个孵化公司的主要供货商，1964年被纳尔逊·洛克菲勒收购并扩张到世界。如今，中国有一半的鸡是源于爱拔益加鸡的后代。养鸡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产业，鸡的孵化和养殖是完全分开的，因为鸡蛋可以通过机器孵化而不必依靠母鸡，而鸡农养的鸡却不是用来孵化小鸡的。孵化的任务由专业公司来承担，主宰这个市场的只有两家跨国公司：安伟捷公司和科宝公司，甚至连放养的有机肉鸡也有可能来自这些工业化的孵化场。孵化公司对鸡群的血统要保护三代的时间，然后培育出父母代的种鸡。在血统保护阶段的母鸡能够拥有300万只后代，它们长得很快，但都没有机会成长到成年，仅仅存活6个星期就会被屠宰，骨骼的末端甚至还没有开始从软骨长成骨骼。
从1930年代起，人们利用辐射或致变化学物质（如酶）来制造出一些基因突变并通过选择性繁育植入农作物之中，至今已经创造出3200多种诱变植物并进行推广，例如阿根廷种植的多数花生，澳大利亚种植的多数水稻，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种植突变水稻，欧洲则广泛种植突变大麦和燕麦。
水稻（大米）：约1万年前，中国南方开始种植水稻，很可能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到7000年前，人工水稻的品种数量开始超过野生水稻。6000年前，水稻种植已经扩散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5000-4000年前扩散到珠江流域，4000年前传到了日本。约3000年前，西非的尼日尔河流域也独立地培植出一种人工水稻，又称非洲稻。
在与人工培植的特点紧密联系的基因组的55个位点上，亚洲稻的梗米和籼米都与中国南部的一种野生稻谷非常相似，但从整个基因组来看，粳米与中国南部的野生稻谷最为接近，而籼米则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野生稻谷更接近一些，说明人工种植的稻谷在从中国南部向西扩散时与当地的野生稻谷或原始的人工品种发生杂交。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培育中心，还给世界提供了大豆、小豆、小米、柑橘类水果、瓜类水果、黄瓜、扁桃、芒果和茶叶。在每一个培育中心，包括东亚、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西非、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早期的农民都培植出了至少一种本地的谷类草本植物和一种本地的豆类，今天，正是这些最早的谷类和豆类给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口提供了食物。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早期的农民在种植二粒小麦、一粒小麦和大麦的同时，还种植亚麻、小扁豆、豌豆、鹰嘴豆和苦野豌豆。长江流域的农民除了种植大米和小米，还种植大豆和小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民在5000-3000年前除了种植珍珠稷、龙爪稷和高粱，也种植扁豆和豇豆。在美洲，除了玉米，还有菜豆（也称刀豆，并且常常被误称为四季豆）和青豆。
开始时，大米只占中国南方人食物中的一小部分。东亚地区早期的农民培育了多种农作物，包括富含淀粉的红薯、芋头以及非食用的葫芦、黄麻，并且还吃莲藕、菱角和鱼类等野生食物。小米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谷物，它的培植和扩散都比水稻要早，而且就连野生小米的谷穗都很饱满，更不用说人工培育的小米了。因此，水稻并不是一下子就从一种不起眼的野草进化成一种重要的主食。
在1.5万-1.2万年前的冰河时代末期，气候适宜，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0.018%上升到0.027%，促进植物生长，就有了成片的野生谷物供人类去采集，谷物于是成为人们的一种可靠的食物来源，食物资源的丰富也使人口得以增长。但在随后1.29万-1.17万年前的新仙女木期，气候变得恶劣，降雨减少、冬季寒冷，野生的食物来源减少，尤其是地面上容易采集的野生水果和浆果，这可能迫使人们开始培育并种植一些难以采集但是富含能量的野草（如东亚的水稻、小米、高粱，西亚的小麦、大麦、燕麦、黑麦）以控制这些食物来源。新仙女木期结束后气候开始转暖，人们对这些谷物的依赖再加上之前就逐渐掌握的一些处理这些谷物的技术（如镰刀和石臼）就进化成了原始的农业，因此，亚洲西部和东部的农业几乎同时出现在约1.1万年前，然后向外传播。
在东亚地区，陶器的出现要早于新石器时代的另外两个特征即农业和定居生活。中国的农业出现于约1万年前，而2012年在江西的仙人洞发现了约2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高峰期的陶器碎片，外侧有一些烧黑的印记，制作这些陶罐的人们还处于游动的状态，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但大米在他们食物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洞中除了鹿和野猪的骨头，还有大米的化石。西亚地区则有一个很长的“前陶器新石器时代”，大约在1.2万-8000年前。
今天，水稻贡献了全世界人口消耗热量的1/5和消耗蛋白质的1/8。全世界90%的水稻是在亚洲种植并消费的，35亿人以大米为主食。
2000年，人们创造出了一种能够自行制造出β-胡萝卜素的转基因水稻，被称为“黄金大米”。三种最为流行的微量营养素缺乏症分别是碘、铁、维生素A缺乏症，而β-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一小杯“黄金大米”就可以提供人体对维生素A半天的需求量，但“黄金大米”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争议。自从1990年代末的疯牛病事件以来，对转基因的反对已经从欧洲发展到了全世界。因此直到2016年，农民仍然无法种植这种明显能够支持穷人的转基因水稻，现在最常见的转基因农作物是抗除草剂的大豆和既抗除草剂又抗虫害的玉米，这些都是产业规模的商品化农作物。
人们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反感部分是源于对大科学、大企业、农业产业化以及政府未能意识到的相关风险并对公民和环境进行保护的担忧，这些风险包括食品安全、环境影响和农民失去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环境影响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农民失去生产经营自主权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使人们提出了食物主权的问题。虽然科学家、公司、政客和媒体经常宣传转基因技术能帮助穷人，但证据却不够有力。目前，绝大多数转基因农作物都是针对富裕国家的大规模产业化农场而开发的，发展中国家种植某种转基因农作物也并不等于这个国家的贫穷农民在自己的小农场上种植，例如阿根廷的绝大多数转基因农作物都是种植在大规模产业化农场的经济作物，其目的不是给当地居民提供食物，而是为了出口营利。与经济作物（比如作为动物饲料的玉米和用于纺织行业的棉花）相比，一旦涉及到粮食作物，人们总是有一些毫无根据的担忧。虽然欧洲事实上禁止生产转基因食物，但欧洲近90%的动物饲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转基因食物被要求贴上相应的标签，但对源自食用转基因饲料的动物的食品却没有这样的要求。
马：马科动物起源于约5500万年前的北美，其中只有一种活到了今天，那就是约450万-400万年前起源于北美的马属动物，但美洲的马在人类到达美洲的几千年之后的1.1万-1.05万年前灭绝。驯化马的祖先出现于4.5万年前，与今天尚存的普氏野马分开但能够杂交。
马在从黑海北部的黑海-里海大草原经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一直延伸到蒙古和中国东北的欧亚大草原上分布广泛。最早驯化马的证据出现于5500年前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泰文化。可能在波泰文化出现之前的1000年人类就开始驯马和骑马了。骑马可以提高放牧的效率，一个人徒步带一只狗可以管200只羊，而骑着马带一只狗可以管500只羊。5500-5000年前，马在高加索山区变得很常见，并且传到了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欧洲的多瑙河三角洲以及德国中部。5000-4000年前，黑海-里海草原的颜那亚文化发明马车，向西迁徙到多瑙河下游河谷的匈牙利大草原，向东迁徙到东亚地区，使各地的战争方式发生改变，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今天印欧语系的基础。3000年前出现骑兵，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骑兵一直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驯化马的祖先是多种野生母马和少数几种野生公马，除了马的一夫多妻制社会模式这个因素之外，这说明被驯化的母马数量比公马要多得多，也就是说，在驯化马向各地传播的过程中，各地的野生母马由于性情比公马温顺而被引入到驯化马的种群中。
今天，全世界有6000万匹驯化马，而野马只剩下一种叫做普氏野马的蒙古野马。普氏野马1960年代在中国准噶尔地区最后一次在野外被发现，后来人工繁育并重新引入野外环境，现在约有300匹生活在野外，1800匹被人工圈养。野马、驼鹿、鹿、野猪、狼、鹳、天鹅和老鹰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人类禁入区反而生活得很好。
苹果：苹果和苹果树的人工栽培起源于4000-1万年前的天山地区，在传播过程中与其他野生苹果杂交，今天的人工栽培苹果的基因结构更多与欧洲野苹果有关，后者味道酸涩而且个头小，但中亚地区的野生苹果味道甜而且个头大。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在俄语中的意思就是“苹果之父”，这座城市最早在13世纪的文献中被提及，当时它的名字意思是“苹果山”。
人：现代人类即智人的起源地遍布整个非洲，可能还略微超出了非洲的范围延伸到了西亚。智人在10万年前开始走向全世界，先到了阿拉伯半岛，然后一批人沿着印度洋海岸向东前行，最终在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另一批人则向北和向西前行，最终在5万-4万年前到达欧洲。
欧洲经历了三次主要的人类迁徙。第一次是在旧石器时代，4万年前抵达欧洲西端的不列颠群岛，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高峰期之后开始向北迁徙，并显示出更多的定居迹象。第二次是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中部的农民很可能是乘着船来到欧洲，7000年前达到伊比利亚半岛，6000年前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定居，并与当地的狩猎采集群体融合。第三次是青铜时代早期，5000年前随着颜那亚人的扩张，还带来了马匹和语言。颜那亚人也同时向东迁徙，并取代了西伯利亚南部的狩猎采集群体，而在约3000年前发生了亚洲另一次自西向东的迁徙。
在美洲，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高峰期之前，人类穿过白令陆桥到达育空地区，但直到约1.7万年前覆盖北美的巨大冰层开始消融，人类才开始继续向南迁徙，很可能是乘船沿着太平洋海岸定居，1.46万年前到达美洲最南部的智利。
在北极地区也发生了两次从亚洲东北部迁往北美洲北部和格陵兰岛的人类迁徙，第一次是约4000-5000年前的古爱斯基摩人，第二次是3000-4000年前的因纽特人。
在非洲，约7000年前，苏丹的牧民迁移到了非洲的中部和东部；5000年前，埃塞俄比亚的农牧民扩张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4000年前，讲班图语的农业部落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向南迁徙，所到之处把游荡觅食者感到更加边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至今仍然生活着人类的最后一批狩猎采集群体，比如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布须曼人（幽默电影《上帝也疯狂》的主角）。
智人走出非洲的时候，其他曾经在欧亚大陆生活过的人种都已经灭绝，只剩下尼安德特人，而尼安德特人也在3万-4万年前从化石记录中消失。今天，不是非洲裔的人平均有2%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其中，东亚人比西亚和欧洲人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还要多一些），而非洲裔的人基本没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说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曾经发生过通婚，而西亚和欧洲人则可能因为与来自北非的没有尼安德特人基因的种群有过通婚而稀释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除了与尼安德特人的通婚交流之外，今天生活在东亚、澳大利亚和西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的人还携带着另一个古代人种丹尼索瓦人（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山洞中被发现）的基因，例如，美拉尼西亚人有3%-6%的基因来自于丹尼索瓦人，而西藏人则从丹尼索瓦人那里继承了适应高纬度地区低氧环境的基因变体。基因组的研究还显示，留在非洲的智人也与非洲内部的古代人种有过通婚交流。
除了亚洲的两大驯化培育中心之外，全世界还有许多其他的驯化培育中心。在新仙女期末期，非洲南部的人们迁移到当时土地肥沃的撒哈拉地区，他们从1.2万年前就开始用磨石碾磨食物，后来不久就培育出了高粱和珍珠稷。但是，约5500年前，季风带南移，撒哈拉地区变成沙漠。此外，新几内亚在约9000年前培育出了甘蔗，中美洲在6000年前把墨西哥玉米培育成了现在的玉米。这些驯化培育的中心很多都在山区，因为山区的物质条件随高度而变化，在较小的范围内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容易发现适合驯化的物种。
就像蜜蜂会影响花的进化一样，人类对于野生物种的驯化培育过程最初是在无意间发生的，并不是人类有意地去影响其它物种的进化，而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的形成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野生动物主动接近人类，比如狗和鸡。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人类的捕食，最初作为猎物被捕获，然后被圈养，这主要是一些大中型食草动物，比如牛、绵羊、山羊。第三种途径是人类的主动选择，人类从一开始就主动去猎捕并驯化一些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除了可以吃肉之外还有其他用途，比如马的驯化是为了让人们骑行。当农民和育种者开始淘汰一些他们不想要的特性，有意选择另一些特性时，他们就开始有了主动驯化的意图。
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有了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人口开始激增，但是人们不得不整天辛苦劳作，而且身体健康受到了损害，包括蛋白质和维生素的缺乏、龋齿、骨质感染等等，前两者与人们以富含淀粉的谷物为主食有关，而在农业出现之前的狩猎采集群体中，谷物只是一种备用的食物。今天，我们的牙齿仍然在遭受农业的负面影响，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一种玉米的衍生产品：果葡糖浆。
任何一个物种都存在于一个生态系统中，各个物种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而在这种相互关系的发展中，主要的特点是偶然性。
并不是只有被人类驯养的物种发生了变化，这些驯养物种也改变了我们。例如，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到了成年期后，含有乳糖酶的基因就会关闭，因而就不能消化鲜奶中的乳糖，饮用鲜奶会导致腹胀、腹泻等反应，但今天欧洲绝大多数成年人都能喝牛奶。欧洲人的乳糖耐受性在9000年前开始出现，到了4000年前已经有了少量出现，直到公元前1世纪，饮用鲜奶而导致的胃肠道反应仍然很普遍，但今天欧洲西北部98%的成年人能够生成乳糖酶，这说明欧洲人经历过一段物资匮乏的时期，这时，饮用鲜奶（而不只是食用发酵乳制品和奶酪）的能力有助于生存，而由于没有乳制品的历史，东亚的绝大多数成年人仍然不能消化鲜奶。
像被驯化的狗和银狐一样，人类的下颌和牙齿也变小了，面部也变得更加扁平，雄性的攻击性也降低了，这一系列特点被称为“驯化综合征”。不过，这也使得人们能够产生相互帮助与合作的能力，正是这种相互帮助与合作的能力才使我们变成了一个特别成功的物种。与人类现存的最亲近的物种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相比，我们拥有最强的社会性。在其他的猿类中，大的群体会自然分解，而且遇到同一物种中的一个不熟悉的成员，它们的本能反应是恐惧和压力。智人脸型的变化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智人的脸型变得更加女性化，意味着雄性激素在母体子宫中的浓度在降低，这同时会导致智人的攻击性降低、宽容度上升。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居住的密集化，智人的生存和繁衍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网络，因此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种自我驯化。
驯化的动物与人类还有一个共同点：个体发育的速度很慢。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和未成年人更容易相信他人，更加友好，更加爱玩，学习能力也更强。而对于动物来说，那些长得更慢、学习时间更长的个体更有可能与人类发展出伙伴关系，因此这就成为了一种选择压力，让驯化动物的幼年期变得更长。倭黑猩猩与其近亲黑猩猩相比，也显示出类似的自我驯化的特征，因此人类的自我驯化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特例而是一种正常的规则，只要提高社会宽容度对某个物种的进化有利，这个物种就会“自我驯化”。
南极冰芯提供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的记录显示，从游动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转变对环境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氧化碳含量的浮动模式从8000年前开始变化，甲烷含量的浮动模式则从4000年前开始变化，变得不同于过去40万年间的规律性，这些气体的浓度在本该下降的时候反而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毁林开荒把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层里，从而延缓了一个冰河时代的到来。但新石器时代之前全球人口最多时也只有几百万，而现在全球人口则超过了70亿。在20世纪，全球人口从16亿猛增到60亿，农业生产也经历了一次以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为特点的“绿色革命”，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但这次绿色革命在生态环境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农业对于能源的消耗更多，更加依赖于化石燃料。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全球的1/3，其中包括热带地区的毁林开荒、家畜放屁的甲烷、水稻田中的微生物产生的甲烷、土壤施肥后飘起的一氧化二氮。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也对人类健康和野生动植物造成了伤害。现代农业也使贫苦农民的生计受到威胁，因为种子变得更加昂贵，更加强调单一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此外，我们还浪费了大量的粮食，占到生产量的1/3。我们已经生产了足够的食物，但并没有在合适的地方生产，或者没有合适的价格，而国际粮食贸易只是给大公司带来了利润，最穷的人还是买不到所需的有营养的食物。
生态学家认为，最佳的农业生产方式不是集约化和使用化肥，而是旨在保持土壤和水体质量的生态农业。是我们更需要蜜蜂，而不是蜜蜂更需要我们。
转基因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饥饿问题，例如抗虫害的转基因茄子、含有能生成维生素A的物质的黄金大米，以及未来可能研发出的既富有营养又能抗病耐旱的农作物或抗流感的鸡和猪等。
关键问题是谁来承担这项工作以及谁从中获利。对前一个问题，与私人企业所做的工作相比，大多数大学里的科学家的态度都不是狂热的或自以为是的，他们一般都具有很强的自我批评精神，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探索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只想着利润。对后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像抵抗“农达”农药的大豆这样的第一代转基因农作物与穷国没什么关系，而如果管理不善，第二代转基因农作物只会再一次剥夺全世界贫穷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和食物主权，固化了全球食物系统中原有的不平等。总之，应该让最贫穷的农民在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出选择，从而既不显得那么具有包办的色彩，也不是只有北半球的富国从这些新技术中获益。并且，要摆脱简单的二分法思维，不要一定在产业化的集约农业（土地节约）和对野生物种友好的小规模农业（土地共享）、使用化肥和发展有机农业、发展现有品种和开发新的转基因品种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既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又在全球的层面上衡量得失。
就地球而言，新石器时代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人类怎样生存和发展，而是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尤其是那些尚未被人类驯化的物种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目前，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但却有200多亿头家畜，我们种植的植物有1/3都喂给了这些动物。不过，家禽家畜在一些情况下也是对生态系统有利的。比如，家禽家畜可以通过排便给土壤施肥，实现营养物质的循环；一些巨型的驯化动物可以通过吃草和踩踏来创造出适合一些动植物生长的更为开放的环境；在一些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家畜仍然被用于耕地和运输；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家禽家畜是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
地球上已经有40%的土地被耕种，食物生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产业化的集约农业（土地节约）和对野生物种友好的小规模农业（土地共享）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即使从经济的和自私的角度来讲，保护野生物种及其生存环境也是必要的，因为人类农业的未来依赖于此。如果我们过分地限制物种，就会严重限制其适应未来变化（包括病菌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的潜力，爱尔兰土豆疫病导致的大饥荒就是一个例子。对野生物种有利的事，也对人类的未来有利。此外，人类仍然是一个生物学的现象，而尽量在自身的基本需要和维持其他物种的生存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也是我们在道义上的责任。
瓦维洛夫曾预言，绝大多数驯化物种只有一个独立的地理起源，而达尔文则认为，驯化物种可能有多个祖先，这不是因为有多个独立的驯化中心，而是因为物种在扩散时与其他品种发生了杂交。近来对古代基因的研究证明了瓦维洛夫和达尔文都是对的。猪可能是一个例外，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各有一处驯化中心。而我们自己也和被我们驯化的马、牛、鸡、苹果、小麦、水稻一样走遍了全球，在新的环境里居住下来，并且与当地“野生”的同类发生杂交。今天，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培植物种的野性，因为那些未被人类驯化（包括播种、嫁接、培育和约束等行为）的物种，其进化的成功有赖于自身的生存能力。最终，野生物种和驯化物种都属于同一个生物宝库，互相交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