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空间的隐喻 文明的密码——评《中国古代建筑概说》
说起中国古代建筑，它俨然形成了一套体大思精的构造与理论体系。很显然，任何孤立的解析研究都难以抵达中国古建的精神内质。因为，在它背后承载了太多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权力关系与文明密码。若想探得其中的要义，必须从建筑实体与空间布置、功能结构与审美形式、实用价值和象征价值等诸多方面系统考量，方有深刻见解。傅熹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就是一部勘察材料翔实、论证举重若轻的古建研究典范之作。它完美地将建筑的数理分析与文化意蕴高度统一，从数据中读结构，从结构里看文化。
细读此作，你会发现傅先生的论述极为冷静，书中充溢的是对建筑实体的各种勘察测绘、数据分析与技术讲解。然而，这种描述性的专业概述却丝毫不会让你厌倦。相反，读者会从中感受到古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缜密、精确的“技术之美”与“数字之美”。作者也并未停留在建筑的“技术层”和“功能层”上，而是通过数理关系试图推导建筑的“空间隐喻”，阐发传统文化的密码。
全书虽由6篇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独立论文汇编而成，却呈现出系统化的体例结构。首篇同名文章《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即可视为全书的总纲，它提纲挈领，进行了“顶层设计”。如在概述木构架的主要特点时，作者从屋面、屋顶和斗拱等外观形态入手，逐渐深入到模数制设计法（“材”与“分”的比例运用），最终上升到建筑的“形式美法则”（如室内分隔的空间美学，结构与装饰的统一，油漆彩画的点缀等）。不难看出，作者对建筑特征的论述，既基于构造形制和技术方法的“功能性”，最终又在空间布置和文化审美分析中得以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概说有着逻辑上完美的“结构性”：从单体的木结构建筑，到院落式的建筑聚合，最终是完整的城市规划。“中国古代建筑是在平面上纵深发展所形成的建筑群与庭院空间变化的艺术”，它说到底是基本构件单元如何排列组合的问题。从而，傅先生展示了从一到繁，从建筑单纯实体到空间系统环境的内在联系。这联系所承载的就是“法则”：如中轴的对称，几何的中心，更有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的礼法规制。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设计特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研究》就通过揭示诸多“法则”，将具体的建筑物、建筑群和城市同构在一个论述系统里，形成了全书最重要的分析模式——模数关系分析。在宋代，《营造法式》记载了以“材高”为标准模数，以“分”为分模数（缩小模数），以“柱高”为扩大模数的比例设计法。无论是宋代的“材分制”还是明清的“斗口制”，变化的只是比例关系，不变的却是一种思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生万物”“万变不离其宗”的生发变化，意味着只要遵循标准尺度和参照，就可以缩小、扩大构造建筑的无数形制。
如果说，作者通过实测验证单体建筑中“檐柱之高”这一“高度模数”，只是论述的一个基点。那么，“模数网格”的分析就构成了本书深刻全面的论述系统。因为，模数网格不仅大大提高了设计的精确程度。更重要的是，它能将平面布局与立面设计，单体建筑与城市规划统一在一个视阈中，“在长安城的宫城以外部分都是以皇城宫城的宽度A和深度B为模数的”。“皇城宫城在古代是国家政权特别是家族皇权的象征，在都城规划中以它为模数，实有表示皇权涵盖一切，控御一切的意思”。可见，设计者对选取什么作为规划的模数，完全有着空间隐喻的考量。
空间的隐喻就是通过规划布置和建筑设计共同完成的一套象征系统。如都城规划“里坊制”到“街巷制”的变迁，就是皇权利用空间进行治理的历史。“三城相套、宫城居于内城中心的布局”则成为古代都城规划的经典范式。在《明代北京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中，作者通过对北京宫殿、坛庙大量实测数据的精微论证，还原出普通读者“看不见的”空间隐喻、文化意蕴与权力关系，让人不禁叹服。
傅先生的建筑概说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我想其神髓就在于他将建筑转化成为一种“话语”，从而将古代建筑“是如何”与古代建筑“说什么”这两大问题结合起来。中国古建与规划处处表述着一种确定性、系统化的“建筑语言”：无论是房屋面阔、屋顶形式、斗拱、材料和色彩都在标示身份等级的级差。甚至，它们构成了完整的政治、仪式与权力的象征系统。在《元明清三代都城北京城》一文中，明代对元大都的改建，就通过改造原有都城与宫城之间的“模数关系”，实现了政治隐喻的转变（从原有“九比五”（九五之尊）转变为“四十九比一”（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通过确立唯一的南北中轴线，强调了中央皇权的“天无二日”。
傅先生的难得在于他为中国古建阐释提供了相当繁复的视野。在这本体量不大的“小书”中，却显示了宏大的论述格局：它涵盖了作为建筑构造的技术介绍，作为建筑文化的艺术赏鉴，以及作为建筑空间的权力分析。从而，《中国古代建筑概说》的背后蕴含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观念：即“文化地理学”与“空间的治理”，它标示出作者论述模式上的方法论。
这是一种怎样的论述模式？在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量论著中，长期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拘于“形而下”的技术分析，历史文化意识相对挖掘不够；一是耽于空洞的文化研究、应用美学（如“建筑美学”“环境美学”）思维，在技术结构问题上往往“捉襟见肘”。傅熹年的《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则在论述模式上实现了三大梯度（技术层—功能层—文化层）的纵深推演，彰显着作者融贯建筑历史学、文物鉴定与艺术史的造诣智识。
本文首发于《中国教育报》
《中国古代建筑概说》傅熹年著 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丛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