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云龙细看方可辩

中国二十世纪，有两部半的通史，最为值得称道，它们都成于1937年至1949年之间。受西风渐入影响，此辈学人视野更为开阔；在见解上，既继承了传统史书的春秋笔法，又借五四新风跳出了传统史书的固见，更为重要的是，尚未受到此后马氏史观的干扰，显得尤为璀璨！特别是1935年后，与邻为恶者乱我华夏，遂呈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之高潮。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吕思勉，字诚之，长于经学﹑文字学﹑文学，与钱穆曾有师生之谊，宾四先生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两册内容不均，前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上册于1940年出版，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则晚至1944年出版，以时间顺序起自黄帝而至民国止。
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以治诸子入手，全书贯穿于思想文化的脉络，读来一气呵成，胸有成形；但是，于思想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内涵，则颇显不足。与此相比，诚之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恰好可补其不足，全书含盖之广、立论之准，却非《国史大纲》所能比拟。宾四先生的弟子严耕望强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此评论诚为是也！
这两部通史，在风格上可谓窘异，小子不学，姑妄论之。读《国史大纲》，如观龙游于云，气势雄浑旖旎，大迹可循而不识其形，连呼过瘾之际，却不免叹神龙见首不见尾。而读《吕著中国通史》，则如拨云见日，爪鳞晰晰可查矣。以下评论引自《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王家范）：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乎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屑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