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极权主义

文学与极权主义

——蠹鱼笔记（4）

□/徐强

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奥威尔《文学和极权主义》）

【蠹鱼案】对极权主义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义”，而是权力。它要求的不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而是一以贯之的权力。什么主义它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凡是为我所用的思想，都是绝对正确的。一句话：极权主义固然在乎“思想正确”，但更在乎“权力正确”。奥威尔认为，作家的首要责任就是说真话，文学如果不能如实反映人的思想和感情，它将毫无价值。因此，在极权主义国家，真正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文学受到了残害”；在纳粹德国，“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焚书”；“甚至在俄国，我们一度期望会出现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出现”，最有前途的作家不是自杀，就是被关进了牢房。在1941年的这篇讲话中，奥威尔最后把文学生存的希望寄托于“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非黩武的国家，西欧和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观察无疑是细致入微的，但我觉得他还是过于悲观了一些。在极权主义国家，也是有文学的，只是转入了地下。这时候的文学，就像压在巨石下的种子，虽然呼吸困难，生长曲折，毕竟是在生长着。当阳光重新照耀苍穹，人们就会突然发现，这粒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写下《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