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史原来可以这样写！
侯旭东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社会生活史著作。
书的题目首先提供了三大信息：时间、空间和人物，这正是历史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就时间方面来说，此前还未见有单独并全面研究北朝生活史的著作。北朝的研究无论在普通史还是在生活史中都是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将“北朝”作为独立的单位进行重点研究，在中国史学中无疑是一大突破。
其次来看人物。笔者发现，现有的生活史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无人”的生活史，尤其那些通史和断代的生活史，通常仅叙述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生活在各时期有何不同，缺少作为生活史主体的具体人物。另外一种是“有人”的生活史。“有人”的生活史包罗万象：上自帝王、后妃，次及官绅、士人；下至市民、商贾，乃至贱民、游民、流氓、妓女等等；范围不可谓不广，也不能说不重视下层民众，可是偏偏缺少社会中最主要的，也是人口最多的农村居民。或许有人认为，以往的“农战史”已经对农民作了大量的研究。实际上几十年来的“农战史”研究的只是短暂的社会动乱时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却忽略了更长时期，即和平时期内的日常生活史。况且，“农战史”对参与起义的广大农民并没有深入研究，只关注起义的首领；而起义首领大多数不是农民。本书重点研究北朝的农村居民，不仅填补了生活史研究的空白，对整个历史研究也具有开拓性意义。
该书将其人物定义为“村民”，而不说“农民”，意义颇深。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是以务农为业的平民，也即“庶民”。“农”是指职业，“民”是指身份；“民”是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等级，等级的概念与阶级概念不同。“农民”中既有无地的佃农，也有少有土地的“自耕农”，还有庶民地主；笔者将其统称为“农村居民”。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村落中的居民，本书作者便把他们具体称为“村民”，这是十分贴切的。
生活史是具体的人在特定的生活空间里进行的，所以生活史既要有人，还要有空间。“无人”的生活史通常无具体空间，要说有，也只是抽象的“社会”。因此，这类生活史的题目中往往只有时间概念，例如“某朝某代生活史”。“有人”的生活史大多有空间概念。例如市民生活史的空间是城市，宫廷生活史的空间是宫廷。不过，笔者感觉，这类著作并未对空间给以特别的说明和自觉的关注。与此不同的是，本书对村民的基本生活空间——村落，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详尽的说明。原因是长期以来“村落”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相当薄弱的一环，近代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的农村调查研究多只关注近、现代村落。作者重视对北朝“村落”的研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不过，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村落”乃至生活于其中的“村民”，却并非易事，这一点与近现代农村研究不同，后者可进行实地研究，对村民进行当面的调查。与西欧也不同。西方中世纪里每个庄园都有教堂和庄园法庭，其中保存了大量有关人口、生死状况及土地交易的档案和法庭记录，为研究中世纪农村生活提供了可观的资料。可是，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国家统治，朝廷对于民间状况缺少兴趣。中国传统史学记载的多是上层人物的事迹，对“村落”和“村民”几乎未予涉及。以往历史学者从文献出发，对“魏晋南北朝”多只关注世家大族或“魏晋玄学”之类上层的历史、文化。本书作者则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发掘新史料，这就是石刻中的“造像记”。造像记是民众造像的产物。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于世，民众以各种方式来造像兴福。佛像造成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的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原因、时间、誓愿，并刻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
对于石刻中造像记的史料价值，前人不甚重视。“新史学”之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专门有一章“说史料”，其中说到：“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开始将这“无关考史”的造像记用于考史，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本书的作者此前的一部著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是采用新方法和新材料的代表作。本书则从多达1700种造像记中“沙里淘金”，同时佐之以大量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从而将那些生存于1500年前的北朝村民连同那“被遗忘的世界”（书中语）一道，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项发现不能不令人惊叹。
作者强调要重视“村落”，可是该书的题目说的却是“村里”。原来，“村里”是“村落”与“里”的统称。“村落”是自然形成的人口集聚地，“里”是朝廷的基层行政编制，这种命名体现了村民基本生活空间的两重性，也表现了作者的宏观眼光。作者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西方影响下开始的农村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理论的制约，表现在“多数研究都有将研究对象从中国社会中切割下来加以孤立考察的倾向，很少注意村落或地区与外界的关系、政权对村落的影响等，带有西方人类学研究‘无国家的社会’范式的印记，没有把握住中国作为数千年文明的复杂社会的特点。”
该书先以“鸟瞰”的方式描述造像记中反映出的村落的时空分布状况，给人以总体的印象；继而把镜头拉近，用特写的方法介绍村落的具体构造，包括外观和内部结构以及居民的构成；随后讲述村落与朝廷、州县以及城市的联系；用细腻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多维、立体的村民生活世界的全景图。
从书中我们得知，村落是村民生活的基本场所，但是它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整体来看，村落是朝廷、州县以及乡里之下的一个层级，村民的生活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空间。作者将宏观与微观结合，在国家制度的背景下考察村落，的确是抓住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
正因为看到了村民生活世界的实质，该书对“生活史”的内容也有新发现。以往的生活史多只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只能算是物质生活史。本书关注村民对朝廷、皇帝及官僚等人物以及时局的态度，研究村民的精神生活，从而拓宽了生活史的领域，并由此而表现了生活史的全面和真实的意义。
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不仅有大量中文文献，还有不少英文和日文的文献，显示出作者宽阔的视野，在当今学术界颇为难得。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11日 署名方晓
书的题目首先提供了三大信息：时间、空间和人物，这正是历史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就时间方面来说，此前还未见有单独并全面研究北朝生活史的著作。北朝的研究无论在普通史还是在生活史中都是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将“北朝”作为独立的单位进行重点研究，在中国史学中无疑是一大突破。
其次来看人物。笔者发现，现有的生活史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无人”的生活史，尤其那些通史和断代的生活史，通常仅叙述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生活在各时期有何不同，缺少作为生活史主体的具体人物。另外一种是“有人”的生活史。“有人”的生活史包罗万象：上自帝王、后妃，次及官绅、士人；下至市民、商贾，乃至贱民、游民、流氓、妓女等等；范围不可谓不广，也不能说不重视下层民众，可是偏偏缺少社会中最主要的，也是人口最多的农村居民。或许有人认为，以往的“农战史”已经对农民作了大量的研究。实际上几十年来的“农战史”研究的只是短暂的社会动乱时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却忽略了更长时期，即和平时期内的日常生活史。况且，“农战史”对参与起义的广大农民并没有深入研究，只关注起义的首领；而起义首领大多数不是农民。本书重点研究北朝的农村居民，不仅填补了生活史研究的空白，对整个历史研究也具有开拓性意义。
该书将其人物定义为“村民”，而不说“农民”，意义颇深。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是以务农为业的平民，也即“庶民”。“农”是指职业，“民”是指身份；“民”是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等级，等级的概念与阶级概念不同。“农民”中既有无地的佃农，也有少有土地的“自耕农”，还有庶民地主；笔者将其统称为“农村居民”。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村落中的居民，本书作者便把他们具体称为“村民”，这是十分贴切的。
生活史是具体的人在特定的生活空间里进行的，所以生活史既要有人，还要有空间。“无人”的生活史通常无具体空间，要说有，也只是抽象的“社会”。因此，这类生活史的题目中往往只有时间概念，例如“某朝某代生活史”。“有人”的生活史大多有空间概念。例如市民生活史的空间是城市，宫廷生活史的空间是宫廷。不过，笔者感觉，这类著作并未对空间给以特别的说明和自觉的关注。与此不同的是，本书对村民的基本生活空间——村落，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详尽的说明。原因是长期以来“村落”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相当薄弱的一环，近代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的农村调查研究多只关注近、现代村落。作者重视对北朝“村落”的研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不过，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村落”乃至生活于其中的“村民”，却并非易事，这一点与近现代农村研究不同，后者可进行实地研究，对村民进行当面的调查。与西欧也不同。西方中世纪里每个庄园都有教堂和庄园法庭，其中保存了大量有关人口、生死状况及土地交易的档案和法庭记录，为研究中世纪农村生活提供了可观的资料。可是，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国家统治，朝廷对于民间状况缺少兴趣。中国传统史学记载的多是上层人物的事迹，对“村落”和“村民”几乎未予涉及。以往历史学者从文献出发，对“魏晋南北朝”多只关注世家大族或“魏晋玄学”之类上层的历史、文化。本书作者则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发掘新史料，这就是石刻中的“造像记”。造像记是民众造像的产物。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于世，民众以各种方式来造像兴福。佛像造成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的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原因、时间、誓愿，并刻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
对于石刻中造像记的史料价值，前人不甚重视。“新史学”之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专门有一章“说史料”，其中说到：“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开始将这“无关考史”的造像记用于考史，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本书的作者此前的一部著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是采用新方法和新材料的代表作。本书则从多达1700种造像记中“沙里淘金”，同时佐之以大量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从而将那些生存于1500年前的北朝村民连同那“被遗忘的世界”（书中语）一道，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项发现不能不令人惊叹。
作者强调要重视“村落”，可是该书的题目说的却是“村里”。原来，“村里”是“村落”与“里”的统称。“村落”是自然形成的人口集聚地，“里”是朝廷的基层行政编制，这种命名体现了村民基本生活空间的两重性，也表现了作者的宏观眼光。作者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西方影响下开始的农村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理论的制约，表现在“多数研究都有将研究对象从中国社会中切割下来加以孤立考察的倾向，很少注意村落或地区与外界的关系、政权对村落的影响等，带有西方人类学研究‘无国家的社会’范式的印记，没有把握住中国作为数千年文明的复杂社会的特点。”
该书先以“鸟瞰”的方式描述造像记中反映出的村落的时空分布状况，给人以总体的印象；继而把镜头拉近，用特写的方法介绍村落的具体构造，包括外观和内部结构以及居民的构成；随后讲述村落与朝廷、州县以及城市的联系；用细腻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多维、立体的村民生活世界的全景图。
从书中我们得知，村落是村民生活的基本场所，但是它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整体来看，村落是朝廷、州县以及乡里之下的一个层级，村民的生活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空间。作者将宏观与微观结合，在国家制度的背景下考察村落，的确是抓住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
正因为看到了村民生活世界的实质，该书对“生活史”的内容也有新发现。以往的生活史多只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只能算是物质生活史。本书关注村民对朝廷、皇帝及官僚等人物以及时局的态度，研究村民的精神生活，从而拓宽了生活史的领域，并由此而表现了生活史的全面和真实的意义。
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不仅有大量中文文献，还有不少英文和日文的文献，显示出作者宽阔的视野，在当今学术界颇为难得。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11日 署名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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