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际遇

  美国学者协会曾对40所大学进行抽样调查，测定20世纪学生文学知识的变化。结果显示：如果把1900年定为100分，1914年一次大战前就是99分，1939年二战前则为73分，1964年越战前降至69分，1993年伊拉克战争后只剩了25分。总之这条曲线一个世纪来持续下落，最近的40年更几乎就是自由落体。
　　 这个结果广受瞩目，同样也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尖锐地说“文化产业”已经把大众变成了“广众”（admass,盲目跟广告走的大众）,“民主”成了“笨主”（Dumbocracy）。而很多当代教育的辩护者以为，在今天的世界，“文学”已是个奢侈品，学生对新式文化产品，如影视传媒、网络通讯相当熟悉，这个测定结果只是表明各个时期学生的知识侧重不同而已。面对这样的世界，温和者称之为“多元时代”；时髦者称“后现代文化”；反对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干脆痛心疾首得称之为“混沌的时代”。
　　 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位传奇性的学者。他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禀赋过人，阅读速度奇快，记忆力超常，自称过目不忘。这位布鲁姆向来以不与学术传统妥协著称。作为终生任教于耶鲁的教授，他从不写自己的学术简历，却和惠特曼一样，不避讳评价自己的作品。他的很多著述完全依靠记忆引用并避免学术化的标准引注，原因在于他著名的“影响理论”反对出处的常规说明，强调文学和批评中的影响与反抗、占用和压制功能。但就是这位反对学术传统崇拜的怪才却在1994年写作了《西方正典》（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中译本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为坚守传统文学经典大声疾呼，极力强调看似老生常谈的文学的“审美价值”。
　　 美国批评界在60年代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学生反战运动以及新左派的崛起之后，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经典作品也产生了质疑和反叛。对理论的日渐关注使得人们意识到应该用批判的观点重新审视“经典”的操纵过程，于是看似独立的文学及其价值一下子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维护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文学经典”、“文学性”等问题失去了过去为我独尊的地位，研究者开始热衷于探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那些微妙的外部因素。
　　 1981年著名学者莱斯里•费德勒（Leslie Fiedler）和休斯顿•贝克尔（Houston Baker）编选了一本学者两年前在哈佛讨论经典的文集《拓展经典》（Opening Up the Canon）,标志着质疑与重建经典的论争正式进入美国和西方学术界主流，甚至成为了一项“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这其中，旧知新学不乏其例，纷纷对文学经典指手划脚。布鲁姆便勇敢列举了自己反对的名单：艾略特的新批评、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所谓的新左派和老右派，还有“愤怒学派”的六个分支：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等，要求拓展新经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布鲁姆嘲笑这类文学研究者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无疑布鲁姆因此而树敌众多，但估计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暗中的支持者都会钦佩他坚持己见的勇气。
　　 布鲁姆所勇敢指称的这些研究方法对文学的“侵害”的确已经非常严重。代表文学与多学科交叉最明显的比较文学很能凸现这一“盛况”。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每十年发布一次报告，对美国国内的比较文学历史、现状与走向作出评估。如果说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Charles Bernheimer）对文学所处的“多元文化时代”还有些许乐观的话，那么到了2003年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的报告则对这一状况提出担忧。他的报告中干脆专辟一章强调“文学性”的问题，认为近几十年来不用文学就能进行文学研究、单纯罗列理论和术语，忽视文学的内在审美就将文学研究建立在虚弱的假设上已成潮流。这些正是布鲁姆10年前那本书里所大力批判的。
　　事实上，问题的焦点在于布鲁姆所坚持的精英立场正与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水火不容。布鲁姆本人8岁就饱读诗书。在他以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想象，与所谓的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无关；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是美学，由此引发的文学批评则绝对是一种精英现象。布鲁姆可不在乎这种论调的危险，他坚持说文学从来都是无用的，甚至是痛苦的。同样，《西方正典》“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而是给一小部分仍爱阅读的学者和被约翰逊及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而写。这些普通读者正是伍尔夫所谓“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人。
　　 布鲁姆以“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反抗今天的大众文学，力图重建西方文学的经典传统。他的精英式路线弃绝凡尘，与当今流行理论格格不入。特里•伊格尔顿很早以前就质疑：在那些认为文学是美学的或非政治的理论中，暴露出杰出人物统治论、性别歧视论或个人主义，持此论者基本上认为，世界的中心是沉思的自我，但关键是为什么个人却最终成为检验一切：经验、真理、现实、历史等等的一切标准？（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P283 ）与这类左派的激愤相比，布鲁姆的防守式反击显得多少有些悲壮。
　　 在这样一个大众唱主角的时代，像布鲁姆一样坚守精英式文学观的人要冒“政治不正确”之大不韪。他的同道如今真是屈指也数不出几个，比他更早一点的纳博科夫或许还算一例，这位俄国流亡贵族所尊重的奥尔巴赫也算他们的前辈。
　　其实美国文化历来有实用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传统，这决定了当代的人文选择只能是选择现代需求而不是坚守传统。泰纳曾讽刺时人的油滑，说：“先生们，务必永远脱帽致敬，因为实在说不准谁原来是个天才！”今天，日渐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确已经使得很多批评家不再敢大胆断言哪些是真正的文学经典。当大多数人以审慎乐观或辩证圆融的观点看待这一变化时，布鲁姆统一经典的雄心和对文学性的执著固守，无疑成为空谷足音，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