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彬有礼的社交语体
（约稿，勿转，谢谢）
像法语本身一样，纪德所做的事情是从重音开始，到轻音结束。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舍斯托夫或者别尔嘉耶夫那样的评述，像一柄绝望而非人的铁锤，和我们的大脑一起坠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陷的铁砧上。“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到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身劳累……”毫无疑问纪德错了，他居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成了一个“人”：难道俄国人还没有习惯一个能从苦役犯和罪人中认出天神的世界么？当舍斯托夫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裂、恶行以及“死亡天使赋予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就像是在说起路西法本人；而纪德所做的阐释则正好相反：进入阅读后很快人们就能明白，这一类著作与其说廓清了一个天才的容貌，不如说只是穿越了他的鬓角透视着作者的文化远景。这是一种错视，就像雷恩·玛格利特在绘画中对透视法那著名的嘲讽——在窗前把塔楼的尖顶与延伸至远方的道路相混淆了。纪德的可取之处，只在于打开了这样一扇窗子对欧洲的远方眺望，虽然视野本身对纪德是否忠诚要另当别论：他如此信任一位天才言语上的“真诚”，仿佛信任那“科学”的透视法则，未免过于天真了——或者说过于自私和功利了。在这本小书里他扮演了圣伯夫的角色。
然而误解是那么心安理得。我们可以尽情欣赏纪德滑稽的“反思”态度：他居然在为法兰西，为福楼拜、卢梭的不真诚忏悔（更像是屈尊俯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分门别类，智者和普通人区别开来……他居然真的把俄罗斯人和法国、英国人区分开来，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反复絮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威廉·布莱克和尼采——罗马人不是早就说过么？太阳之下没有新事。新事只来自于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也就是纪德所说的人物形象中的“阴影”。而纪德反复经过又一次次绕过这个最关键的主题，去抓住叙事技巧、民族主义、超人哲学、癫痫症（或者所谓“精神中的不平衡”）这些鸡毛蒜皮不放。尤其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在援引了一封陀氏描述自己被绑上行刑架又被大赦的书信后，他的回应是：“……不过我现在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耽误时间。”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经历这件事，事情是不一样的。“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我原来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爱”，用海德格尔的词来说，是唯一“上手（Zuhanden）”的东西，武松手里断成两截的哨棒——仅有的和最后的武器；而在纪德的想象中，陀氏却率领着一支兵刃在手（Vorhanden），训练有素的俄国形而上学军队。“……这位精神国王聚集了俄罗斯的心。”在托氏亲身经历的事件中，我们才能看到最后剩下的、最有力量、最接近绝对、可以与绝望相等同的希望是什么，他从这事件中吸收的是多么复杂的东西（不仅仅是他的武器：爱和宗教，还包括他的敌人的武器：权欲、暴虐、非人的冷酷。从舍斯托夫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支持这句话的证据）；而从纪德的描述中，我们只能看到那种古罗马战争式的笨拙景象：法国方阵与俄国方阵，或者欧洲方阵和亚细亚方阵的对冲。
他试图把陀氏的独特描述成一种“民族性”，把陀氏的复杂描述成一种有秩序（只是秩序比较奇特）的“伟大”和“虔诚”：噢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他是在讲座上说出这些话的，使用着彬彬有礼的社交语体。这正是他和陀氏的区别所在：他相信自己所说的是诚实、有益、可以对自己的听众和民族负责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明白自己在撒谎：即使只是说他自己，被说出的也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是遮蔽和显示、表演和真情流露的毫无秩序的结合。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就像在木桩上他不得不想起他的哥哥：只有在这种时刻的思绪才是不折不扣的神谕。临刑者这个意象几乎没有提醒起纪德，是谁曾经被捆上十字架然后又复活，又是什么使他复活的。
“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说：他只能对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信仰负责，而从这信仰当中辐射出世界，像是燃烧自身的发光体。而纪德试图把他变成巴黎拱廊街上的月亮，或者说电灯——这致命的错误中甚至看不出多少感情，这本书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它仅仅能作为“资料”来阅读。亲爱的研究者们，把它当作辞典使用吧，而我，这寻求热量的读者，要暂时隐退了。
像法语本身一样，纪德所做的事情是从重音开始，到轻音结束。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舍斯托夫或者别尔嘉耶夫那样的评述，像一柄绝望而非人的铁锤，和我们的大脑一起坠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陷的铁砧上。“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到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身劳累……”毫无疑问纪德错了，他居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成了一个“人”：难道俄国人还没有习惯一个能从苦役犯和罪人中认出天神的世界么？当舍斯托夫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裂、恶行以及“死亡天使赋予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就像是在说起路西法本人；而纪德所做的阐释则正好相反：进入阅读后很快人们就能明白，这一类著作与其说廓清了一个天才的容貌，不如说只是穿越了他的鬓角透视着作者的文化远景。这是一种错视，就像雷恩·玛格利特在绘画中对透视法那著名的嘲讽——在窗前把塔楼的尖顶与延伸至远方的道路相混淆了。纪德的可取之处，只在于打开了这样一扇窗子对欧洲的远方眺望，虽然视野本身对纪德是否忠诚要另当别论：他如此信任一位天才言语上的“真诚”，仿佛信任那“科学”的透视法则，未免过于天真了——或者说过于自私和功利了。在这本小书里他扮演了圣伯夫的角色。
然而误解是那么心安理得。我们可以尽情欣赏纪德滑稽的“反思”态度：他居然在为法兰西，为福楼拜、卢梭的不真诚忏悔（更像是屈尊俯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分门别类，智者和普通人区别开来……他居然真的把俄罗斯人和法国、英国人区分开来，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反复絮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威廉·布莱克和尼采——罗马人不是早就说过么？太阳之下没有新事。新事只来自于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也就是纪德所说的人物形象中的“阴影”。而纪德反复经过又一次次绕过这个最关键的主题，去抓住叙事技巧、民族主义、超人哲学、癫痫症（或者所谓“精神中的不平衡”）这些鸡毛蒜皮不放。尤其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在援引了一封陀氏描述自己被绑上行刑架又被大赦的书信后，他的回应是：“……不过我现在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耽误时间。”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经历这件事，事情是不一样的。“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我原来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爱”，用海德格尔的词来说，是唯一“上手（Zuhanden）”的东西，武松手里断成两截的哨棒——仅有的和最后的武器；而在纪德的想象中，陀氏却率领着一支兵刃在手（Vorhanden），训练有素的俄国形而上学军队。“……这位精神国王聚集了俄罗斯的心。”在托氏亲身经历的事件中，我们才能看到最后剩下的、最有力量、最接近绝对、可以与绝望相等同的希望是什么，他从这事件中吸收的是多么复杂的东西（不仅仅是他的武器：爱和宗教，还包括他的敌人的武器：权欲、暴虐、非人的冷酷。从舍斯托夫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支持这句话的证据）；而从纪德的描述中，我们只能看到那种古罗马战争式的笨拙景象：法国方阵与俄国方阵，或者欧洲方阵和亚细亚方阵的对冲。
他试图把陀氏的独特描述成一种“民族性”，把陀氏的复杂描述成一种有秩序（只是秩序比较奇特）的“伟大”和“虔诚”：噢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他是在讲座上说出这些话的，使用着彬彬有礼的社交语体。这正是他和陀氏的区别所在：他相信自己所说的是诚实、有益、可以对自己的听众和民族负责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明白自己在撒谎：即使只是说他自己，被说出的也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是遮蔽和显示、表演和真情流露的毫无秩序的结合。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就像在木桩上他不得不想起他的哥哥：只有在这种时刻的思绪才是不折不扣的神谕。临刑者这个意象几乎没有提醒起纪德，是谁曾经被捆上十字架然后又复活，又是什么使他复活的。
“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说：他只能对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信仰负责，而从这信仰当中辐射出世界，像是燃烧自身的发光体。而纪德试图把他变成巴黎拱廊街上的月亮，或者说电灯——这致命的错误中甚至看不出多少感情，这本书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它仅仅能作为“资料”来阅读。亲爱的研究者们，把它当作辞典使用吧，而我，这寻求热量的读者，要暂时隐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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