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疯狂
鲍勃·迪伦，你可以在前面加上很多状语名词：诗人、作家、摇滚教父、语言学家，如果你够了解他，你还可以指出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
仍然记得高中时第一次听到迪伦的歌，像大多数人一样，是那首如雷贯耳的“随风而逝去”（Blowing in the wind），当时为了学好英语，买了一张外国歌曲精选，与雪绒花、卡萨布兰卡等经典老歌被录在一起。并不是他的原声，从卡带机里传出的是圆润高昂的女声，我听声音都能想象出歌者发音时蛋形的嘴唇。后来我找到了迪伦的声音，在家里的客厅里按下播放键盘，一会妈妈走过来说：这是谁？他到底会不会唱歌？
1959年，迪伦离开伊利诺斯的家，读着凯鲁亚克与金斯堡的诗歌上路，他经过城镇、村庄，去二手唱片店找唱片、到图书馆查阅民谣资料、在酒吧驻唱，与嬉皮士、工人、街头艺人在一起。他学习着关于民谣音乐的一切，像一个餓汉吞下他能接触到的知识，并化为己有。最后来到纽约，在那个世界之都的冬天他写道：“我走了很长的路到这里，从最底层的地方开始，但现在是命运显现出来的时候了，我觉得他正看着我，而不是别人”。
迪伦这本自传取名“编年史”，记录了他60年代后的一些片段。读完之后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有些牵强。他没有从第一声啼哭、第一把吉他开始他的回忆，他遇到的第一个人物竟然是一个过气的老拳王，他告诉迪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硬汉子得多张几斤肉。他像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记录下他身边的默默无闻而又五光十色的小人物。特别是在书开头的两章，他细致得描写了格林威治村，这个60年代年轻人的圣地中形形色色的过客。有面容疲倦的独行者、赌徒、身怀绝技却又为生活打拼的卖艺者。没错，迪伦是个大人物，从某个角度来说，对那个时代他举足轻重，但你在书中看不到那些所谓辉煌的片段，如他在林肯广场面对的汹涌人群，第一次把吉他插上电，引来铺天盖地的咒骂声，没有，对于这些大事件，他几乎没预留任何笔墨。迪伦显然是个任性而固执的记述者，故意把记忆打乱，任着性子按照自己的逻辑修剪着自己走过的历史。
在书里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摇滚巨星，他为民谣这种古老的歌唱形式带上了新的皇冠，却同时也为声名所累。媒体、公众给他贴上了各色标签，狂热的学生总能找到他的家，情辞恳切的让他当运动的领袖。可迪伦并不想这样，他想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和一切狂热的行为划清界限，在那个被点着的时代，暴风雨捶打着玻璃窗，他向外望去，一切都看的很清楚，可他拒绝邀请，选择独自疯狂。在1966年的车祸之后迪伦选择远离人群，他拒绝用别人定义自己的生活。他写道：
我曾遭遇一场车祸，并因此而受伤，但是我康复了。真相是我想退出激烈的竞争。生儿育女改变了我的生活，把我从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中分离了出来。在我的家庭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保持真正的兴趣，我开始用不同以往的眼光看待每一件食物。即使是报纸上那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比如肯尼迪被枪杀、马丁路德金被枪杀····我不是将他们看成被枪杀的领袖，而是更多地想到他们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将会遭遇怎样的创伤。我出生在美国，并在美国长大，这是个自由、独立的过渡，我一直珍爱着平等、自由的价值和理想。我决心用这些理想来培养我的孩子。
迪伦似乎非常珍视细节，他可以对一些举世皆知的事件不着一字，却选择对一些细微易逝的事务情有独钟。或者是一个午后的窗外、或者是一个雨天中的简陋咖啡馆，或者一个波西尼亚家庭的房间摆设。甚至走廊看到的应征女郎他也认认真真的献上一段描写：
“当我走出电梯时，走廊里一个应征女郎冲着我走过来——她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穿一件狐狸皮外套，一双高跟鞋能刺穿你的心脏。她涂着蓝色的眼影，黑色的眼线，深色的眼睛。她看上去就像刚刚被痛打了一顿，很害怕再挨打。她手里有一杯深紫色的葡萄酒，“我快渴死了，”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说。她有一种魅力，但不适合这个世界。可怜的人儿，她注定要在这个走廊上走上一千年。”
自传的叙述生动有力，到处散落着一气呵成的内心独白。他对于文字的控制力让人惊讶。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深知简洁的重要性，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挥发了文字的诗意。作为一个唯一一位被题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家，迪伦不愧为语言大师的称号。这也许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你能想象余华被题名格莱美奖么？看看迪伦怎么描写名声的：
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噎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在我的脸上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我不是一个表演奇迹的传教士。这能让任何一个人疯狂。
镜面已经翻过来了，我可以看得见自己的未来——一个老演员在自己过去辉煌过的剧院外面翻检着垃圾筒。
据说迪伦有一个习惯，喜欢在老式手动打字机上敲下歌词，然后谱上曲子。这本自传也同样是出自这样的打字机，用三年时间敲打而成。迪伦像一个海边拾贝壳的老者，依着自己的性子，专检那些别人看不起的货色，小心翼翼得把它们打磨出思想的光泽。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午后，在一个没有妈妈的房间，放着迪伦的歌，读着他不凡的人生。
仍然记得高中时第一次听到迪伦的歌，像大多数人一样，是那首如雷贯耳的“随风而逝去”（Blowing in the wind），当时为了学好英语，买了一张外国歌曲精选，与雪绒花、卡萨布兰卡等经典老歌被录在一起。并不是他的原声，从卡带机里传出的是圆润高昂的女声，我听声音都能想象出歌者发音时蛋形的嘴唇。后来我找到了迪伦的声音，在家里的客厅里按下播放键盘，一会妈妈走过来说：这是谁？他到底会不会唱歌？
1959年，迪伦离开伊利诺斯的家，读着凯鲁亚克与金斯堡的诗歌上路，他经过城镇、村庄，去二手唱片店找唱片、到图书馆查阅民谣资料、在酒吧驻唱，与嬉皮士、工人、街头艺人在一起。他学习着关于民谣音乐的一切，像一个餓汉吞下他能接触到的知识，并化为己有。最后来到纽约，在那个世界之都的冬天他写道：“我走了很长的路到这里，从最底层的地方开始，但现在是命运显现出来的时候了，我觉得他正看着我，而不是别人”。
迪伦这本自传取名“编年史”，记录了他60年代后的一些片段。读完之后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有些牵强。他没有从第一声啼哭、第一把吉他开始他的回忆，他遇到的第一个人物竟然是一个过气的老拳王，他告诉迪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硬汉子得多张几斤肉。他像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记录下他身边的默默无闻而又五光十色的小人物。特别是在书开头的两章，他细致得描写了格林威治村，这个60年代年轻人的圣地中形形色色的过客。有面容疲倦的独行者、赌徒、身怀绝技却又为生活打拼的卖艺者。没错，迪伦是个大人物，从某个角度来说，对那个时代他举足轻重，但你在书中看不到那些所谓辉煌的片段，如他在林肯广场面对的汹涌人群，第一次把吉他插上电，引来铺天盖地的咒骂声，没有，对于这些大事件，他几乎没预留任何笔墨。迪伦显然是个任性而固执的记述者，故意把记忆打乱，任着性子按照自己的逻辑修剪着自己走过的历史。
在书里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摇滚巨星，他为民谣这种古老的歌唱形式带上了新的皇冠，却同时也为声名所累。媒体、公众给他贴上了各色标签，狂热的学生总能找到他的家，情辞恳切的让他当运动的领袖。可迪伦并不想这样，他想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和一切狂热的行为划清界限，在那个被点着的时代，暴风雨捶打着玻璃窗，他向外望去，一切都看的很清楚，可他拒绝邀请，选择独自疯狂。在1966年的车祸之后迪伦选择远离人群，他拒绝用别人定义自己的生活。他写道：
我曾遭遇一场车祸，并因此而受伤，但是我康复了。真相是我想退出激烈的竞争。生儿育女改变了我的生活，把我从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中分离了出来。在我的家庭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保持真正的兴趣，我开始用不同以往的眼光看待每一件食物。即使是报纸上那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比如肯尼迪被枪杀、马丁路德金被枪杀····我不是将他们看成被枪杀的领袖，而是更多地想到他们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将会遭遇怎样的创伤。我出生在美国，并在美国长大，这是个自由、独立的过渡，我一直珍爱着平等、自由的价值和理想。我决心用这些理想来培养我的孩子。
迪伦似乎非常珍视细节，他可以对一些举世皆知的事件不着一字，却选择对一些细微易逝的事务情有独钟。或者是一个午后的窗外、或者是一个雨天中的简陋咖啡馆，或者一个波西尼亚家庭的房间摆设。甚至走廊看到的应征女郎他也认认真真的献上一段描写：
“当我走出电梯时，走廊里一个应征女郎冲着我走过来——她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穿一件狐狸皮外套，一双高跟鞋能刺穿你的心脏。她涂着蓝色的眼影，黑色的眼线，深色的眼睛。她看上去就像刚刚被痛打了一顿，很害怕再挨打。她手里有一杯深紫色的葡萄酒，“我快渴死了，”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说。她有一种魅力，但不适合这个世界。可怜的人儿，她注定要在这个走廊上走上一千年。”
自传的叙述生动有力，到处散落着一气呵成的内心独白。他对于文字的控制力让人惊讶。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深知简洁的重要性，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挥发了文字的诗意。作为一个唯一一位被题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家，迪伦不愧为语言大师的称号。这也许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你能想象余华被题名格莱美奖么？看看迪伦怎么描写名声的：
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噎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在我的脸上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我不是一个表演奇迹的传教士。这能让任何一个人疯狂。
镜面已经翻过来了，我可以看得见自己的未来——一个老演员在自己过去辉煌过的剧院外面翻检着垃圾筒。
据说迪伦有一个习惯，喜欢在老式手动打字机上敲下歌词，然后谱上曲子。这本自传也同样是出自这样的打字机，用三年时间敲打而成。迪伦像一个海边拾贝壳的老者，依着自己的性子，专检那些别人看不起的货色，小心翼翼得把它们打磨出思想的光泽。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午后，在一个没有妈妈的房间，放着迪伦的歌，读着他不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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