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快乐？

一个朋友来我公司蹭饭。聊来聊去，他说他不快乐。30啷当的年纪，一年十来万赚着。也没有重体力劳动，要劳其筋骨；放眼望去，也没有什么咄咄逼人的竞争者，让他首当其冲。娇妻有了，娇婴在盼。可是——为什么不快乐？
我回苏州来的这两年，总觉得不快乐象一种传染病，在社会流传。日子好了，钱也多了，房子有了，车子开了，就是不快乐。他＼她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但似乎又不确实地知道期盼着什么；好象就这么期盼着，就会有个莫名的大欢喜光临自己。
整座城市富裕得不满足，有些懒散的怨艾，却又不思进取。这种腔调，有时候很让人看不起。我有时候会想到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贝克特是个长相颓废的爱尔兰犹太人。最著名的荒诞派戏剧作家之一。如果他能活到今年正好一百岁。前段时间买了套湖南文艺出版的他的作品集。贝克特的童年是一战，青壮年混在巴黎，又逢二战沦陷了。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艰辛而又虚无的游荡。也有因可原。
《等待戈多》是本很“操蛋”的戏。这是我北京一哥们的经典评语。他特特拖我去中戏看过一场毕业班的汇报剧。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他都跟我说：这就是本特操蛋的戏。我们就是只蛋，经常被生活所操。我窃笑，但默认。
整部戏，五个人。两个无比潦倒的流浪汉在黄昏的旷场，一棵几乎要死下来的树下，等戈多。戈多是谁？约他们干什么？什么时候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执著是等。他们的痛苦是他们的执著。于是他们极度烦燥。他们不停的说话，但说的话基本不靠谱，几乎象走神的时候，语言是不过脑子的，直接掰开嘴就临空而出。象屁一样。他们遇到一对主仆，身世不明，遭遇不明，来而又往。反复有个童子上来，跟他们说一样的话：戈多今晚不来了，但明天晚上准来。
没有目的生活，无休止的循环。演了五十年，换了多少种语言，戈多一直在明晚来。一直，没来。等待戈多，成为捱时光的一种目的，一种希望，就象两个流浪汉那样“戈多来了，咱们可就有救了。”但他就是不来,他们苦闷得想上吊。但他们能去死吗？不能，因为他们必须得等待戈多。在贝克特看来，人生就是这样，既难活，又难死，既有希望，又很绝望。而归根到底还是不明所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得等待戈多，而且将继续等待下去。
荒诞派戏剧兴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刚刚过去，土地不深处还有血腥的气味。上帝死了，信仰坍塌，战争给生还者留下了心灵重创。生活还在继续，但是世界让人捉摸不透，社会令人心神不安。就象今天的中国人，传统的安全感基本瓦解，专业、学历、单位、职位、婚姻、家庭、土地、故乡，这些曾经一举定乾坤的因素，全都不再足以构建起安定与安全感。我们处在多元的标准之下，失去了对与错，好与坏的基础标准。人们凭本能和直觉而不凭自觉努力来解决矛盾，各自空虚单调，机械压抑，仍然不愿意也不能够互相理解和交流，人心与人心充满了陌生和遥不可及的距离。
现世的我们，也象树下等待戈多的一个。我们内心的戈多应该是一笔得之容易的财富，还是不事张扬爱情；或者是自作自受的疾病，还是事与愿违的挫折？
人生，用无知来等待莫名，怎能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