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我喜欢
我还是爱看美国人写的书。
前几天看了《华盛顿邮报》前主编的自传，了解一美国报业的细节，老报人的经验。无疑，我从中获得指导，因为我们同行，且入行理由类似，如他所说，没什么比见证一段历史，并把它记录下来更快乐的事情了。
是的，我入行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那时候我以为新闻工作者跟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工作性质类似，甚至比所谓现在的历史学家更象司马迁，因为历史学家不会象司马迁那样四处乱窜，只会钻故纸堆，泡图书馆。
我是97年进入大学的，而后几年，传播学和西方的新闻学的理论出版物大量引进中国，随之就是很多高校都开始办新闻传播专业，没有的建系，有系的扩建学院。在这方面，新闻学术圈头一次赶超了新闻行业。但是，似乎新闻业毕业生一直不是那么好找工作。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选择念新闻的时候（实际我的毕业证上写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而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传统语言学和中国古代史以及回族史。），我和同学们还是很兴奋地，一下子就被某新闻学老师给煽惑起来。通过他，我开始接触西方新闻学的一些已经成熟的经验和对新闻的定义、价值的判断。而更主要地是，那时候图书馆有上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明尼苏达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原版教材，名字好像都叫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后来哥大教材的最新版被展江组织翻译成中文，叫《新闻报道与写作》。
那时候我其实一点社会学科，比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常识都没有。可也硬生生把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李大同和刘建明很推崇的书）以及李普曼的《公共舆论》给看了。
于是，一个毫无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北京人外加独子彻底被美国新闻同行们的经验、事迹给煽动起来了，按照今天的说法，那时候我很HIGH，觉得新闻界乌烟瘴气，急需我们这样的人去改革。我估计我那时候的心态比芙蓉姐姐还要恶心得多。而这一切，恐怕要归结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新闻传播学学专业书籍的翻译运动和炒作，那大概是从华夏出版社那套传播学著作开始的。那时候新闻学界和新闻界似乎有点脱节，一边是好些有激情的年轻人在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选择新闻专业，一边是新闻行业近两年的不景气，三十多岁的记者迷茫困惑找不到好出路。
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正在各大学校新闻学院念书的同学，还在做着我那时候的梦，想要当一个象普利策、象默罗、象华莱士或者法拉奇、卡帕那样的牛比记者。他们中可能比我还要HIGH。
“我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战地记者。”年初某校新闻学院的女学生对我说。当时，另外一名女生忧心忡忡地问我找工作难不难，要不要考研什么的，她是大一的。
这两位都让我感到吃惊，且印象深刻。
正所谓造物弄人。我去了让我震撼无比的《中国青年报》（那里1个月学到的东西比在大学一年学到的还多），可是不到几个月就去了中东，随之回来跟着魔鬼教官混，一头扎到国际新闻这个偏门上，干到现在。我在中东的时候就想一个问题，我能不能放得下记者这个行当，答案是不能。无论如何，即使这条路错了我也会选。因为我只能根据现实和我的年龄来作选择，我这个年龄所包含的阅历经验又不可能作出最优的投机，而只能选最想干的事情。这样，老了以后，我就不会鄙视自己说，连自己喜欢的事情都不敢去干，你他妈那叫什么青春？
那将是多么可怜的一个老头。
事实就是如此，这样干了快两年，我对于这个行当比以前要现实了。从呐喊到彷徨，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如此，没什么人想在新闻业折腾一辈子。对我来说，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是在李小停和林楚方去《南方周末》。一个是去哪家报纸，都会赶上停刊，所以被叫成小停。另一个是当初一起反出《南方周末》，转了一圈又走了回头路。两个三十多岁的记者回到《南方周末》去作编辑，这可不是在美国。对，他们可以自我安慰说，在美国三十多岁的还只能当助理记者呢。但是，这比较能成立么？在美国，如果在《华盛顿邮报》或者美联社，干一辈子记者，只能说爽，而且有前途。可是在中国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问问这些三十多岁的记者，他们是选择把自己所在媒体当成一份事业来献身么，打算干一辈子么？
好，就算三十多岁的人有人这么想，但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敢。
唐岩说的好，我们这边从来没有完全走市场化，完成行业竞争，所以，从来就找不到一份成熟的专业的时政社会类报纸或杂志，哪怕是《南方周末》。
说的有点过头了，有些极端。实际上，我只是想写一篇关于《美国新闻史》的读后感。我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悟是，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不一样，中国新闻行业工作者和美国的JOURNALIST的社会职能、产业的成熟程度、社会地位也不一样，我们生存的条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老做梦想象美国记者那样地 HIGH，而且自信可以一直HIGH下去。
而这是公平的，因为美国记者也不是从立国那天起就光荣与梦想了，这中间经历了三、四百年，多少代人的拼杀努力。而中国的新闻业才走了多远？
我并不是以此为借口否定自己当初的选择，刚好相反，我发现这个行业比我原来想象要复杂得多，于是也就更有趣。事实上，无论处于何种年代，新闻行业都有其在特定年代所承担的特定使命。也就是说，光荣与梦想还在，只是要真正清楚这个行业的属性与它实际的任务所在与美国当代新闻业所承担的属性与任务并不一致。所以，采取的方式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差别不是理想的差别，始终如一的追求真相、追求自由交流等等，这至少是300年来新闻记者所坚持的理想。差别在于事业，中国当代新闻的事业，和美国不同。但是，又有类似的地方。
我猜想，目前中国新闻的情形也许跟美国新闻史上曾经的某个年代类似，也许是18世纪，也许是19世纪。而这本书的用处之一，在于它提供了各个年代的不同报纸的样本，讲述了报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随着历史变革，这种关系的调整。这里面有宝贵的，屡试不爽的经验。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选择新闻行业的记者，一定要把700多页的《美国新闻史》翻一遍的原因。
前几天看了《华盛顿邮报》前主编的自传，了解一美国报业的细节，老报人的经验。无疑，我从中获得指导，因为我们同行，且入行理由类似，如他所说，没什么比见证一段历史，并把它记录下来更快乐的事情了。
是的，我入行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那时候我以为新闻工作者跟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工作性质类似，甚至比所谓现在的历史学家更象司马迁，因为历史学家不会象司马迁那样四处乱窜，只会钻故纸堆，泡图书馆。
我是97年进入大学的，而后几年，传播学和西方的新闻学的理论出版物大量引进中国，随之就是很多高校都开始办新闻传播专业，没有的建系，有系的扩建学院。在这方面，新闻学术圈头一次赶超了新闻行业。但是，似乎新闻业毕业生一直不是那么好找工作。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选择念新闻的时候（实际我的毕业证上写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而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传统语言学和中国古代史以及回族史。），我和同学们还是很兴奋地，一下子就被某新闻学老师给煽惑起来。通过他，我开始接触西方新闻学的一些已经成熟的经验和对新闻的定义、价值的判断。而更主要地是，那时候图书馆有上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明尼苏达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原版教材，名字好像都叫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后来哥大教材的最新版被展江组织翻译成中文，叫《新闻报道与写作》。
那时候我其实一点社会学科，比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常识都没有。可也硬生生把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李大同和刘建明很推崇的书）以及李普曼的《公共舆论》给看了。
于是，一个毫无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北京人外加独子彻底被美国新闻同行们的经验、事迹给煽动起来了，按照今天的说法，那时候我很HIGH，觉得新闻界乌烟瘴气，急需我们这样的人去改革。我估计我那时候的心态比芙蓉姐姐还要恶心得多。而这一切，恐怕要归结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新闻传播学学专业书籍的翻译运动和炒作，那大概是从华夏出版社那套传播学著作开始的。那时候新闻学界和新闻界似乎有点脱节，一边是好些有激情的年轻人在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选择新闻专业，一边是新闻行业近两年的不景气，三十多岁的记者迷茫困惑找不到好出路。
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正在各大学校新闻学院念书的同学，还在做着我那时候的梦，想要当一个象普利策、象默罗、象华莱士或者法拉奇、卡帕那样的牛比记者。他们中可能比我还要HIGH。
“我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战地记者。”年初某校新闻学院的女学生对我说。当时，另外一名女生忧心忡忡地问我找工作难不难，要不要考研什么的，她是大一的。
这两位都让我感到吃惊，且印象深刻。
正所谓造物弄人。我去了让我震撼无比的《中国青年报》（那里1个月学到的东西比在大学一年学到的还多），可是不到几个月就去了中东，随之回来跟着魔鬼教官混，一头扎到国际新闻这个偏门上，干到现在。我在中东的时候就想一个问题，我能不能放得下记者这个行当，答案是不能。无论如何，即使这条路错了我也会选。因为我只能根据现实和我的年龄来作选择，我这个年龄所包含的阅历经验又不可能作出最优的投机，而只能选最想干的事情。这样，老了以后，我就不会鄙视自己说，连自己喜欢的事情都不敢去干，你他妈那叫什么青春？
那将是多么可怜的一个老头。
事实就是如此，这样干了快两年，我对于这个行当比以前要现实了。从呐喊到彷徨，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如此，没什么人想在新闻业折腾一辈子。对我来说，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是在李小停和林楚方去《南方周末》。一个是去哪家报纸，都会赶上停刊，所以被叫成小停。另一个是当初一起反出《南方周末》，转了一圈又走了回头路。两个三十多岁的记者回到《南方周末》去作编辑，这可不是在美国。对，他们可以自我安慰说，在美国三十多岁的还只能当助理记者呢。但是，这比较能成立么？在美国，如果在《华盛顿邮报》或者美联社，干一辈子记者，只能说爽，而且有前途。可是在中国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问问这些三十多岁的记者，他们是选择把自己所在媒体当成一份事业来献身么，打算干一辈子么？
好，就算三十多岁的人有人这么想，但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敢。
唐岩说的好，我们这边从来没有完全走市场化，完成行业竞争，所以，从来就找不到一份成熟的专业的时政社会类报纸或杂志，哪怕是《南方周末》。
说的有点过头了，有些极端。实际上，我只是想写一篇关于《美国新闻史》的读后感。我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悟是，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不一样，中国新闻行业工作者和美国的JOURNALIST的社会职能、产业的成熟程度、社会地位也不一样，我们生存的条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老做梦想象美国记者那样地 HIGH，而且自信可以一直HIGH下去。
而这是公平的，因为美国记者也不是从立国那天起就光荣与梦想了，这中间经历了三、四百年，多少代人的拼杀努力。而中国的新闻业才走了多远？
我并不是以此为借口否定自己当初的选择，刚好相反，我发现这个行业比我原来想象要复杂得多，于是也就更有趣。事实上，无论处于何种年代，新闻行业都有其在特定年代所承担的特定使命。也就是说，光荣与梦想还在，只是要真正清楚这个行业的属性与它实际的任务所在与美国当代新闻业所承担的属性与任务并不一致。所以，采取的方式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差别不是理想的差别，始终如一的追求真相、追求自由交流等等，这至少是300年来新闻记者所坚持的理想。差别在于事业，中国当代新闻的事业，和美国不同。但是，又有类似的地方。
我猜想，目前中国新闻的情形也许跟美国新闻史上曾经的某个年代类似，也许是18世纪，也许是19世纪。而这本书的用处之一，在于它提供了各个年代的不同报纸的样本，讲述了报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随着历史变革，这种关系的调整。这里面有宝贵的，屡试不爽的经验。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选择新闻行业的记者，一定要把700多页的《美国新闻史》翻一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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