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人文主义

当你津津有味的读着那些以往哲学大师的作品时，当今的哲学家或是批评家又站出来，发出置疑的声音。哲学和艺术一样，是有流派和主义的，对于读者或受众，意味着选择。
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里，就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先驱们产生质疑，对他来说，这应该是必须的，如果不产生自己的思想，就没有创新，就不是有著作和新观点的学者，或曰批评家。
所以，搞学术的人很累，要先研究，然后成就新的。萨义德先表明立场，从自己研究的一些资料里找出“证据”，即诸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罗兰-巴特等著作中表现出了“反人文主义体系（antihumanist systems）的优越性”（《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第11页）。很明显，萨义德要强调人文主义，必然要找出反人文主义的例证，这是最明晰和直接的论述方法。下面，他把这些先驱著作中的局限性（甚或是缺点）指出来，而且强有力的是，从最熟悉的笛卡尔之“我思”（cogito）中，找出彼此的联系。可见，这种比较里带有自身的发现，而这样的发现就可列到智慧里去。
“实际上，这一群先驱表明：各种思想和直觉体系的存在凌驾于个人主体的力量之上，作为个体的人处于这些体系——比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或马克思的“资本”体系——之中，因而没有力量去克服它们，仅有的选择是利用它们或被它们利用。这当然直接抵触人文主义的核心。因此，个人的“我思”就被移置或降格到虚幻的自治或凭空杜撰的地位。”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第11页）
以上这段论述，便是萨义德对先哲们反人文的否定，以及自己确立观点中最具说服力的阐述。

多少了解萨义德的人，知道他对东方体系的关注及热爱，所以在搜集资料中，少不了亚洲学者的出现，比如在探讨大学教育中人文学科的忽视问题，萨义德就引用了日本学者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较受争议的论述：“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大学已经企业化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于国防、医药、生物技术和企业的利益，而它们更为关注自然科学的资助计划，远甚于人文学科。”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第16页）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文学科世界性的、共性的问题，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逐渐远离人文，而且主要体现在学院体系中的忽略。我国的教育问题，历来是颇受争议的，比如，已经是进入病房的老学者季羡林先生，还在为中国未来的人文教育担心；大学教授贺卫方，由于考试对专业性的限制，拒招研究生；艺术家、文化名人、原清华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因为人文教育中考试的不合理制度，而辞去教授职务。

物质和实用，是这个时代主题，精神领域自然被挤压，因为人们要求便利，尤其是对生活。现今的人们大多无法从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幅画中找到任何生活上的便利。于是任何人文有关的一切被看作是不可靠的，逐渐从教育的主题中排挤到个人的生活中去，成了个体最具标签性的文化特征。
一个有趣的想象，就是在过去世界历史中，曾发生过的文化革命，在经济和科学不再大步发展同时，有着对人文领域的质疑，到如今有条件发展人文的时候，却看到人文体系的衰退。这些所谓的“条件”其实是指向科技领域的，不可否认的是，科技的发展在促进人文发展的同时，也在削弱人文体系。比如电脑可以让人们用双手，在键盘上敲出文字，这就是便利，而另一边，人们恐怕越来越不太习惯于拿笔写字了。

本来应该结束于世界性的讨论，但还是想说中国的个案。毕竟，人文领域中个体化表现是重要的，西方国家早就肯定个体的重要性，而中国在文革之后，才逐渐有了个体意识的发展，而非人文学科的不断壮大，使得个体，有点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意思。一些本质发生新的变化，人文的标签本来不应该是特属于个体意识，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一些事情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人文主义就变成了相对虚弱的，与当今世界不太协调的文化标签，这个领域的翻身，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