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爱情》：一百年之后所需要的解释

文 / 郝明义

　　《做爱情》的主题，可以分为“做爱”和“爱情”两个部分。
　　如果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工作机制和环境，是近两百年左右才在人类社会里成形的话，“做爱”和“爱情”的历史就更短了。
　　当前我们对待这两件事情的观念和方法，关键的起端不过是大约一百年前，十九世纪末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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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以英国维多利亚国力为代表的时代，从爱的本质上，尼采喊出了人要摆脱神的桎梏，“自有人类以来，人就很少真正快乐过，这才是我们的原罪。”；从性的本质上，霭理士（H. H. Ellis）和弗洛伊德分别给予全新的理解；从性的方法上，山额夫人（Margaret Sanger）由鼓吹节育而提醒女人也可以从性爱中享受乐趣，进而推展了许多避孕工具的诞生。
　　由这样的发端，接下来才有劳伦斯（D. H. Lawrence）主张“爱因为被理想化，成为精神和意识的课题，所以爱就失去了平衡，达到一种混沌。而我们在现代必须认真考虑肉体或肉欲独立的性爱。”才有金赛性学研究与G点的发现，才有1960年代的性爱解放运动。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做爱”和“爱情”的形貌，真正说起来，在西方不过是上个世纪嬉皮运动之后，近四、五十年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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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历史都是人类当代解释的历史，那么性与爱，也都是人类当代所解释的性与爱。“做爱”和“爱情”从来都不是自然发生的，一直是人类的文化和思想，随不同时代的环境和需求在形塑的。
　　古希腊时代解释为“埃洛斯”（Eros），象征宇宙的原动力之一；柏拉图时代解释为追求至善至美的一个过程；亚里斯多德解释为友爱；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解释为呼应神爱；文艺复兴之后回归为人间的爱；清教徒和维多利亚时代解释为拘谨的爱；尼采解释为打破桎梏与束缚的爱；霭理士和弗洛伊德解释为性的认知与意识的爱。每个时代总要提出自己对爱的思考与解释。
　　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决定不同的“做爱”和“爱情”的定义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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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十九世纪末，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齐美尔（Georg Simmel）写了一篇文章。在那个新旧经济体系交接，性压抑与性开放交接的时刻，齐美尔的观察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激烈的生存斗争使（男人的）经济独立推迟得越来越晚，职业技术和生活艺术的复杂要求使（男人的）精神的完全角成越来越晚。”
　　二，因此，“一个男人能够合法地拥有一个女人的时刻，变得越来越晚，但身体条件并没有适应这种情况，激发性冲动的年龄……相对较早。”
　　三，货币“成为所有事物的价值尺度”。
　　四，所以，“随着文化的不断成长，肯定会出现对卖淫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齐美尔的结论是：“卖淫是性成熟的要求同结婚最低年龄的要求相冲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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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后的今天，齐美尔的观察不只是在男人身上的事了。
　　不分男女，都在面对更加“激烈的生存斗争”，和推迟得越来越晚的经济独立。
　　不分男女，都因为“职业技术和生活艺术的复杂要求使精神的完全角成越来越晚”。
　　不分男女，都在面对结婚最低年龄的提高。
　　不分男女，由于营养与发育，“激发性冲动的年龄”不知提早凡几。
　　货币，“成为所有事物的价值尺度”，不知翻增了多少倍。
　　而“性成熟的要求同结婚最低年龄的要求相冲突”之后，可以诉诸的解决之道也早已跨出“卖淫”的局限。
　　这么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近年来日益普及的一夜情、援助交际，绝不是因为网络的发展才催生的事情。
　　因而对“做爱”和“爱情”观念的日益模糊而生成的困扰，也绝不是哪一些人的个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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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又站在另一次需要对“做爱”和“爱情”重新诠释的门口了。
　　今天我们面对的状况，远不是齐美尔那个时候所能想像的。
　　我们有了同性恋婚姻。我们有了可以生成无性或类性快乐的药丸。我们有了试管婴儿。我们有了被破解的DNA密码。我们有了复制人。
　　我们需要对“做爱”和“爱情”发展出当代的解释。
　　而这些解释，不能只是从一些“爱你爱到吃屎”，“帮你杀掉你痛恨的人”之类，歇斯底里的“爱情民粹”歌词上找答案。
　　“人虽然用不着专门去思考也可以体验、实践爱，但是，如果这样不假思考的话，他很可能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莽撞行为。”今道友信早就这么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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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主题只是拋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