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异见】维舟：《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翻译商兑
本书是拉铁摩尔的名著，译者唐晓峰博士是侯仁之的门生，我是抱了很大的兴趣来阅读的。译者在后记中说，他是不满于1940年代赵敏求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决定重译。那么这次他自己干得如何呢？
拉铁摩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这本书之所以著名，原因在于其独到的见解，史识更高于考证。译者在翻译中只指出了作者一处错误，即P324注4，作者误把“乘弱”当作族名。但原文其实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P96：扎哈罗夫……认为Nikan起源于中文的han，是“汉人”的意思。若果真如此，那么Ni-这个音节可能来自汉语的“逆”
按：拉铁摩尔在这里所引的1875年《满俄词典》里的解释是错误的。满族称汉人为“尼堪”，后一个音节并非起源于han，而是通古斯语言中对“人”的通称。在与满语有着密切关系的赫哲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赫哲氏族主要的15个父系氏族名称，均带“堪”的词尾，如达乌堪、洪棍堪等（参《赫哲族简史》）。
至于为何汉人叫“尼堪”，Ni-这个音节我怀疑是从蒙古语对汉人的称呼Khitat的第一个音节转来的。
又注45“尼堪外兰这个名字显示了混合血统……外兰，是和汉人的头衔”，这并不代表有混血，不过是未开化民族取名的一个特点罢了。外兰当是汉语“外郎”。
清初还有两个尼堪：即敬谨庄亲王尼堪（1610—1652，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曾任定远大将军，率军十万征服湖南，见《清史稿》列传三）、理藩院尚书尼堪（叶赫那拉氏，1595—1660年），他们都是因相貌或作风像汉人而起名叫尼堪，满人谓之“蛮子相”。正如智利人称小孩子为“奇尼多”（小中国人）、“奇尼达”（中国小女娃），也不代表智利全国的孩子都有中国混血。前者正史不载其母血统，但以当时满清宗室习惯，他不大可能是满汉混血。
P107：昆仑原来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部落的名字，最初也不是指西部，而是指在鄂尔多斯的边缘。
按：拉铁摩尔的这段话是引用赫尔曼的结论，但这个解释看来是一个张冠李戴的误解。中国上古并无一个部落名为“昆仑”。当时倒是有“昆吾”、“昆夷”，从他说在“鄂尔多斯的边缘”，大概应是“昆夷”。
P300：毫无疑问，匈奴是讲突厥语的（Bagatur的读音再次证明这一点）。
按：匈奴人到底讲什么语言，一直争论不休，远不是“毫无疑问”，相反疑问很多。这里拉铁摩尔认为冒顿单于的名字可还原为Bagatur，从而证明当时匈奴人讲突厥语。可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如内田吟风《〈史记•匈奴传〉笺注》就认为这应当还原为蒙古语，或是baghadur（“勇健者”），或是Bogd（“神圣”）。
P259：蒙古人叫黄河为“公主河”。
按：蒙古语称黄河为Kara Moren，即“黑河”的意思。这里提到的西夏公主传说，颇不足信。
P354：尽管李氏的基地在山西北部，但其宗族来源可追溯到甘肃氐道地区短暂的匈奴“王朝”。
按：这句话有两个错误：李唐自称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后，但西凉是汉人建立，拉铁摩尔误以为和匈奴人有牵连，大概是扯到了北凉。此外，李唐出自陇右成纪，这里是古之“狄道”郡，而非“氐道”。
关于译文部分，犯的错误其实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影响到阅读。只不过这次在东北长夜漫漫，带的书又少，翻来覆去看这本书，抓点瑕疵权当消遣。
P34：参考赫梅尔（Hummel A.W.）翻译的……
按：此是著名汉学家恒慕义。书后索引、参考文献提到他名字都作“赫梅尔”。葛剑雄翻译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则作“A•W•休默”，葛氏把恒慕义的名著《清代名人传》书名译对了，中文名字却不对。
P52：成吉思汗……任用一部分天主教维吾尔人和一些讲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回教徒。
按：此处维吾尔族还是按蒙元时作“畏兀儿”的好；“天主教”当作“景教”。不过在本书中，“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一词的翻译经常前后不一，如P53作“涅斯托里教”，P114/P372作“景教”，书后索引作“基督教涅斯托里派”。
成吉思汗时代，内陆亚洲各族与天主教会毫无联系，景教是唯一流传的基督教教派。天主教教义要到1294年忽必烈时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到北京传教，才带到蒙古，当时称“也里可温教”，其中包括景教和天主教教义。
P56：西藏的第四世达赖喇嘛是蒙古人，也是唯一非藏族的达赖喇嘛。
按：至今的14位达赖喇嘛中，有两人不是藏族——还有六世仓央嘉措是门巴族。因此，这里Tibetan不该翻译为“藏族”，而是指包括卫、藏、康、安多的整个西藏地区（不少达赖喇嘛出身于四川康区）。
P75：这些早期民族及国家，包括上古的肃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纪）。
按：此处恐当作“公元前5世纪”，盖肃慎族至汉魏已改称“挹娄”。
P88：在满族征服中国内地的时候，小队的哈萨克民族正在开发黑龙江地区。……
按：本页几段中多次提到“哈萨克”，全是“哥萨克”之误，哈萨克族远在西北，和黑龙江八杆子打不到一起。但在P390的书后索引中，Cossacks正确地翻译为“哥萨克”。两者虽然中文只差一字，但差别极大，而且哈萨克英文通常作Kazakh，与Cossacks相去很远，不知为何出错。
P91：中国人……加强对蒙古人的压迫，这是一种“亚”帝国主义的做法。
按：Secondary imperialism在其他各处（如P90）都作“次帝国主义”。另外，P70地图上“副极地部落”也是同样类型的词头翻译，似乎作“次极地部落”更合适。
P95：戈尔斯基（1852年）…认为，“满”在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里是“首领”的意思。
按：这一段解释满洲名字的来历的诸说。这里所提到的“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应是孟森《满洲名义考》中，提到的东胡系首领古代称谓“大莫弗瞒咄”。孟氏认为“莫弗”两字，即女真人称长老之“马法”，“瞒咄”则为尊称。准此，“满”并无首领之意。
P95：蒙古语中的taiji（部落王子），就是中文的“太子”的变形。在转录成汉语时写作“太极”，虽然音节“太”被写成另外一个字。……劳弗……也注意到，蒙古语里的taiji成为部落或者氏族的名称（成吉思汗时称Taijigat）。
按：蒙古语taiji的确源自汉语“太子”，但一般汉文的转写却不是“太极”，而是“台吉”——作者这里也明明写着“音节tai被写成另外一个字”，那自然不会仍是“太”了。译者这里之所以出错，大概是由于想到清朝的皇太极，但其实皇太极早期也被写作“黄台吉”。
下面一句中提到的蒙古语中部落的名字没有译出，想必是泰亦赤兀惕部。《蒙古帝国史》拼作Tayitchi'oudar，余大钧译注的《蒙古秘史》中则拼作Taici'ut。但是，该部之得名，却并非因为“太子”，而是“太师”，是辽朝封授部落贵族的官号。这个错误应由作者承担。
P96：柯绍忞（Koz'min）《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1934年，第29页等（俄文）
按：此处是一经典误译。这里提到的Koz'min, N.N.K是苏联的历史学家。而柯绍忞（1850-1933）则是修订《新元史》的晚清民国时人，他不懂俄文，更不必说1934年他已去世，不可能写《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了。译者觉得Koz'min与柯绍忞对音很相似，就误以为是同一人了，遂致全书多处提到Koz'min的全错。
本书并非没有提到柯绍忞，在书末参考文献中Hsin Yuan Shih（《新元史》）条下，明确写着compiled by K'o Shao-ming，这才是柯绍忞的英文拼法。
P98；1931年，包括满洲在内，中国铁路全长10157397公里……满洲铁路总长是6141公里。
按：此处前一数字必定有误，1949年中国铁路全长也才2.2万公里，不可能1931年竟有了1015万公里长（现在也不过7万多公里）。这里应作10157.397，漏了一个小数点。这样也和满洲的数字能对得上，因为在1950年前，东北的铁路里程长期占全国总长一半以上。
P104：绿洲……应是一块土地比较肥沃，有露天的流水，具有一般开阔草原特征的地方。
按：这句话“露天的流水”直译得有点生硬了，当作“地表水”。
P117：属于察合台一支的成吉思汗后裔各王公们——这时已经是回民而与一般蒙古人大不相同了——在权力上已不如和卓部。这一个宗教部落……
按：全书很多地方都将穆斯林译为“回民”。“回民”给人的感觉一般是指回族，这里还是译为“穆斯林”的好。另外，天山南路的和卓家族不能算一个“部落”。
P118谈到和卓家族时提到“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按即阿帕霍加墓（也就是现在俗谓的香妃墓）。Hazrat Atpak并非地名，Hazrat系突厥语“尊者”之意，Atpak则是该家族首领Hidayat al-Lah的尊称。
P118：在这个叛乱中，和卓部首脑又被阿古柏伯克——一个军事冒险家及从前的舞伎所篡夺。
按：阿古柏1845年25岁就入宫廷作侍从，现有的文献没有他早年做过“舞伎”的记载（参[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
P131：通过统治喀什、阿克苏、莎车与和阗的卡鲁克突厥人……
按：Karluks中文当译为“葛逻禄”。
P137：（藏族）也与古代长江流域的傣及其他部落有联系。
P141：西藏原来分作三部分……一个是东部，与古代长江流域的掸族……
按：这里说的“长江流域”，都指川滇一带的金沙江流域。按书末的索引来看，这里翻译的傣、掸族，原文都作T'ai People。作者的意思当指南诏-大理是操泰语系的民族（这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译为傣、掸族不是很好，尤其掸族是缅甸人对该族的称呼。
P164：汤姆森（Thomsen,V）；《俄尔冈密码碑文》，1896年，都复原了俄尔冈突厥文的原文。
按：这里谈到的Orkhon，是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1889年在这一地点发现了古代突厥的几块极有价值的碑文。而这里提到的Thomsen的书，即解读这些碑文的奠基性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书名原文是法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这些碑文当然不是密码，只是失传已一千多年的古文字。本书后面的索引也一样译错了。
另，P163“8世纪，在鄂尔浑突厥民族统治下”，应该指的就是鄂尔浑碑文所反映的突厥第二帝国时期，但翻译为“鄂尔浑突厥民族”也十分别扭。
P254：地图上有“湟河”。
按：这是泾河的支流环河（今甘肃环县即因此得名）。湟水则在青海。
另外，该图上标着“山东丘陵”，但P170等都作“山东群山”。
P213：颜复礼和商承祖《广西凌县瑶人调查报告》。
按：凌县当作“凌云”，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县。P300和书末“参考文献”中也一样译错，而英文明明写着Ling-yun。
P337：公元前771年，周朝被“西方蛮族”所击败。
按：当作“西戎”。
P220：楚国终于征服了若干其他国家，如具有南蛮性格的吴国和越国。
按：这里“性格”想必是英文character翻译而来，该词也有“特征”的意思，当译作“特征”。
P247：公元前444年，韩和魏联合起来，把河南北部山地的戎族部落“消减”。
按：这一条，应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的：“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自是中国无戎寇。”但杨宽《战国史》将此事系于公元前456年，这里作前444年，不知何本。
又，“消减”当是“消灭”之误，大概因“灭”的繁体字“滅”与减字形相近。但原文应是英文，这里何以出错，颇难索解，我猜想是唐晓峰翻译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参考了1940年代赵敏求译本的，而且很可能当时的繁体字本也把“灭”字写错了，参考时遂因袭这一错误，又因为不理解“消减”是什么意思，加了双引号。
P314：……和阗，是一个与乌克苏地区及伊朗地区联系密切的手工业中心。
按：这里说的乌克苏，当是Oxus，即今阿姆河。汉朝称为妫水，隋唐则名之乌浒水。
P325：这激怒了魏律……魏律本人……起初为汉朝做事，后降匈奴。
按：魏律当作卫律。
P339：参考鲁布鲁克、卡尔皮内（Carpine）及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传记。
按：卡尔皮内（Carpine）即柏朗嘉宾（全名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又，全书其他地方都将马可•波罗翻译为马哥孛罗。
P378：萨囊彻辰《蒙古秘史》。
按：当作《蒙古源流》。
P380：Ruins of Desert Cathay（《中国沙漠中的遗址》）。
按：同一本书，书开头的“原序”中作《中国沙漠废墟记》。
P386：“Barbarian” invasions（满族入侵），Chou period（周代）。
按：这里显然当作“蛮族”。
P400：Niru（=arrow），（弩、箭）。
按：Niru是满语牛录，其本意的确是箭，但P84原文提到的时候是用来指努尔哈赤建立的一种军制，还是译为“牛录（箭）”比较好。
此外还有一些译法的问题：
P66：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作“拉希德丁”，书后索引则作“瑞施德丁”。
P99：克里亚：按Keriya是维吾尔语，汉语地名作“于田”。
P136：地图上的“湄公河”、“萨尔温江”在中国境内段一般作“澜沧江”、“怒江”。
P148：西藏北部地区通作“安多”，不作“昂多”。
以及一些显然是失误的错别字：
P6/7：两次都把“唐努乌梁海”写成“唐努鸟梁海”，P62、75、208提到都作乌梁海。
P70：早期满洲地图中将“三姓”地方写成“三牲”、P78则作“三性”，但P76写对了。
P18：钜防：当作“拒防”。
P92：报怨：当作“抱怨”。
P99：八里坤：通作“巴里坤”。
P115：撒马而罕：“而”通常作“尔”。
P222：Hsiungun：这里匈奴的拼法末尾两个字母颠倒了，当作Hsiungnu。
P230：合拼：当作“合并”。
P288：士默特：士当作“土”。
P403：Saiar Moslems撒拉回：Saiar拼写有误，当作Salar。
[美]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29元。
拉铁摩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这本书之所以著名，原因在于其独到的见解，史识更高于考证。译者在翻译中只指出了作者一处错误，即P324注4，作者误把“乘弱”当作族名。但原文其实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P96：扎哈罗夫……认为Nikan起源于中文的han，是“汉人”的意思。若果真如此，那么Ni-这个音节可能来自汉语的“逆”
按：拉铁摩尔在这里所引的1875年《满俄词典》里的解释是错误的。满族称汉人为“尼堪”，后一个音节并非起源于han，而是通古斯语言中对“人”的通称。在与满语有着密切关系的赫哲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赫哲氏族主要的15个父系氏族名称，均带“堪”的词尾，如达乌堪、洪棍堪等（参《赫哲族简史》）。
至于为何汉人叫“尼堪”，Ni-这个音节我怀疑是从蒙古语对汉人的称呼Khitat的第一个音节转来的。
又注45“尼堪外兰这个名字显示了混合血统……外兰，是和汉人的头衔”，这并不代表有混血，不过是未开化民族取名的一个特点罢了。外兰当是汉语“外郎”。
清初还有两个尼堪：即敬谨庄亲王尼堪（1610—1652，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曾任定远大将军，率军十万征服湖南，见《清史稿》列传三）、理藩院尚书尼堪（叶赫那拉氏，1595—1660年），他们都是因相貌或作风像汉人而起名叫尼堪，满人谓之“蛮子相”。正如智利人称小孩子为“奇尼多”（小中国人）、“奇尼达”（中国小女娃），也不代表智利全国的孩子都有中国混血。前者正史不载其母血统，但以当时满清宗室习惯，他不大可能是满汉混血。
P107：昆仑原来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部落的名字，最初也不是指西部，而是指在鄂尔多斯的边缘。
按：拉铁摩尔的这段话是引用赫尔曼的结论，但这个解释看来是一个张冠李戴的误解。中国上古并无一个部落名为“昆仑”。当时倒是有“昆吾”、“昆夷”，从他说在“鄂尔多斯的边缘”，大概应是“昆夷”。
P300：毫无疑问，匈奴是讲突厥语的（Bagatur的读音再次证明这一点）。
按：匈奴人到底讲什么语言，一直争论不休，远不是“毫无疑问”，相反疑问很多。这里拉铁摩尔认为冒顿单于的名字可还原为Bagatur，从而证明当时匈奴人讲突厥语。可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如内田吟风《〈史记•匈奴传〉笺注》就认为这应当还原为蒙古语，或是baghadur（“勇健者”），或是Bogd（“神圣”）。
P259：蒙古人叫黄河为“公主河”。
按：蒙古语称黄河为Kara Moren，即“黑河”的意思。这里提到的西夏公主传说，颇不足信。
P354：尽管李氏的基地在山西北部，但其宗族来源可追溯到甘肃氐道地区短暂的匈奴“王朝”。
按：这句话有两个错误：李唐自称是凉武昭王李暠之后，但西凉是汉人建立，拉铁摩尔误以为和匈奴人有牵连，大概是扯到了北凉。此外，李唐出自陇右成纪，这里是古之“狄道”郡，而非“氐道”。
关于译文部分，犯的错误其实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影响到阅读。只不过这次在东北长夜漫漫，带的书又少，翻来覆去看这本书，抓点瑕疵权当消遣。
P34：参考赫梅尔（Hummel A.W.）翻译的……
按：此是著名汉学家恒慕义。书后索引、参考文献提到他名字都作“赫梅尔”。葛剑雄翻译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则作“A•W•休默”，葛氏把恒慕义的名著《清代名人传》书名译对了，中文名字却不对。
P52：成吉思汗……任用一部分天主教维吾尔人和一些讲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回教徒。
按：此处维吾尔族还是按蒙元时作“畏兀儿”的好；“天主教”当作“景教”。不过在本书中，“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一词的翻译经常前后不一，如P53作“涅斯托里教”，P114/P372作“景教”，书后索引作“基督教涅斯托里派”。
成吉思汗时代，内陆亚洲各族与天主教会毫无联系，景教是唯一流传的基督教教派。天主教教义要到1294年忽必烈时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到北京传教，才带到蒙古，当时称“也里可温教”，其中包括景教和天主教教义。
P56：西藏的第四世达赖喇嘛是蒙古人，也是唯一非藏族的达赖喇嘛。
按：至今的14位达赖喇嘛中，有两人不是藏族——还有六世仓央嘉措是门巴族。因此，这里Tibetan不该翻译为“藏族”，而是指包括卫、藏、康、安多的整个西藏地区（不少达赖喇嘛出身于四川康区）。
P75：这些早期民族及国家，包括上古的肃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纪）。
按：此处恐当作“公元前5世纪”，盖肃慎族至汉魏已改称“挹娄”。
P88：在满族征服中国内地的时候，小队的哈萨克民族正在开发黑龙江地区。……
按：本页几段中多次提到“哈萨克”，全是“哥萨克”之误，哈萨克族远在西北，和黑龙江八杆子打不到一起。但在P390的书后索引中，Cossacks正确地翻译为“哥萨克”。两者虽然中文只差一字，但差别极大，而且哈萨克英文通常作Kazakh，与Cossacks相去很远，不知为何出错。
P91：中国人……加强对蒙古人的压迫，这是一种“亚”帝国主义的做法。
按：Secondary imperialism在其他各处（如P90）都作“次帝国主义”。另外，P70地图上“副极地部落”也是同样类型的词头翻译，似乎作“次极地部落”更合适。
P95：戈尔斯基（1852年）…认为，“满”在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里是“首领”的意思。
按：这一段解释满洲名字的来历的诸说。这里所提到的“五六世纪的部落语言”，应是孟森《满洲名义考》中，提到的东胡系首领古代称谓“大莫弗瞒咄”。孟氏认为“莫弗”两字，即女真人称长老之“马法”，“瞒咄”则为尊称。准此，“满”并无首领之意。
P95：蒙古语中的taiji（部落王子），就是中文的“太子”的变形。在转录成汉语时写作“太极”，虽然音节“太”被写成另外一个字。……劳弗……也注意到，蒙古语里的taiji成为部落或者氏族的名称（成吉思汗时称Taijigat）。
按：蒙古语taiji的确源自汉语“太子”，但一般汉文的转写却不是“太极”，而是“台吉”——作者这里也明明写着“音节tai被写成另外一个字”，那自然不会仍是“太”了。译者这里之所以出错，大概是由于想到清朝的皇太极，但其实皇太极早期也被写作“黄台吉”。
下面一句中提到的蒙古语中部落的名字没有译出，想必是泰亦赤兀惕部。《蒙古帝国史》拼作Tayitchi'oudar，余大钧译注的《蒙古秘史》中则拼作Taici'ut。但是，该部之得名，却并非因为“太子”，而是“太师”，是辽朝封授部落贵族的官号。这个错误应由作者承担。
P96：柯绍忞（Koz'min）《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1934年，第29页等（俄文）
按：此处是一经典误译。这里提到的Koz'min, N.N.K是苏联的历史学家。而柯绍忞（1850-1933）则是修订《新元史》的晚清民国时人，他不懂俄文，更不必说1934年他已去世，不可能写《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了。译者觉得Koz'min与柯绍忞对音很相似，就误以为是同一人了，遂致全书多处提到Koz'min的全错。
本书并非没有提到柯绍忞，在书末参考文献中Hsin Yuan Shih（《新元史》）条下，明确写着compiled by K'o Shao-ming，这才是柯绍忞的英文拼法。
P98；1931年，包括满洲在内，中国铁路全长10157397公里……满洲铁路总长是6141公里。
按：此处前一数字必定有误，1949年中国铁路全长也才2.2万公里，不可能1931年竟有了1015万公里长（现在也不过7万多公里）。这里应作10157.397，漏了一个小数点。这样也和满洲的数字能对得上，因为在1950年前，东北的铁路里程长期占全国总长一半以上。
P104：绿洲……应是一块土地比较肥沃，有露天的流水，具有一般开阔草原特征的地方。
按：这句话“露天的流水”直译得有点生硬了，当作“地表水”。
P117：属于察合台一支的成吉思汗后裔各王公们——这时已经是回民而与一般蒙古人大不相同了——在权力上已不如和卓部。这一个宗教部落……
按：全书很多地方都将穆斯林译为“回民”。“回民”给人的感觉一般是指回族，这里还是译为“穆斯林”的好。另外，天山南路的和卓家族不能算一个“部落”。
P118谈到和卓家族时提到“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按即阿帕霍加墓（也就是现在俗谓的香妃墓）。Hazrat Atpak并非地名，Hazrat系突厥语“尊者”之意，Atpak则是该家族首领Hidayat al-Lah的尊称。
P118：在这个叛乱中，和卓部首脑又被阿古柏伯克——一个军事冒险家及从前的舞伎所篡夺。
按：阿古柏1845年25岁就入宫廷作侍从，现有的文献没有他早年做过“舞伎”的记载（参[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
P131：通过统治喀什、阿克苏、莎车与和阗的卡鲁克突厥人……
按：Karluks中文当译为“葛逻禄”。
P137：（藏族）也与古代长江流域的傣及其他部落有联系。
P141：西藏原来分作三部分……一个是东部，与古代长江流域的掸族……
按：这里说的“长江流域”，都指川滇一带的金沙江流域。按书末的索引来看，这里翻译的傣、掸族，原文都作T'ai People。作者的意思当指南诏-大理是操泰语系的民族（这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译为傣、掸族不是很好，尤其掸族是缅甸人对该族的称呼。
P164：汤姆森（Thomsen,V）；《俄尔冈密码碑文》，1896年，都复原了俄尔冈突厥文的原文。
按：这里谈到的Orkhon，是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1889年在这一地点发现了古代突厥的几块极有价值的碑文。而这里提到的Thomsen的书，即解读这些碑文的奠基性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书名原文是法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这些碑文当然不是密码，只是失传已一千多年的古文字。本书后面的索引也一样译错了。
另，P163“8世纪，在鄂尔浑突厥民族统治下”，应该指的就是鄂尔浑碑文所反映的突厥第二帝国时期，但翻译为“鄂尔浑突厥民族”也十分别扭。
P254：地图上有“湟河”。
按：这是泾河的支流环河（今甘肃环县即因此得名）。湟水则在青海。
另外，该图上标着“山东丘陵”，但P170等都作“山东群山”。
P213：颜复礼和商承祖《广西凌县瑶人调查报告》。
按：凌县当作“凌云”，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县。P300和书末“参考文献”中也一样译错，而英文明明写着Ling-yun。
P337：公元前771年，周朝被“西方蛮族”所击败。
按：当作“西戎”。
P220：楚国终于征服了若干其他国家，如具有南蛮性格的吴国和越国。
按：这里“性格”想必是英文character翻译而来，该词也有“特征”的意思，当译作“特征”。
P247：公元前444年，韩和魏联合起来，把河南北部山地的戎族部落“消减”。
按：这一条，应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的：“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自是中国无戎寇。”但杨宽《战国史》将此事系于公元前456年，这里作前444年，不知何本。
又，“消减”当是“消灭”之误，大概因“灭”的繁体字“滅”与减字形相近。但原文应是英文，这里何以出错，颇难索解，我猜想是唐晓峰翻译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参考了1940年代赵敏求译本的，而且很可能当时的繁体字本也把“灭”字写错了，参考时遂因袭这一错误，又因为不理解“消减”是什么意思，加了双引号。
P314：……和阗，是一个与乌克苏地区及伊朗地区联系密切的手工业中心。
按：这里说的乌克苏，当是Oxus，即今阿姆河。汉朝称为妫水，隋唐则名之乌浒水。
P325：这激怒了魏律……魏律本人……起初为汉朝做事，后降匈奴。
按：魏律当作卫律。
P339：参考鲁布鲁克、卡尔皮内（Carpine）及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传记。
按：卡尔皮内（Carpine）即柏朗嘉宾（全名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又，全书其他地方都将马可•波罗翻译为马哥孛罗。
P378：萨囊彻辰《蒙古秘史》。
按：当作《蒙古源流》。
P380：Ruins of Desert Cathay（《中国沙漠中的遗址》）。
按：同一本书，书开头的“原序”中作《中国沙漠废墟记》。
P386：“Barbarian” invasions（满族入侵），Chou period（周代）。
按：这里显然当作“蛮族”。
P400：Niru（=arrow），（弩、箭）。
按：Niru是满语牛录，其本意的确是箭，但P84原文提到的时候是用来指努尔哈赤建立的一种军制，还是译为“牛录（箭）”比较好。
此外还有一些译法的问题：
P66：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作“拉希德丁”，书后索引则作“瑞施德丁”。
P99：克里亚：按Keriya是维吾尔语，汉语地名作“于田”。
P136：地图上的“湄公河”、“萨尔温江”在中国境内段一般作“澜沧江”、“怒江”。
P148：西藏北部地区通作“安多”，不作“昂多”。
以及一些显然是失误的错别字：
P6/7：两次都把“唐努乌梁海”写成“唐努鸟梁海”，P62、75、208提到都作乌梁海。
P70：早期满洲地图中将“三姓”地方写成“三牲”、P78则作“三性”，但P76写对了。
P18：钜防：当作“拒防”。
P92：报怨：当作“抱怨”。
P99：八里坤：通作“巴里坤”。
P115：撒马而罕：“而”通常作“尔”。
P222：Hsiungun：这里匈奴的拼法末尾两个字母颠倒了，当作Hsiungnu。
P230：合拼：当作“合并”。
P288：士默特：士当作“土”。
P403：Saiar Moslems撒拉回：Saiar拼写有误，当作Salar。
[美]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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