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迟来了四十年的青春挽歌
中国人素来喜欢听书看热闹：破落子弟无事生非，挤在茶楼酒肆，听男女先生弹唱前朝往事，乱臣贼子，就有了三国水浒；丫鬟小姐梳洗打扮，站立亭台楼阁，俯视众生百态，品头论足，就有了红楼西游。这个乱哄哄的局面，给中国小说奠定了一个很不好的基础——群像与白描。什么也讲不清，什么也说不透，一直到《金瓶梅》、《红楼梦》还是这样，就是摆脱不掉章回小说的框子。偏偏白话文主将胡适和普通话领袖毛泽东一先一后，把《红楼梦》抬得无比之高。中国新文学也就难免先天不足，后天多难，百年坎坷，七绕八绕，而今终于再次沉沦于深宅大院，贵族子弟的旧梦里，不打算出来了。
今年，北京、上海，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城市，两位最受瞩目的作家——王朔和王安忆，不约而同推出新书。中国文坛正值内忧外患，内有众多网络草根造反，外有顾彬等洋人登堂入室，指鼻子骂。因此这两位的新书，不可谓不受人瞩目。
如今，这两部作品都摆在我们面前了。两厢比较，王朔出书前后的表现更像一位行为艺术家，意在言外，言在书外；而王安忆更像是一位纯粹的作家，写得多，说得少。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之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通点，那就是中国新文学无法解脱的一个情结——《红楼梦》。
我们当然不能把长达百万字，写于十八世纪的《红楼梦》简化为一曲青春年少贵族子弟的挽歌。但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两位中国一流作家不约而同，不知不觉地要向《红楼梦》看齐。
王朔久居天子脚下老北京，好多年前就号称要写贵族挽歌，大院《红楼梦》，自然是吃不了曹雪芹的苦没写完。一部描写幼儿园时代的《看上去很美》还等着续书，这就已经《我的千岁寒》了，还好他的朋友已将他早年的作品巧手连缀起来，拍了一个类似于章回小说的电视剧，并模仿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起名《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算是东拼西凑圆了一次梦；
王安忆在上海深居简出，早已为文坛交出了一份各门全优成绩单。但不要忘记，王安忆有着和王朔类似的家庭出身，前者是文艺干部，后者是知识分子，前者出自南京军区，后者出于北京大院。
归根结底，多年来安安静静沉浸在回忆中的王安忆是无法忘记自己的出处的，她到底没有置身事外，此次潜心三年，拿出来的新长篇《启蒙时代》，已不再有所避讳，反而大书特书干部子弟的前尘往事。二十万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读起来恰似一部现代红楼，一本中式贵族文学手册，一曲迟来的青春之歌。
这部书讲得是文革早期，红卫兵运动刚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还没开始，一年当中的时间里，上海一些干部子弟之间的思想和感情经历。
干部分为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革干指为革命工作的文化人，军干指为革命卖命的军人。革干与军干，一文一武，是新中国涌现的新贵，与工农兵、小市民虽不能说泾渭分明，却也不是一个阶层。文革初期曾爆发过一次论战：一个宣扬血统论，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一个写出《出身论》（遇罗克）反唇相讥，强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部与群众之别，一度不亚于同古代的贵族与平民之分。
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是一群北京四中的高干子弟，这场运动如一场青春期恋爱，来得快，去得也快。上海红卫兵起步晚，自然没赶上潮流，反而是工人阶级发动“一月风暴”，保住了上海作为文革重镇的地位。红卫兵们迅速得宠，又迅速失势，成为老红卫兵，中国式的十二月党人。一年后，毛泽东宣布，无论是哪一级的干部子弟，一律上山下乡，发配流放。从此，干部子弟们颠沛流离，成了比农民还苦的人。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干部子弟在商业大潮中虽也勉强挽回了一些面子，但大势已去，革命新贵被商业新贵夺去了风头，昔日容光焕发的干部子弟，或出国继续流亡，或渐渐淹没于十三亿众生。
在文艺界，不甘没落的干部子弟们痛定思痛，演唱了一曲又一曲挽歌。八十年代初有北京干部子弟所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发表，九十年代有王朔的大院小说流行，二十一世纪，则有这部长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出笼。
全书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南昌和他的父亲决裂了。他的朋友陈卓然帮助他做了这个决定。陈卓然比南昌年长四岁，喻示了南昌思想上的早熟。和南昌不同，陈父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了，陈与继父的关系不冷不淡。陈卓然便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少年革命理论家的身份出现了。陈提出面见南昌的父亲，并随后给出了自己的判决：你父亲是叛徒！
南昌对这位朋友可谓是言听计从。在一次关键时刻，他无言地做出了决定，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家庭划清界限。他独立了！
早年被政治斗争排斥到边缘，心情消沉的父亲从此一病不起。一直支撑着整个家庭的母亲无法承受打击，自杀了。南昌的大姐取而代之，担当起母亲的职责。这个家庭虽然摇摇欲坠，但也还勉强在运转。
陈卓然进入了南昌的家庭，并与南昌的两个姐姐产生了微妙的情感。也许是姐妹之间的嫉妒，排斥了恋情的发展，也许是陈卓然根本无意于此，这段可能的情感线索中断。他们“走向户外”。
第二部分。南昌开始独自活动。他先是在一个叫做小老大的人的家做客。小老大是一个没有年龄与性别概念的存在。他自幼感染肺炎，永远也长大，而且注定要夭亡。他的感官因此格外发达。小老大如贾母一样慈祥，他的客厅，如《纯真年代》里的祖母一样总是聚满了年轻人。
小兔子、七月出现了。女孩子们也出现了。
她们的领军人物是舒娅和舒拉姐妹。她们又带出了珠珠、嘉宝、丁宜男、敏敏等各色少女。《启蒙时代》的女孩子以及女人，集中了王安忆以往所有小说的女性人物原型。她们是早熟的少女，奔赴革命前线的文艺爱好者，小市民和贤妻良母的混合体。但由于有了一个少年干部子弟的视角，这些人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四五万字之后，男男女女终于互相认识。爱恋，早孕，流产，戏剧化的家庭冲突，永远无法互相理解的少男少女……这部分感性段落起源于小老大客厅，结束于小老大之死。
第三部分。陈卓然归来，带来了小市民艺术家阿明。三个少年再次展开毫无结果的讨论。陈卓然上班，阿明下乡，三个交换大量的《公开的情书》般的信件。小兔子、七月等准备投入新一轮的运动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
问题还是出在家庭，南昌和父亲对峙，思考的主题转向寻根，却意外发现了——亚热带的抑郁，而这是没有人可以医治的病根，教会学校出身的妇科大夫给出“光和真理”当然不是最终答案。
这部书的结构非常独特。王安忆选取了干部子弟盛极而衰的关键一年，掐头去尾，在结构和篇幅上避免了传统章回小说拉拉杂杂的弊病，却忍不住掉头回去，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主要手法——群像和白描。时间虽短，人物众多，整个结构窄而长，又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细节清晰。
既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类型，将芸芸众生，人生百态尽情展露，人物之间彼此又勾连缠绕，深得曹雪芹的“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之妙。美中不足是作者笔下人物，和《百年孤独》出现的情况一样，是概念的产物，而非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
小说隔离出了男女两个阵营——“他们”和“她们”，并将几个男性人物置于主导地位，几个女性人物置于从属地位，又为每个人添加了父母、兄弟、姐妹、保姆、邻居等。每个人物都分门别类地交代得过于清楚，传神之余，却丧失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人性的暧昧幽深。
《启蒙时代》里面还没有一个人物比得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南珊。“晚霞”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山下乡期间，事情刚刚过去，所有记忆都还鲜活，而《启蒙时代》写于四十年后的今天，免不了有些距离感。但它也因此获得了思想的解放，远远解决了当年《公开的情书》里面充斥着的思维混乱问题。
王安忆最终没有忘记为自己安插一个角色，这不仅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也激发了不少王安忆爱好者的阅读兴趣。那是一个比主要人物年纪更小的一个小女孩，名叫舒拉。在结尾，舒拉出现在“他们”的代言人“南昌”的视野中，王安忆写舒拉“在全力奔跑”，似在自我表白。
而50后青春代言人“南昌”虽没有最终走出青春迷思，却仿佛已从泪眼朦胧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自己脚下，曾经被自己父辈所征服的土地——上海。这不免让人想起红色诗人艾青的那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噙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今年，北京、上海，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城市，两位最受瞩目的作家——王朔和王安忆，不约而同推出新书。中国文坛正值内忧外患，内有众多网络草根造反，外有顾彬等洋人登堂入室，指鼻子骂。因此这两位的新书，不可谓不受人瞩目。
如今，这两部作品都摆在我们面前了。两厢比较，王朔出书前后的表现更像一位行为艺术家，意在言外，言在书外；而王安忆更像是一位纯粹的作家，写得多，说得少。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之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通点，那就是中国新文学无法解脱的一个情结——《红楼梦》。
我们当然不能把长达百万字，写于十八世纪的《红楼梦》简化为一曲青春年少贵族子弟的挽歌。但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两位中国一流作家不约而同，不知不觉地要向《红楼梦》看齐。
王朔久居天子脚下老北京，好多年前就号称要写贵族挽歌，大院《红楼梦》，自然是吃不了曹雪芹的苦没写完。一部描写幼儿园时代的《看上去很美》还等着续书，这就已经《我的千岁寒》了，还好他的朋友已将他早年的作品巧手连缀起来，拍了一个类似于章回小说的电视剧，并模仿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起名《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算是东拼西凑圆了一次梦；
王安忆在上海深居简出，早已为文坛交出了一份各门全优成绩单。但不要忘记，王安忆有着和王朔类似的家庭出身，前者是文艺干部，后者是知识分子，前者出自南京军区，后者出于北京大院。
归根结底，多年来安安静静沉浸在回忆中的王安忆是无法忘记自己的出处的，她到底没有置身事外，此次潜心三年，拿出来的新长篇《启蒙时代》，已不再有所避讳，反而大书特书干部子弟的前尘往事。二十万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读起来恰似一部现代红楼，一本中式贵族文学手册，一曲迟来的青春之歌。
这部书讲得是文革早期，红卫兵运动刚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还没开始，一年当中的时间里，上海一些干部子弟之间的思想和感情经历。
干部分为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革干指为革命工作的文化人，军干指为革命卖命的军人。革干与军干，一文一武，是新中国涌现的新贵，与工农兵、小市民虽不能说泾渭分明，却也不是一个阶层。文革初期曾爆发过一次论战：一个宣扬血统论，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一个写出《出身论》（遇罗克）反唇相讥，强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部与群众之别，一度不亚于同古代的贵族与平民之分。
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是一群北京四中的高干子弟，这场运动如一场青春期恋爱，来得快，去得也快。上海红卫兵起步晚，自然没赶上潮流，反而是工人阶级发动“一月风暴”，保住了上海作为文革重镇的地位。红卫兵们迅速得宠，又迅速失势，成为老红卫兵，中国式的十二月党人。一年后，毛泽东宣布，无论是哪一级的干部子弟，一律上山下乡，发配流放。从此，干部子弟们颠沛流离，成了比农民还苦的人。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干部子弟在商业大潮中虽也勉强挽回了一些面子，但大势已去，革命新贵被商业新贵夺去了风头，昔日容光焕发的干部子弟，或出国继续流亡，或渐渐淹没于十三亿众生。
在文艺界，不甘没落的干部子弟们痛定思痛，演唱了一曲又一曲挽歌。八十年代初有北京干部子弟所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发表，九十年代有王朔的大院小说流行，二十一世纪，则有这部长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出笼。
全书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南昌和他的父亲决裂了。他的朋友陈卓然帮助他做了这个决定。陈卓然比南昌年长四岁，喻示了南昌思想上的早熟。和南昌不同，陈父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了，陈与继父的关系不冷不淡。陈卓然便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少年革命理论家的身份出现了。陈提出面见南昌的父亲，并随后给出了自己的判决：你父亲是叛徒！
南昌对这位朋友可谓是言听计从。在一次关键时刻，他无言地做出了决定，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家庭划清界限。他独立了！
早年被政治斗争排斥到边缘，心情消沉的父亲从此一病不起。一直支撑着整个家庭的母亲无法承受打击，自杀了。南昌的大姐取而代之，担当起母亲的职责。这个家庭虽然摇摇欲坠，但也还勉强在运转。
陈卓然进入了南昌的家庭，并与南昌的两个姐姐产生了微妙的情感。也许是姐妹之间的嫉妒，排斥了恋情的发展，也许是陈卓然根本无意于此，这段可能的情感线索中断。他们“走向户外”。
第二部分。南昌开始独自活动。他先是在一个叫做小老大的人的家做客。小老大是一个没有年龄与性别概念的存在。他自幼感染肺炎，永远也长大，而且注定要夭亡。他的感官因此格外发达。小老大如贾母一样慈祥，他的客厅，如《纯真年代》里的祖母一样总是聚满了年轻人。
小兔子、七月出现了。女孩子们也出现了。
她们的领军人物是舒娅和舒拉姐妹。她们又带出了珠珠、嘉宝、丁宜男、敏敏等各色少女。《启蒙时代》的女孩子以及女人，集中了王安忆以往所有小说的女性人物原型。她们是早熟的少女，奔赴革命前线的文艺爱好者，小市民和贤妻良母的混合体。但由于有了一个少年干部子弟的视角，这些人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四五万字之后，男男女女终于互相认识。爱恋，早孕，流产，戏剧化的家庭冲突，永远无法互相理解的少男少女……这部分感性段落起源于小老大客厅，结束于小老大之死。
第三部分。陈卓然归来，带来了小市民艺术家阿明。三个少年再次展开毫无结果的讨论。陈卓然上班，阿明下乡，三个交换大量的《公开的情书》般的信件。小兔子、七月等准备投入新一轮的运动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
问题还是出在家庭，南昌和父亲对峙，思考的主题转向寻根，却意外发现了——亚热带的抑郁，而这是没有人可以医治的病根，教会学校出身的妇科大夫给出“光和真理”当然不是最终答案。
这部书的结构非常独特。王安忆选取了干部子弟盛极而衰的关键一年，掐头去尾，在结构和篇幅上避免了传统章回小说拉拉杂杂的弊病，却忍不住掉头回去，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主要手法——群像和白描。时间虽短，人物众多，整个结构窄而长，又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细节清晰。
既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类型，将芸芸众生，人生百态尽情展露，人物之间彼此又勾连缠绕，深得曹雪芹的“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之妙。美中不足是作者笔下人物，和《百年孤独》出现的情况一样，是概念的产物，而非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
小说隔离出了男女两个阵营——“他们”和“她们”，并将几个男性人物置于主导地位，几个女性人物置于从属地位，又为每个人添加了父母、兄弟、姐妹、保姆、邻居等。每个人物都分门别类地交代得过于清楚，传神之余，却丧失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人性的暧昧幽深。
《启蒙时代》里面还没有一个人物比得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南珊。“晚霞”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山下乡期间，事情刚刚过去，所有记忆都还鲜活，而《启蒙时代》写于四十年后的今天，免不了有些距离感。但它也因此获得了思想的解放，远远解决了当年《公开的情书》里面充斥着的思维混乱问题。
王安忆最终没有忘记为自己安插一个角色，这不仅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也激发了不少王安忆爱好者的阅读兴趣。那是一个比主要人物年纪更小的一个小女孩，名叫舒拉。在结尾，舒拉出现在“他们”的代言人“南昌”的视野中，王安忆写舒拉“在全力奔跑”，似在自我表白。
而50后青春代言人“南昌”虽没有最终走出青春迷思，却仿佛已从泪眼朦胧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自己脚下，曾经被自己父辈所征服的土地——上海。这不免让人想起红色诗人艾青的那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噙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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