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翻翻《知堂书话》
星期天加班，没有事，翻翻《知堂书话》，周作人说：因为我写文章，向来以不切题为宗旨，至于手法则是运用古今有名的赋得方法，找到一个着手点来敷陈开去，此乃是我的作文金针。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也只合无事翻翻。
这书该还了，借来还不曾看过几篇，那天在图书馆里遇见，想都没想就借了它，距今可能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期限，过一天，就是一毛钱啊，本想着今天去续借，不料要加班，又没有事。翻着这书，为自己没有对它发表过一点感想而奇怪。书并不是非得从头至尾看过之后才可以有感想的，对这书也不是没有感想，为什么没有想过要把它理出来呢，至少给自己看看。
第一次遇见这书，是在县城一家私人书店，放在书架最顶层，一副无人问津的样子，踮着脚才够着书脊的下端，用手指尖将它从书架里挑出一点，费了好些劲才抽下一册。这书分两册，钟叔河编，海南出版社出，标价九十二，一千七百页，一百一十万字，一九九七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1-3，000
太厚实的两册书了，翻了翻，放回原处，对于书的排版不大习惯，感觉有点挤，每篇文章的题目竖着放在正文开头的左侧，象是在读一种小报。其实这些文章也多数首先在报纸上发表，我对这种排版的不喜欢一准是给现在的副刊文章们闹的。
周作人的书，当时的我已经有了一册，是在一个落过雨的晚上买的，夹在自行车后面，过一个泥水坑的时候掉了下来，结果一晚上都在擦拭它，擦干压平，立刻成了一本旧书。但我阅读它的热情并不高，当时的我比现在浮躁很多，读那些静气的文字，读不几页，就要放下书来吐几口闷气，几乎要把它当一块砖，狠狠掷向墙壁，摔个粉碎，如此方能解气。这样气闷也还是要看，大概是有点慕雅的意思，不是自己觉得好，而是听说好，那时候我也很愿意和自己过不去。
《知堂书话》与那册掉在泥水里的散文集子很少有重复的篇目，凭这一点，可以想见周作人写的东西之多。那段日子，每次去那家店，都要翻翻它，想买，又拿不准，每次都放回去，心想：反正没人要，就让它先在这儿放两天吧。这书后来不见了，问老板，说是给买走了，问能不能再进一套，说是没有了。那一刻，这书的价值立刻给我认识到了。我不能很爽快地买这书的原因有很多，这书太贵，这书太厚，排版也有问题，也许书在书架顶端落上的那层灰也是原因之一。书一不见，我就发现，种种理由都与书的本身无关。
就我而言，对于一本想要的书是不必为买不买它而下什么决心的。这书不在我面前之时，首先是它的身上所印刷的那些文章不在我面前了，这书在我面前时，则是书本本的那个样式堵在我面前，所谓失去才知道珍惜，看来也不全是人犯贱 ，以这书为例，它一失去，我就知道那些阻止我接纳它的理由全是与它的本身无关的，它给装订成那个样子，不是它的选择。说不定，连要这样装订它的人也是出于无奈的。
去年的大收获是得了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它的装帧就比较的表里如一，本想着用一年的茶余饭后好好的消化消化它，现在，人在外地，不能全带在身边，带了三本出来，又觉得不应该拆散了它们。
周作人说他作文的宗旨是不切题，那么，读他也应该在不经意间，抱着某种目的去啃，岂不正如他所反对的命题作文了。再则，他文章是多，那是一生的浓缩，不是滥造出来的，一下子看见，视觉受到冲击是很正常的，恨不能一下子读完它就不对了，最好的办法应是将它们稀释回一生的闲暇中去，两篇文章之间若不隔上一段时间，就不免有走马观花的意味，说暴殄天物也不为过。
《知堂书话》救了我自编文集不在身边的急，其中还有一些未收入自编文集的文章。这书能借到是最好了，为了那些未收入的文章而去买它么，我还没有嗜书到那种程度，再说未收入的文章可多了，上哪儿去买全它呢，这个人的全集何年何月才可以问世呢。问世又如何，去年得了鲁迅全集，以为包括他辑的古书和译作，开箱一翻，大大失落了一场。
周作人的不切题是避免八股气的良方，最大可能地摆脱掉了束缚。不切题的写作往往还会拐入一些自己也不曾预想到的境地，于自己也成为一种发现。写作真是很有意思的事，不管想说真话想说假话，都是不大能够如愿的，只要写，文字的背后就有一个真实的你存在，不过是戴着个或真或假或明或暗的面具罢了。看文章总得透得过那副面具才算真正的读书，那时候，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他的真面目都在面具后面躲无可躲了，假面具并不可恶，可恶的是透过真真假假的文字看见一个乏味的灵魂。
周作人并不摆出一副说真话的面孔，他的文章里我也最喜欢他谈书的部分，毕竟他是个读书人，谈书是他最拿手的，看他洞若观火的谈书，既长见识，又能清楚自己还比较眼浊。在他所说的书里选些自己给说起兴致来了的，去找来看看，是不会失望的，这比开书单给人去读不知要高明多少。
五月二十七日
这书该还了，借来还不曾看过几篇，那天在图书馆里遇见，想都没想就借了它，距今可能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期限，过一天，就是一毛钱啊，本想着今天去续借，不料要加班，又没有事。翻着这书，为自己没有对它发表过一点感想而奇怪。书并不是非得从头至尾看过之后才可以有感想的，对这书也不是没有感想，为什么没有想过要把它理出来呢，至少给自己看看。
第一次遇见这书，是在县城一家私人书店，放在书架最顶层，一副无人问津的样子，踮着脚才够着书脊的下端，用手指尖将它从书架里挑出一点，费了好些劲才抽下一册。这书分两册，钟叔河编，海南出版社出，标价九十二，一千七百页，一百一十万字，一九九七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1-3，000
太厚实的两册书了，翻了翻，放回原处，对于书的排版不大习惯，感觉有点挤，每篇文章的题目竖着放在正文开头的左侧，象是在读一种小报。其实这些文章也多数首先在报纸上发表，我对这种排版的不喜欢一准是给现在的副刊文章们闹的。
周作人的书，当时的我已经有了一册，是在一个落过雨的晚上买的，夹在自行车后面，过一个泥水坑的时候掉了下来，结果一晚上都在擦拭它，擦干压平，立刻成了一本旧书。但我阅读它的热情并不高，当时的我比现在浮躁很多，读那些静气的文字，读不几页，就要放下书来吐几口闷气，几乎要把它当一块砖，狠狠掷向墙壁，摔个粉碎，如此方能解气。这样气闷也还是要看，大概是有点慕雅的意思，不是自己觉得好，而是听说好，那时候我也很愿意和自己过不去。
《知堂书话》与那册掉在泥水里的散文集子很少有重复的篇目，凭这一点，可以想见周作人写的东西之多。那段日子，每次去那家店，都要翻翻它，想买，又拿不准，每次都放回去，心想：反正没人要，就让它先在这儿放两天吧。这书后来不见了，问老板，说是给买走了，问能不能再进一套，说是没有了。那一刻，这书的价值立刻给我认识到了。我不能很爽快地买这书的原因有很多，这书太贵，这书太厚，排版也有问题，也许书在书架顶端落上的那层灰也是原因之一。书一不见，我就发现，种种理由都与书的本身无关。
就我而言，对于一本想要的书是不必为买不买它而下什么决心的。这书不在我面前之时，首先是它的身上所印刷的那些文章不在我面前了，这书在我面前时，则是书本本的那个样式堵在我面前，所谓失去才知道珍惜，看来也不全是人犯贱 ，以这书为例，它一失去，我就知道那些阻止我接纳它的理由全是与它的本身无关的，它给装订成那个样子，不是它的选择。说不定，连要这样装订它的人也是出于无奈的。
去年的大收获是得了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它的装帧就比较的表里如一，本想着用一年的茶余饭后好好的消化消化它，现在，人在外地，不能全带在身边，带了三本出来，又觉得不应该拆散了它们。
周作人说他作文的宗旨是不切题，那么，读他也应该在不经意间，抱着某种目的去啃，岂不正如他所反对的命题作文了。再则，他文章是多，那是一生的浓缩，不是滥造出来的，一下子看见，视觉受到冲击是很正常的，恨不能一下子读完它就不对了，最好的办法应是将它们稀释回一生的闲暇中去，两篇文章之间若不隔上一段时间，就不免有走马观花的意味，说暴殄天物也不为过。
《知堂书话》救了我自编文集不在身边的急，其中还有一些未收入自编文集的文章。这书能借到是最好了，为了那些未收入的文章而去买它么，我还没有嗜书到那种程度，再说未收入的文章可多了，上哪儿去买全它呢，这个人的全集何年何月才可以问世呢。问世又如何，去年得了鲁迅全集，以为包括他辑的古书和译作，开箱一翻，大大失落了一场。
周作人的不切题是避免八股气的良方，最大可能地摆脱掉了束缚。不切题的写作往往还会拐入一些自己也不曾预想到的境地，于自己也成为一种发现。写作真是很有意思的事，不管想说真话想说假话，都是不大能够如愿的，只要写，文字的背后就有一个真实的你存在，不过是戴着个或真或假或明或暗的面具罢了。看文章总得透得过那副面具才算真正的读书，那时候，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他的真面目都在面具后面躲无可躲了，假面具并不可恶，可恶的是透过真真假假的文字看见一个乏味的灵魂。
周作人并不摆出一副说真话的面孔，他的文章里我也最喜欢他谈书的部分，毕竟他是个读书人，谈书是他最拿手的，看他洞若观火的谈书，既长见识，又能清楚自己还比较眼浊。在他所说的书里选些自己给说起兴致来了的，去找来看看，是不会失望的，这比开书单给人去读不知要高明多少。
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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