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我们的意愿
这是阅读苏珊•布朗米勒的第二本书，《违背我们的意愿》，三十多万字，全书十二章，用了大量的篇幅列举史料，从史料中为我们呈现了关于强奸问题的形成和演变，并在最后一章中简洁有力地做了综述。
也许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成长中都不会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对于自己身体的疑惑，以及以此带来的家长对我们的忠告——切实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侵犯。但在这种观念的灌输过程中，相对于保护自身安全，家长的言语似乎在闪烁其词着什么。它向我们透露出了一个隐秘的信息，这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被参悟。那就是女性对自己身体并不具有自主的决定权和评判权，身体是被家长制的伦理之网紧紧裹挟住。一旦身体遭到损毁，这个个体也将失去既有的大部分价值，同时还要承受莫须有的责问和诬蔑。
尽管几乎每个女性都会意识到强奸这个问题，但并非每一个女性都会认真地去反思这个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这个问题离我们太遥远，考虑一些更为切实的问题才是首要。也许是这样吧，对于不搞女性主义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劳力费神地去思量这个问题就好比总是担心臭氧层哪一天会彻底破掉一样，杞人忧天而已。只是，当这个问题忽然间出现了，猛然闯入某个女性的生活中的时候，她恐怕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压力、困惑和痛苦。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小心翼翼地过活，也许能够避免使女性受到性攻击。但是遇到战争，恐怕没有哪一个参战国的女性能够躲过这一场天灾劫难。不仅对战败国，一时的战胜国也很可能在之后被反扑的过程中让女性承受灭顶之灾。并不能企望正义的一方就不会出现这种低劣的问题，在战争中，道德根本不是问题，政治是统领一切的指挥官。譬如，苏珊在书中就指出，二战当中苏军对德国纳粹进行反攻的时候，也对德国妇女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奸。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了支持，那就是去报复那些曾经玷污和屠杀过你们的妻女的敌人吧。强奸并不因为战争的正义性就会消除，女人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苏珊用了大量篇幅分析战争中的强奸行为，在这种极端状态下，可以清晰地看出，强奸并不是有些别有用心之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施暴者的性冲动所致。强奸问题在动物中并不存在，作者指出，强奸的重要功能是“有意识的威慑功能”，它是要让弱者在心理上对强者产生天然的畏惧，同时强化强者的地位。因此，对于身体的侵犯，不仅仅存在于男人对女人，也同样可以听到看到一些有关男人侵犯男人、女人侵犯女人，甚至极少数的女人侵犯男人（比如关塔那摩中女狱警对男囚犯的性虐待）的新闻。
性和政治有着深厚而微妙的关系，只是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并不曾这么去想，我们只是习惯性的以为性只关乎性，只关乎男人和女人，或者确切地说是男人对女人的需要。然而只有当权者深谙性的要义和秘密，它是暗藏的匕首和巨大的转舵，操控了它也就在政治上有了可以翻手覆手的一项权谋工具。仅仅是回顾中国的千年历史，看那些时而被禁锢，时而又张扬，台上美化，台下淫邪的性文化，就可以瞥见当权者究竟要做些什么。远的不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浩劫中的一些史料中，性被大面积、深层次地禁锢，我们在通过正史回望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些被刻意回避和掩盖了的性政治的，只有在零零碎碎的民间史料中我们方会渐渐悟出，那些时代的人们张口绝对不谈性，是因为他们的性爱对象被迫嫁接到了领袖偶像身上（这在当今时代依旧可以看到，譬如朝鲜的政治模式）。《一九八四》里面那种黑暗森严，逻辑扭曲，性观念畸变的时代其实我们刚刚经历过，而如今，在我们大步迈向新世纪的今天，在我们以为我们和国际接轨的今天，其实我们尚没有完全从那场黑暗的统治时代中走出来。
性和政治的关系在苏珊的这本书中并未涉及太多，但苏珊很清晰而透彻地在最后一章中给我们总结了有关女权遇到的多面扼杀和女性的反击。譬如，在苏珊谈到自由主义时可以看出，虽然自由主义号召人性的解放，但是在对待女性的政治立场上仍然沿用传统的价值观，这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有损女性利益的一系列观念和方式。而对于如今我们司空见惯的明嫖暗娼，即便在有的国家来说卖淫和色情不合法，但却有绝大多数人潜意识里认为是合理的，尤其是男性，而女性即便对此不赞同，却也没有并且无力反对。这在文化和观念上进一步强化了卖淫的合理性，通过价格购买性交易不被认为是嫖客的可耻，反而被认为是控制强奸行为的有效方式。当那些头脑里被这种观念挟持的人对此点头称道时，女权主义又跌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继续前行的沼泽。
看看苏珊写的这句话：
“我们对于卖淫合法化这个观点的恐惧，不是因为它不能阻止强奸，而是因为它将这样一个概念制度化：男人即使没有神圣的权利，也有通过金钱获得进入女性身体的权利，而且性作为一项女性服务不应该拒绝文明的男性……把享用性作为男性力量和特权的附属品的错误观点仍会在精神上支持强奸犯。”
精辟的一段话直指出男权阴谋对卖淫的辩护。
作为一本女性主义的启蒙书来看，值得一读。
也许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成长中都不会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对于自己身体的疑惑，以及以此带来的家长对我们的忠告——切实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侵犯。但在这种观念的灌输过程中，相对于保护自身安全，家长的言语似乎在闪烁其词着什么。它向我们透露出了一个隐秘的信息，这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被参悟。那就是女性对自己身体并不具有自主的决定权和评判权，身体是被家长制的伦理之网紧紧裹挟住。一旦身体遭到损毁，这个个体也将失去既有的大部分价值，同时还要承受莫须有的责问和诬蔑。
尽管几乎每个女性都会意识到强奸这个问题，但并非每一个女性都会认真地去反思这个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这个问题离我们太遥远，考虑一些更为切实的问题才是首要。也许是这样吧，对于不搞女性主义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劳力费神地去思量这个问题就好比总是担心臭氧层哪一天会彻底破掉一样，杞人忧天而已。只是，当这个问题忽然间出现了，猛然闯入某个女性的生活中的时候，她恐怕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压力、困惑和痛苦。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小心翼翼地过活，也许能够避免使女性受到性攻击。但是遇到战争，恐怕没有哪一个参战国的女性能够躲过这一场天灾劫难。不仅对战败国，一时的战胜国也很可能在之后被反扑的过程中让女性承受灭顶之灾。并不能企望正义的一方就不会出现这种低劣的问题，在战争中，道德根本不是问题，政治是统领一切的指挥官。譬如，苏珊在书中就指出，二战当中苏军对德国纳粹进行反攻的时候，也对德国妇女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奸。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了支持，那就是去报复那些曾经玷污和屠杀过你们的妻女的敌人吧。强奸并不因为战争的正义性就会消除，女人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苏珊用了大量篇幅分析战争中的强奸行为，在这种极端状态下，可以清晰地看出，强奸并不是有些别有用心之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施暴者的性冲动所致。强奸问题在动物中并不存在，作者指出，强奸的重要功能是“有意识的威慑功能”，它是要让弱者在心理上对强者产生天然的畏惧，同时强化强者的地位。因此，对于身体的侵犯，不仅仅存在于男人对女人，也同样可以听到看到一些有关男人侵犯男人、女人侵犯女人，甚至极少数的女人侵犯男人（比如关塔那摩中女狱警对男囚犯的性虐待）的新闻。
性和政治有着深厚而微妙的关系，只是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并不曾这么去想，我们只是习惯性的以为性只关乎性，只关乎男人和女人，或者确切地说是男人对女人的需要。然而只有当权者深谙性的要义和秘密，它是暗藏的匕首和巨大的转舵，操控了它也就在政治上有了可以翻手覆手的一项权谋工具。仅仅是回顾中国的千年历史，看那些时而被禁锢，时而又张扬，台上美化，台下淫邪的性文化，就可以瞥见当权者究竟要做些什么。远的不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浩劫中的一些史料中，性被大面积、深层次地禁锢，我们在通过正史回望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些被刻意回避和掩盖了的性政治的，只有在零零碎碎的民间史料中我们方会渐渐悟出，那些时代的人们张口绝对不谈性，是因为他们的性爱对象被迫嫁接到了领袖偶像身上（这在当今时代依旧可以看到，譬如朝鲜的政治模式）。《一九八四》里面那种黑暗森严，逻辑扭曲，性观念畸变的时代其实我们刚刚经历过，而如今，在我们大步迈向新世纪的今天，在我们以为我们和国际接轨的今天，其实我们尚没有完全从那场黑暗的统治时代中走出来。
性和政治的关系在苏珊的这本书中并未涉及太多，但苏珊很清晰而透彻地在最后一章中给我们总结了有关女权遇到的多面扼杀和女性的反击。譬如，在苏珊谈到自由主义时可以看出，虽然自由主义号召人性的解放，但是在对待女性的政治立场上仍然沿用传统的价值观，这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有损女性利益的一系列观念和方式。而对于如今我们司空见惯的明嫖暗娼，即便在有的国家来说卖淫和色情不合法，但却有绝大多数人潜意识里认为是合理的，尤其是男性，而女性即便对此不赞同，却也没有并且无力反对。这在文化和观念上进一步强化了卖淫的合理性，通过价格购买性交易不被认为是嫖客的可耻，反而被认为是控制强奸行为的有效方式。当那些头脑里被这种观念挟持的人对此点头称道时，女权主义又跌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继续前行的沼泽。
看看苏珊写的这句话：
“我们对于卖淫合法化这个观点的恐惧，不是因为它不能阻止强奸，而是因为它将这样一个概念制度化：男人即使没有神圣的权利，也有通过金钱获得进入女性身体的权利，而且性作为一项女性服务不应该拒绝文明的男性……把享用性作为男性力量和特权的附属品的错误观点仍会在精神上支持强奸犯。”
精辟的一段话直指出男权阴谋对卖淫的辩护。
作为一本女性主义的启蒙书来看，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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