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翠：“年纪青青”的沈从文
听起来很荒唐，可我确实觉得《边城》中的翠翠就是沈从文——年纪“青青”(而非“轻轻”)的沈从文。“年纪青青”是《边城》中沈从文用来形容到渡头给祖父送还酒葫芦的二老的。那时的二老风华正茂，第一次主动接近自己喜欢的人，正配得上“青青”这一生命力燎原的词，我不禁联想到有人说的“当我还是个惨绿少年的时候”。在此挪用于沈从文，但愿也是妥帖的。
《从文家书》里沈从文的一个别称叫“碧”。洁尘在她的散文中说“碧不等于就是绿，绿得透明了进而显得很高超了，才叫碧。”由青到碧，沈从文歌咏的始终是绿的旋律，翠是其中唯美的韵。“‘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老去了。’”青翠逼人的年轻时代一去不返，书间绿意永不褪败。
少年不识愁滋味
《边城》有童话味。边城中无人不好，朴素单纯与山水浑然为一，一派童话天地。且听翠翠第一次见到中寨王团总的女孩后哼唱的歌谣：“大姐戴副金簪子，二组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如同灰姑娘童话一般，善良的人们总不自觉地期望着朴实无华(朴实几乎是心地善良的外在标识)的三妹信得获得幸福。
然而边城并没有滞于童话，它记录了翠翠的成长。从《从文自传》即可知幼时翠翠所受的“教育”与沈从文实是相似的，山水教化，草木为师，吸取天地灵气。然而生命在继续，成长无法止步。随人事浸染，人从浑然中走出，步入现实的人生，富于喻意的变化是先前单爱笑的翠翠后来两次莫名的哭。痛苦不必具体，哭也可以没有明确原因，但哭泣却一定证明了心灵的不平静，更注定了随之而来的成长。
促成成长的，多是人事。“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大老所担心的，实是翠翠能否由“自然人”渐变为“人事人”。人事教育并非朝夕而就，而是一点点浸透。沈从文在《水云》中自道“我还需要学习，从更多陌生的书以及少数熟习的人学习点‘人生’。”翠翠也是这样。感情是人事中重要的一项，沈从文说“热情是一种教育，既能使人疯狂糊涂，也能使人深思。”故而翠翠的成长始于与二老的邂逅。死作为最大的人事，为使人明了人事的最快捷有力方式。沈从文写《边城》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奉灵幡引路的小女孩。文章中大老“坏”了是悲剧的开始，爷爷的死似乎又使悲剧出现了转机，这其中皆有纠结不清的人事藤蔓。而母亲的死则一直如谶语一般镶入故事化作深沉底色，着墨不多，却浓得化不开。
这些人事的教育其实都有作者的切身所历所想贯穿其间。黄昏，翠翠一个人坐在白塔下看夕光中桃花色的薄云。“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她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这和少年沈从文何其相似！只消看看《从文自传》就能明见其间的相仿处，“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因为年轻，所以流浪；我们流浪，因为年轻”，刘墉说的挺对。“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从《湘行书简》中断章而得的这句话，教我想到白塔圮坍后的翠翠，撑一只长篙，往返于清溪两岸。日头起落，新修的白塔影子长了短，短了又长。一无所有亦即无限可能——那时的翠翠，那时的沈从文!
《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剖析自己缘于身世和经历的内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独，玩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多么像《边城》一开始时的翠翠。《边城》创伤期间沈从文的返乡之行可能激发其对少年时代的缅怀，以解释上述相似。且就在写作《边城》的前两年，沈完成了他沿路寻“自”的《从文自传》。在寻得一个明晰自我之后再次握笔写作，沈从文是否会觉地从最熟悉的自己入手呢？正如张老师所言，“一个三十岁的人找到和确立自我，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的，是为应付将来各种各样局面而准备好一个自我。”未知的明天会怎样到来？这并不重要，明天的太阳总会升起，不管那个人哪天回来，回不回来。又多么像《边城》结束时的翠翠。
张老师说，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一些人，出现在他笔下的“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我赞同这个观点，认为翠翠是其中的典型，并且觉得少年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人。走出湘西他，受到都市浓郁“现代”气息熏染，必然疑惑焦虑以至混乱，无法自拔，而最好的缓适剂莫过于对过去生活的反刍。最无助时的沈从文对翠翠的呼唤，是否是对这种未经洗礼自然璞真的自己深情的招魂？
《从文自传》校改时沈从文特意在说到茶峒的渡筏后加了一句：“《边城》即由此写成。”从《边城》与《自传》的紧密联系，或许可以看成翠翠与少年时期沈从文特殊联系的外现。《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在大抒自身苦难经历的感慨之后说，“在我生命中生长，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张老师说正是这个“否定”把困苦屈辱逆转成生命中正面、积极、肯定的力量和追求。这真是沈从文最令人佩服之处。再看翠翠，从曾经的一尘不染到渐渐濡被人事风尘，素衣化缁；到文章临尾雷雨交加之后的风平浪静，暗流汹涌；再到结尾若隐若现的希望之光，一如望夫石。都是一种对生活注定的悲哀的“否定”，即便虚弱，即便徒劳，这否定却将希望悬挂于峭壁，化成梦里虎尾草，青青离离。
“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么说，因摘星而伸长的手，去够自己拿不到的虎尾草的手，何其相似!或许可以说，沈从文的“自”有一部分在翠翠身上。
游子梦是生命的一个过程，也只是过程。“我是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水云》)年青时对幸福热情饱满地追逐，待到长大了发现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幸福，所有的不过是幸福的幻影。
沈从文早年给张兆和的情书上写道，“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蔓的一章。”也正因为注定与人事纠结，“天将不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变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里，转成一个‘大人’。”我们不是彼得•潘，注定要长成大人。在边城渐渐长成“大人”的翠翠，正是回顾年少、往事堪惊的成年沈从文过去生命的代言人。
1931年3月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沈从文子集》有一则题识：“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杜鹃为翠翠而悲，也为不再年轻的沈从文。
“热情本身并不是象征，它燃烧了自己生命时，即可能燃烧别人的生命。到这种情形下，只有一件事情可作，即听它燃烧，从相互燃烧中有更新生命产生（或为一个孩子，或为一个作品。）那个更新生命方是象征热情。” 红颜弹指，刹那芳华，所幸文字中的生命可以永远年轻，我们可以把青涩年少封存在抽象的诗句中。沈从文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水云》)诗中有年轻时候的我们，那些不识愁滋味的，渐识愁滋味的，已谙愁滋味的，追忆愁滋味的我们。
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新题记》所提的“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无疑是解读《边城》很好的切入口。读《水云》时看到的几个“偶然”的影子，让我想到对这“几个人”的另一种笺注。
《水云》中提到在北平邂逅的一个女子，称之“偶然”，喻之为素色虹霓。从后文“‘偶然’中之某一个”又知道，非只一人。这几个“偶然”，应该是曾与沈从文生命发生摩擦的几个女子。“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沈从文的记叙并不明晰，而是用一种近于写意的手笔勾勒这些过去生命中出现的“偶然”。
行文间不难发现作者“逃遁”的姿势，对现实的逃遁，也可直接说成对“偶然”的逃遁。沈从文在叙述与“偶然”们的故事间提到《边城》，说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虹和星都若在望中，我俨然可以任意去伸手摘取。可是我所注意摘取的，应当说，却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我只希望如何来保留这种热忱到文字中。对于爱情或友谊本身，已不至于如何惊心动魄来接近它了。”这是否一种“大人”的逃遁？曾经的热情何在？偶然何在？年轻飞扬的我们何在？
文中再次提及“友谊”时说到，“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可是为防止附于这个名辞的纠纷性和是非性，我们却把它叫作‘友谊’。” 如果我再大胆一点，我还要说：这里提到“友谊”其实是经过沈从文自我消解的爱情，或许暧昧模糊，但无疑曾经都是散发着热情的强烈光芒，让他睁不开眼，狂乱不安的。这种游离于爱情与友情的边界上的不定性的感情，可以称作抽象的爱情。
突如其来的感情是搅乱正常生活的魔手。因了许多现实原因，必须压抑这些抽象爱情，还生活以安定。“我要和生命中一种无固定性的势能继续挣扎，尽可能去努力转移自己到一种无碍于人我的生活方式上去。”当沈从文暂无故事可写时，“心手两闲的结果，使我起始坠入故事里乡下女孩子那种纷乱情感中。我需要什么？不大明白，又正像不敢去思索明白。总之情感在生命中已抬了头。”“情感若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浸入我生命中，就什么都完事了。”这种剧烈的挣扎是否与《廊桥遗梦》中男女主人公于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痛苦徘徊相似，实不可知，但是它带给敏感的沈从文的冲击和困惑，不可能不对他的作品中产生影响。关于逃遁很明显的例子，是大老走“车路”请媒人来说亲之后，祖父两次和翠翠提及此事，皆未有结果。“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屋前屋后跑着唱着，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吹小竹管儿玩。爷爷仿佛把大老提婚的事早已忘掉，翠翠自然也早忘掉这件事情了。”遁于抽象和自然，然后媒人的再度探访又将二人拉回了人事之中。祖父是对过去的逃遁，因预感到女儿悲剧的重演。翠翠则是对未来的逃遁，因预感到人事生活的芜杂。《水云》中所说“受压抑的梦”，是否便因与“偶然”的邂逅？在文字的纱布将悸动过滤后形成的抽象的单纯洁净，实是一种狂乱而无法言明只能以文字意指的“印象”。褪淡的不是感情，是现实。翠翠的故事，主题是逃避，遁入酣梦，乘着软而缠绵的情歌，飘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到了一大把虎耳草。
和沈从文的生活一样，故事里也充满了“偶然”，翠翠与二老的初遇就是命定的偶然。这样的邂逅，在沈从文生命中也曾不只一次出现吧。好像天际飘过那抹浮云，短暂，无意，却难忘记，成为际遇中美丽的插曲。文中写十五夜晚，大筒灯火下落的满天花雨和火花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给翠翠“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总不及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偶然短暂如烟花，那人比烟花绚烂。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边城》时说，“不幸得很的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及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得出诗的抒怀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梦，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抒怀为何用“诗”？怎样的表述叫“音乐效果”？处在人生最幸福阶段的沈从文何来“受伤后的痛梦”？前两个问题我以诗意抽象的文字最适合包裹难以言传的私人情愫作答，后一个我会用“偶然”们在沈从文生命的长河中激起的层层雪浪笺注。
沈从文说边城是“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这点哀乐是否与“偶然”有关呢。或者可以换问，翠翠在《边城》中的逃遁者形象是否可视作沈从文心中难以消解的激情与隐忍的矛盾所致呢。“谁也想象不到我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即以这个那个‘偶然’而言，所知道的似乎就只是一些片断，不完全的一体。”《边城》或许是“偶然”在沈从文的生命之火中煅烧出来的，谁知道？谁都年轻过。
虽然《水云》中说翠翠乃“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湘行散记•老伴》说翠翠的原型是城街上绒线铺上的女子。张老师的书上已经列举了足够多的发酵、酝酿《边城》的因素，但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包括进数位“偶然”的印象、一度颠如患病的狂乱心境、和沈从文对少年时代的自己灵魂出窍般的追往。
画眉深浅入时无
《边城》里青翠逼人的，不只是遍山竹篁，更是是沈从文化为碧玉的血气。“少年心事当拏云”，这是我看《从文自传》至末时一下子蹦出脑海的诗句。这种初生牛犊的的气魄在沈从文的生命和作品中贯穿始终。
沈从文一直说自己秉持的“乡下人”的“尺秤”，他在《水云》中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边城》里这“乡下人”一直用自己的尺秤比量着人和事，定义着“乡下人”眼中的“道德”、“名誉”、“品德”。与鲁迅对阿Q的凡事皆以未庄标准为标准的“未庄哲学”极尽讽刺之能事不同，沈从文哼的是“乡下人”的赞歌，喷的是对“城里人”的冷语。从《边城》中拈一句作例，“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足见少年的狂狷。更有甚者，“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简直可算负气之言了。
推翻是为了有所建立，理所当然我们会想到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提到的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在《水云》中他说到，“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心和梦”，“偶然和情感”，“爱”，“我所信奉的只有生命”——这些沈从文不同作品中出现的词，尽皆闪耀着虔诚的温暖色调。
年轻时候的沈从文无疑是非常自信的，纵然在历经沧桑之后，我们仍能在他身上发现这些伤痕累累的傲气。有人说幸福的两大要素是，其一，你觉得自己的前途是明朗的，且须是模糊的光明。其二，所处的时代前景是光明的。照此标准，一九三三年的沈从文无疑是幸福的。也正因此，《边城》通体晶莹明媚宛如牧歌。沈从文认为没人读懂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我不禁要问，沈从文忠于自己的幸福感了吗？单从对人性的体悟和希望饱满的未来看，那时的沈从文没有理由不幸福。但并不如此，注定悲哀的生命让沈从文的笔无法飞扬。他的“幸福”与众不同，有着悲哀的底色，用他自己的话说，“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水云》)
尝试是年轻人乐此不疲的游戏，沈从文年轻了很长时间，他一再试笔写作，并用自己的标准为自己打分，标准很简单，“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对沈从文而言，人性美是这“美”的最主要内容。《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回忆少年时候倍受困辱的自己，“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地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唯有从与善良而卑贱的人们相处中，才能获取生命必需的人情的温暖，这是少年沈从文人性美的蓄积。“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为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成年后的他，将蓄积的人性美中释放出普照万物的温暖，却把悲哀用文字包裹起来，用微笑忘却遍身的伤。伟大这词用得很滥，真正配得上的少其实很少，沈从文可以，即使就凭这微笑。
拿《长河》跟《边城》对比，收获奇异而有趣。从生活状态来看，写《边城》时作者刚从纷乱步入平稳，写《长河》的他再度被战火抛入乱离。从场景塑造来看，《边城》是“诗歌”的抽象的理想，依稀可见昔日故园，尚是勉强还能走回去的故乡；《长河》是“散文”的具体现实，流光渐蚀旧时乡音，已是永远无法倒回去的湘西。从写作环境来看，写《边城》时是一味的阳光，坐在家里院中小方桌上，“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写《长河》时，虽也有阳光，“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然而夜幕仿佛霎时骤降，“夜已沉，然而并不沉静”，再接下来，“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后来甚至雷电交加，“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他感到“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可像一个人青涩的少年时代与芜杂的中年时代？
略提一下小标题的典故，唐代参加科考的考生朱庆余在参加考试之后，想打探一下考试的结果，就写了一首诗给主管官员张籍，诗里用刚到夫家的新媳妇来自比，说道：“油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里所问“入时无”，实是问合于执政者意愿。借来比喻作家写作与政治的关系也很合适。将政治换成读者同样适用。此二者正是大多数作家最关注的。与一般作家迎合读者趣味潮流时尚写作不同，沈从文在《<边城>新题记》中直言 “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大多数人而写的。”而是给文学圈之外，“而且极关心全个民话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习作选集代序》中这句话正说明了他的写作态度。“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水云》末尾的一串问号是他对自己写作意义的叩问，答案自明于心。
沈从文渴望得到的是经历时间考验证明其存在价值的作品，“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那故事中。”“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以一个新妇的谦卑，低语轻问，“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时”，在沈从文的文字世界里是时间，更是历史。
行文将尽，我还想说，在沈从文最无助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从文家书•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他想到了那个年华正盛、诗意尚青时候的自己。“情感似乎重新抬了头，我当真变得好像很年青。”(《水云》)
“我准备创造一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而母亲的病危使沈从文不得不中途搁笔，正与翠翠的诗意生活被打断相似。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边城》的写作未曾中断会是怎样的面貌。与生命相关的作品无法假设，正与生命之无法假设相同。
自知这篇文章并不符合张老师所说的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思索的是我，也许理解的只是我。作别“惨绿年华”的我，投入自己的“偶然”与“情感”，重读这部青翠逼人的小说。想起几句歪诗，覆盖心头，暗涌如潮，难言的愁人：
“此间的少年，就地睡去，
此间的少年，瞬间老去，
此间的少年，就此死去，
此间的少年，恍如隔世！”
PS：写得最自在的一篇论文，有点八卦，不过我喜欢
《从文家书》里沈从文的一个别称叫“碧”。洁尘在她的散文中说“碧不等于就是绿，绿得透明了进而显得很高超了，才叫碧。”由青到碧，沈从文歌咏的始终是绿的旋律，翠是其中唯美的韵。“‘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老去了。’”青翠逼人的年轻时代一去不返，书间绿意永不褪败。
少年不识愁滋味
《边城》有童话味。边城中无人不好，朴素单纯与山水浑然为一，一派童话天地。且听翠翠第一次见到中寨王团总的女孩后哼唱的歌谣：“大姐戴副金簪子，二组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如同灰姑娘童话一般，善良的人们总不自觉地期望着朴实无华(朴实几乎是心地善良的外在标识)的三妹信得获得幸福。
然而边城并没有滞于童话，它记录了翠翠的成长。从《从文自传》即可知幼时翠翠所受的“教育”与沈从文实是相似的，山水教化，草木为师，吸取天地灵气。然而生命在继续，成长无法止步。随人事浸染，人从浑然中走出，步入现实的人生，富于喻意的变化是先前单爱笑的翠翠后来两次莫名的哭。痛苦不必具体，哭也可以没有明确原因，但哭泣却一定证明了心灵的不平静，更注定了随之而来的成长。
促成成长的，多是人事。“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大老所担心的，实是翠翠能否由“自然人”渐变为“人事人”。人事教育并非朝夕而就，而是一点点浸透。沈从文在《水云》中自道“我还需要学习，从更多陌生的书以及少数熟习的人学习点‘人生’。”翠翠也是这样。感情是人事中重要的一项，沈从文说“热情是一种教育，既能使人疯狂糊涂，也能使人深思。”故而翠翠的成长始于与二老的邂逅。死作为最大的人事，为使人明了人事的最快捷有力方式。沈从文写《边城》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奉灵幡引路的小女孩。文章中大老“坏”了是悲剧的开始，爷爷的死似乎又使悲剧出现了转机，这其中皆有纠结不清的人事藤蔓。而母亲的死则一直如谶语一般镶入故事化作深沉底色，着墨不多，却浓得化不开。
这些人事的教育其实都有作者的切身所历所想贯穿其间。黄昏，翠翠一个人坐在白塔下看夕光中桃花色的薄云。“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她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这和少年沈从文何其相似！只消看看《从文自传》就能明见其间的相仿处，“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因为年轻，所以流浪；我们流浪，因为年轻”，刘墉说的挺对。“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从《湘行书简》中断章而得的这句话，教我想到白塔圮坍后的翠翠，撑一只长篙，往返于清溪两岸。日头起落，新修的白塔影子长了短，短了又长。一无所有亦即无限可能——那时的翠翠，那时的沈从文!
《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剖析自己缘于身世和经历的内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独，玩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多么像《边城》一开始时的翠翠。《边城》创伤期间沈从文的返乡之行可能激发其对少年时代的缅怀，以解释上述相似。且就在写作《边城》的前两年，沈完成了他沿路寻“自”的《从文自传》。在寻得一个明晰自我之后再次握笔写作，沈从文是否会觉地从最熟悉的自己入手呢？正如张老师所言，“一个三十岁的人找到和确立自我，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的，是为应付将来各种各样局面而准备好一个自我。”未知的明天会怎样到来？这并不重要，明天的太阳总会升起，不管那个人哪天回来，回不回来。又多么像《边城》结束时的翠翠。
张老师说，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一些人，出现在他笔下的“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我赞同这个观点，认为翠翠是其中的典型，并且觉得少年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人。走出湘西他，受到都市浓郁“现代”气息熏染，必然疑惑焦虑以至混乱，无法自拔，而最好的缓适剂莫过于对过去生活的反刍。最无助时的沈从文对翠翠的呼唤，是否是对这种未经洗礼自然璞真的自己深情的招魂？
《从文自传》校改时沈从文特意在说到茶峒的渡筏后加了一句：“《边城》即由此写成。”从《边城》与《自传》的紧密联系，或许可以看成翠翠与少年时期沈从文特殊联系的外现。《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在大抒自身苦难经历的感慨之后说，“在我生命中生长，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张老师说正是这个“否定”把困苦屈辱逆转成生命中正面、积极、肯定的力量和追求。这真是沈从文最令人佩服之处。再看翠翠，从曾经的一尘不染到渐渐濡被人事风尘，素衣化缁；到文章临尾雷雨交加之后的风平浪静，暗流汹涌；再到结尾若隐若现的希望之光，一如望夫石。都是一种对生活注定的悲哀的“否定”，即便虚弱，即便徒劳，这否定却将希望悬挂于峭壁，化成梦里虎尾草，青青离离。
“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么说，因摘星而伸长的手，去够自己拿不到的虎尾草的手，何其相似!或许可以说，沈从文的“自”有一部分在翠翠身上。
游子梦是生命的一个过程，也只是过程。“我是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水云》)年青时对幸福热情饱满地追逐，待到长大了发现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幸福，所有的不过是幸福的幻影。
沈从文早年给张兆和的情书上写道，“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蔓的一章。”也正因为注定与人事纠结，“天将不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变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里，转成一个‘大人’。”我们不是彼得•潘，注定要长成大人。在边城渐渐长成“大人”的翠翠，正是回顾年少、往事堪惊的成年沈从文过去生命的代言人。
1931年3月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沈从文子集》有一则题识：“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杜鹃为翠翠而悲，也为不再年轻的沈从文。
“热情本身并不是象征，它燃烧了自己生命时，即可能燃烧别人的生命。到这种情形下，只有一件事情可作，即听它燃烧，从相互燃烧中有更新生命产生（或为一个孩子，或为一个作品。）那个更新生命方是象征热情。” 红颜弹指，刹那芳华，所幸文字中的生命可以永远年轻，我们可以把青涩年少封存在抽象的诗句中。沈从文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水云》)诗中有年轻时候的我们，那些不识愁滋味的，渐识愁滋味的，已谙愁滋味的，追忆愁滋味的我们。
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新题记》所提的“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无疑是解读《边城》很好的切入口。读《水云》时看到的几个“偶然”的影子，让我想到对这“几个人”的另一种笺注。
《水云》中提到在北平邂逅的一个女子，称之“偶然”，喻之为素色虹霓。从后文“‘偶然’中之某一个”又知道，非只一人。这几个“偶然”，应该是曾与沈从文生命发生摩擦的几个女子。“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沈从文的记叙并不明晰，而是用一种近于写意的手笔勾勒这些过去生命中出现的“偶然”。
行文间不难发现作者“逃遁”的姿势，对现实的逃遁，也可直接说成对“偶然”的逃遁。沈从文在叙述与“偶然”们的故事间提到《边城》，说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虹和星都若在望中，我俨然可以任意去伸手摘取。可是我所注意摘取的，应当说，却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我只希望如何来保留这种热忱到文字中。对于爱情或友谊本身，已不至于如何惊心动魄来接近它了。”这是否一种“大人”的逃遁？曾经的热情何在？偶然何在？年轻飞扬的我们何在？
文中再次提及“友谊”时说到，“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可是为防止附于这个名辞的纠纷性和是非性，我们却把它叫作‘友谊’。” 如果我再大胆一点，我还要说：这里提到“友谊”其实是经过沈从文自我消解的爱情，或许暧昧模糊，但无疑曾经都是散发着热情的强烈光芒，让他睁不开眼，狂乱不安的。这种游离于爱情与友情的边界上的不定性的感情，可以称作抽象的爱情。
突如其来的感情是搅乱正常生活的魔手。因了许多现实原因，必须压抑这些抽象爱情，还生活以安定。“我要和生命中一种无固定性的势能继续挣扎，尽可能去努力转移自己到一种无碍于人我的生活方式上去。”当沈从文暂无故事可写时，“心手两闲的结果，使我起始坠入故事里乡下女孩子那种纷乱情感中。我需要什么？不大明白，又正像不敢去思索明白。总之情感在生命中已抬了头。”“情感若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浸入我生命中，就什么都完事了。”这种剧烈的挣扎是否与《廊桥遗梦》中男女主人公于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痛苦徘徊相似，实不可知，但是它带给敏感的沈从文的冲击和困惑，不可能不对他的作品中产生影响。关于逃遁很明显的例子，是大老走“车路”请媒人来说亲之后，祖父两次和翠翠提及此事，皆未有结果。“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屋前屋后跑着唱着，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吹小竹管儿玩。爷爷仿佛把大老提婚的事早已忘掉，翠翠自然也早忘掉这件事情了。”遁于抽象和自然，然后媒人的再度探访又将二人拉回了人事之中。祖父是对过去的逃遁，因预感到女儿悲剧的重演。翠翠则是对未来的逃遁，因预感到人事生活的芜杂。《水云》中所说“受压抑的梦”，是否便因与“偶然”的邂逅？在文字的纱布将悸动过滤后形成的抽象的单纯洁净，实是一种狂乱而无法言明只能以文字意指的“印象”。褪淡的不是感情，是现实。翠翠的故事，主题是逃避，遁入酣梦，乘着软而缠绵的情歌，飘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到了一大把虎耳草。
和沈从文的生活一样，故事里也充满了“偶然”，翠翠与二老的初遇就是命定的偶然。这样的邂逅，在沈从文生命中也曾不只一次出现吧。好像天际飘过那抹浮云，短暂，无意，却难忘记，成为际遇中美丽的插曲。文中写十五夜晚，大筒灯火下落的满天花雨和火花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给翠翠“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总不及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偶然短暂如烟花，那人比烟花绚烂。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边城》时说，“不幸得很的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及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得出诗的抒怀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梦，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抒怀为何用“诗”？怎样的表述叫“音乐效果”？处在人生最幸福阶段的沈从文何来“受伤后的痛梦”？前两个问题我以诗意抽象的文字最适合包裹难以言传的私人情愫作答，后一个我会用“偶然”们在沈从文生命的长河中激起的层层雪浪笺注。
沈从文说边城是“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这点哀乐是否与“偶然”有关呢。或者可以换问，翠翠在《边城》中的逃遁者形象是否可视作沈从文心中难以消解的激情与隐忍的矛盾所致呢。“谁也想象不到我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即以这个那个‘偶然’而言，所知道的似乎就只是一些片断，不完全的一体。”《边城》或许是“偶然”在沈从文的生命之火中煅烧出来的，谁知道？谁都年轻过。
虽然《水云》中说翠翠乃“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湘行散记•老伴》说翠翠的原型是城街上绒线铺上的女子。张老师的书上已经列举了足够多的发酵、酝酿《边城》的因素，但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包括进数位“偶然”的印象、一度颠如患病的狂乱心境、和沈从文对少年时代的自己灵魂出窍般的追往。
画眉深浅入时无
《边城》里青翠逼人的，不只是遍山竹篁，更是是沈从文化为碧玉的血气。“少年心事当拏云”，这是我看《从文自传》至末时一下子蹦出脑海的诗句。这种初生牛犊的的气魄在沈从文的生命和作品中贯穿始终。
沈从文一直说自己秉持的“乡下人”的“尺秤”，他在《水云》中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边城》里这“乡下人”一直用自己的尺秤比量着人和事，定义着“乡下人”眼中的“道德”、“名誉”、“品德”。与鲁迅对阿Q的凡事皆以未庄标准为标准的“未庄哲学”极尽讽刺之能事不同，沈从文哼的是“乡下人”的赞歌，喷的是对“城里人”的冷语。从《边城》中拈一句作例，“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足见少年的狂狷。更有甚者，“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简直可算负气之言了。
推翻是为了有所建立，理所当然我们会想到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提到的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在《水云》中他说到，“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心和梦”，“偶然和情感”，“爱”，“我所信奉的只有生命”——这些沈从文不同作品中出现的词，尽皆闪耀着虔诚的温暖色调。
年轻时候的沈从文无疑是非常自信的，纵然在历经沧桑之后，我们仍能在他身上发现这些伤痕累累的傲气。有人说幸福的两大要素是，其一，你觉得自己的前途是明朗的，且须是模糊的光明。其二，所处的时代前景是光明的。照此标准，一九三三年的沈从文无疑是幸福的。也正因此，《边城》通体晶莹明媚宛如牧歌。沈从文认为没人读懂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我不禁要问，沈从文忠于自己的幸福感了吗？单从对人性的体悟和希望饱满的未来看，那时的沈从文没有理由不幸福。但并不如此，注定悲哀的生命让沈从文的笔无法飞扬。他的“幸福”与众不同，有着悲哀的底色，用他自己的话说，“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水云》)
尝试是年轻人乐此不疲的游戏，沈从文年轻了很长时间，他一再试笔写作，并用自己的标准为自己打分，标准很简单，“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对沈从文而言，人性美是这“美”的最主要内容。《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回忆少年时候倍受困辱的自己，“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地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唯有从与善良而卑贱的人们相处中，才能获取生命必需的人情的温暖，这是少年沈从文人性美的蓄积。“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为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成年后的他，将蓄积的人性美中释放出普照万物的温暖，却把悲哀用文字包裹起来，用微笑忘却遍身的伤。伟大这词用得很滥，真正配得上的少其实很少，沈从文可以，即使就凭这微笑。
拿《长河》跟《边城》对比，收获奇异而有趣。从生活状态来看，写《边城》时作者刚从纷乱步入平稳，写《长河》的他再度被战火抛入乱离。从场景塑造来看，《边城》是“诗歌”的抽象的理想，依稀可见昔日故园，尚是勉强还能走回去的故乡；《长河》是“散文”的具体现实，流光渐蚀旧时乡音，已是永远无法倒回去的湘西。从写作环境来看，写《边城》时是一味的阳光，坐在家里院中小方桌上，“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写《长河》时，虽也有阳光，“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然而夜幕仿佛霎时骤降，“夜已沉，然而并不沉静”，再接下来，“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后来甚至雷电交加，“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他感到“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可像一个人青涩的少年时代与芜杂的中年时代？
略提一下小标题的典故，唐代参加科考的考生朱庆余在参加考试之后，想打探一下考试的结果，就写了一首诗给主管官员张籍，诗里用刚到夫家的新媳妇来自比，说道：“油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里所问“入时无”，实是问合于执政者意愿。借来比喻作家写作与政治的关系也很合适。将政治换成读者同样适用。此二者正是大多数作家最关注的。与一般作家迎合读者趣味潮流时尚写作不同，沈从文在《<边城>新题记》中直言 “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大多数人而写的。”而是给文学圈之外，“而且极关心全个民话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习作选集代序》中这句话正说明了他的写作态度。“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水云》末尾的一串问号是他对自己写作意义的叩问，答案自明于心。
沈从文渴望得到的是经历时间考验证明其存在价值的作品，“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那故事中。”“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以一个新妇的谦卑，低语轻问，“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时”，在沈从文的文字世界里是时间，更是历史。
行文将尽，我还想说，在沈从文最无助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从文家书•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他想到了那个年华正盛、诗意尚青时候的自己。“情感似乎重新抬了头，我当真变得好像很年青。”(《水云》)
“我准备创造一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而母亲的病危使沈从文不得不中途搁笔，正与翠翠的诗意生活被打断相似。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边城》的写作未曾中断会是怎样的面貌。与生命相关的作品无法假设，正与生命之无法假设相同。
自知这篇文章并不符合张老师所说的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思索的是我，也许理解的只是我。作别“惨绿年华”的我，投入自己的“偶然”与“情感”，重读这部青翠逼人的小说。想起几句歪诗，覆盖心头，暗涌如潮，难言的愁人：
“此间的少年，就地睡去，
此间的少年，瞬间老去，
此间的少年，就此死去，
此间的少年，恍如隔世！”
PS：写得最自在的一篇论文，有点八卦，不过我喜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