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人这一辈子，总难免行差踏错，有的小修小补就矫正过来了，有的伤筋动骨也能洗心革面，而有的则万劫不复成了一生的梦魇，就算“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也无法自新。莱妮·里芬施塔尔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例子。
假如没有希特勒，里芬施塔尔的人生和结局可能都是另外一个样子，譬如以一个影星或者导演的身份声名显赫地生活，死了之后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但是，历史这玩意儿总是这样，不论“假如”，里芬施塔尔偏偏在历史的那个时刻遇上了希特勒，而且不清不楚地纠葛了，于是，活得不舒坦，身后也不安宁，而她的生命又是那样的漫长，整整活了101岁。
从遇见希特勒开始，里芬施塔尔的人生其实就注定了无法得到安宁。且不论她究竟是不是希特勒的情妇，单就她为纳粹拍记录片这件事情来说，也足以让她的一生蒙上巨大的阴影。其实，当年跟纳粹合作过的人很多，福尔特万格勒、卡拉扬、理查·施特劳斯、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都曾经因为与纳粹合作而被人们诟病，但是，这些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或者瑕疵，却并没有影响他们后来的声名显赫。人们原谅了他们的过失，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照旧把崇拜和掌声献给他们。而里芬施塔尔就没有那么幸运，希特勒的影子笼罩了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让她无法摆脱。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里芬施塔尔拒绝为她与纳粹的合作道歉。
平心而论，里芬施塔尔的电影成就的确是很高的。那部记录1934年纳粹纽伦堡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被公认为纪录片经典；1936年在柏林奥运会上拍摄的《奥林匹亚》，则被后人奉为体育纪录片的圣经。《奥林匹亚》虽然记录的是奥运历史上饱受诟病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但是，这部电影是受国际奥委会委托拍摄的，而且在这部片子里，里芬施塔尔并没有为纳粹张目，所以，这部片子的争议较小。但是，《意志的胜利》却因为直接受托于希特勒，而且因为题材的问题，一直被很多人看成是一部为纳粹服务的政治宣传片，这让里芬施塔尔无法逃脱。
里芬施塔尔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又说：“我只是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因为这样的理念，她拒绝为自己与纳粹的合作道歉，于是，人们也拒绝像原谅其他大师那样原谅她。于是，1945年之后的里芬施塔尔就生活在漩涡之中，不得安生。
1984年，82岁高龄的里芬施塔尔动笔撰写她的回忆录，历时五年最终完成，这部回忆录的目的是为了“澄清误会，消除成见”。但是，当我读完这部回忆录的被删去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中译本之后，里芬施塔尔的目的在我这里并没有达到，虽然我是如此希望通过这部回忆录来重塑她的形象。说句实话，这部回忆录更像是一部长篇的辩护词，让人感觉到，即便是到了晚年，里芬施塔尔仍然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人生。因此，我更倾向于把这部回忆录看成是一部精心策划和设计的辩解之作，其精良的程度不亚于她当年拍过的那两部纪录片。
在这部回忆录中，里芬施塔尔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毫无政治意识、没有政治观点的中立者，并且试图通过许多事例——例如与戈培尔的矛盾——来证明自己与纳粹并无关系。但是，虽然她一再声明拍摄《意志的胜利》并非出自她所愿，但是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她对那些胜利的“意志”的自豪和骄傲。至于别人把她看作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一点，她也没有回避，但是在回忆录里她却巧妙地把自己摆在被动的位置，而且整件事情的过程并没有完整叙述，而是按年代顺序埋伏在相关的章节中，断断续续，草蛇灰线。而真相，就这样被她这个亲历者巧妙地掩饰了，似乎这个曾经被希特勒震撼而且为他着迷的女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受者。
1993年，德国与比利时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莱妮·里芬施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的传记影片，在这部电影里，与她在回忆录中描写的一样，里芬施塔尔仍然对她的影片的历史作用讳莫如深，坚持认为个人是无法回避历史的包围与纠缠的。这样的辩解，只能看成是心虚和逃避历史责任的表现。抛开《意志的胜利》不谈，单论《奥林匹亚》，正如一位德国导演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将希特勒与纳粹领导人的镜头从莱妮·里芬施塔尔的奥林匹克电影中剪除，做成一个非纳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这部电影将体育处理成一种仪式化的英雄的、超人的伟业”。我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苏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通过对里芬施塔尔早期的电影和后期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的分析，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纯净（追求绝对完美，不容杂质，高度统一），高傲（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将新艺术和新感性斥之为“颓废”），推崇乌托邦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屈从（对绝对权威、盲目激情和死亡的屈从），大场景（具有惟一中心的人数众多）等等。苏珊·桑塔格指出，法西斯主义宣传在美学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但在政治上却不堪一击；她并同时指出，里芬施塔尔自称的“唯美主义”，在力与美的夸张中，掩盖着对种族身分的划分，是换汤不换药的法西斯审美品味。而里芬施塔尔自己的一句话似乎也印证了苏珊·桑塔格的分析——当有人问里芬施塔尔为什么只拍那些年轻美丽健壮的努巴人、却从不拍老人与孩子的时候，她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作为被摄体，那些人没有魅力”。
希图从这部回忆录中读出真相的努力，基本是失败了。看着那个美丽、富有才华的女人喋喋不休，真希望她在风烛残年的时候能够说出真相，但是，那些被她描述的“真相”怎么看都显得不真实，你从字里行间可以分明地感到这个女人的强硬和坚持，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感觉到掩藏于这强硬和坚持之下的虚弱乏力。是不是希特勒的情妇，这已经不重要了；《意志的胜利》是否为纳粹张目，这也不重要了——人们能够原谅这些，但是这却需要里芬施塔尔承认她曾经的行差踏错；你拒不认错拒不道歉，又怎么指望人们宽恕你呢？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里芬施塔尔已经离开了人世，功过是非对她来说都已经毫无意义。但是，对我们这些依然活着的人来说，捷克人伏契克的那句话仍然应该记住——人们啊，我爱你们，但是要警惕。
假如没有希特勒，里芬施塔尔的人生和结局可能都是另外一个样子，譬如以一个影星或者导演的身份声名显赫地生活，死了之后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但是，历史这玩意儿总是这样，不论“假如”，里芬施塔尔偏偏在历史的那个时刻遇上了希特勒，而且不清不楚地纠葛了，于是，活得不舒坦，身后也不安宁，而她的生命又是那样的漫长，整整活了101岁。
从遇见希特勒开始，里芬施塔尔的人生其实就注定了无法得到安宁。且不论她究竟是不是希特勒的情妇，单就她为纳粹拍记录片这件事情来说，也足以让她的一生蒙上巨大的阴影。其实，当年跟纳粹合作过的人很多，福尔特万格勒、卡拉扬、理查·施特劳斯、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都曾经因为与纳粹合作而被人们诟病，但是，这些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或者瑕疵，却并没有影响他们后来的声名显赫。人们原谅了他们的过失，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照旧把崇拜和掌声献给他们。而里芬施塔尔就没有那么幸运，希特勒的影子笼罩了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让她无法摆脱。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里芬施塔尔拒绝为她与纳粹的合作道歉。
平心而论，里芬施塔尔的电影成就的确是很高的。那部记录1934年纳粹纽伦堡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被公认为纪录片经典；1936年在柏林奥运会上拍摄的《奥林匹亚》，则被后人奉为体育纪录片的圣经。《奥林匹亚》虽然记录的是奥运历史上饱受诟病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但是，这部电影是受国际奥委会委托拍摄的，而且在这部片子里，里芬施塔尔并没有为纳粹张目，所以，这部片子的争议较小。但是，《意志的胜利》却因为直接受托于希特勒，而且因为题材的问题，一直被很多人看成是一部为纳粹服务的政治宣传片，这让里芬施塔尔无法逃脱。
里芬施塔尔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又说：“我只是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因为这样的理念，她拒绝为自己与纳粹的合作道歉，于是，人们也拒绝像原谅其他大师那样原谅她。于是，1945年之后的里芬施塔尔就生活在漩涡之中，不得安生。
1984年，82岁高龄的里芬施塔尔动笔撰写她的回忆录，历时五年最终完成，这部回忆录的目的是为了“澄清误会，消除成见”。但是，当我读完这部回忆录的被删去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中译本之后，里芬施塔尔的目的在我这里并没有达到，虽然我是如此希望通过这部回忆录来重塑她的形象。说句实话，这部回忆录更像是一部长篇的辩护词，让人感觉到，即便是到了晚年，里芬施塔尔仍然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人生。因此，我更倾向于把这部回忆录看成是一部精心策划和设计的辩解之作，其精良的程度不亚于她当年拍过的那两部纪录片。
在这部回忆录中，里芬施塔尔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毫无政治意识、没有政治观点的中立者，并且试图通过许多事例——例如与戈培尔的矛盾——来证明自己与纳粹并无关系。但是，虽然她一再声明拍摄《意志的胜利》并非出自她所愿，但是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她对那些胜利的“意志”的自豪和骄傲。至于别人把她看作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一点，她也没有回避，但是在回忆录里她却巧妙地把自己摆在被动的位置，而且整件事情的过程并没有完整叙述，而是按年代顺序埋伏在相关的章节中，断断续续，草蛇灰线。而真相，就这样被她这个亲历者巧妙地掩饰了，似乎这个曾经被希特勒震撼而且为他着迷的女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受者。
1993年，德国与比利时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莱妮·里芬施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的传记影片，在这部电影里，与她在回忆录中描写的一样，里芬施塔尔仍然对她的影片的历史作用讳莫如深，坚持认为个人是无法回避历史的包围与纠缠的。这样的辩解，只能看成是心虚和逃避历史责任的表现。抛开《意志的胜利》不谈，单论《奥林匹亚》，正如一位德国导演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将希特勒与纳粹领导人的镜头从莱妮·里芬施塔尔的奥林匹克电影中剪除，做成一个非纳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这部电影将体育处理成一种仪式化的英雄的、超人的伟业”。我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苏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通过对里芬施塔尔早期的电影和后期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的分析，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纯净（追求绝对完美，不容杂质，高度统一），高傲（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将新艺术和新感性斥之为“颓废”），推崇乌托邦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屈从（对绝对权威、盲目激情和死亡的屈从），大场景（具有惟一中心的人数众多）等等。苏珊·桑塔格指出，法西斯主义宣传在美学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但在政治上却不堪一击；她并同时指出，里芬施塔尔自称的“唯美主义”，在力与美的夸张中，掩盖着对种族身分的划分，是换汤不换药的法西斯审美品味。而里芬施塔尔自己的一句话似乎也印证了苏珊·桑塔格的分析——当有人问里芬施塔尔为什么只拍那些年轻美丽健壮的努巴人、却从不拍老人与孩子的时候，她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作为被摄体，那些人没有魅力”。
希图从这部回忆录中读出真相的努力，基本是失败了。看着那个美丽、富有才华的女人喋喋不休，真希望她在风烛残年的时候能够说出真相，但是，那些被她描述的“真相”怎么看都显得不真实，你从字里行间可以分明地感到这个女人的强硬和坚持，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感觉到掩藏于这强硬和坚持之下的虚弱乏力。是不是希特勒的情妇，这已经不重要了；《意志的胜利》是否为纳粹张目，这也不重要了——人们能够原谅这些，但是这却需要里芬施塔尔承认她曾经的行差踏错；你拒不认错拒不道歉，又怎么指望人们宽恕你呢？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里芬施塔尔已经离开了人世，功过是非对她来说都已经毫无意义。但是，对我们这些依然活着的人来说，捷克人伏契克的那句话仍然应该记住——人们啊，我爱你们，但是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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