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 质疑一切，反对一切，重建一切

废话：（不赞同也不要人身攻击，是一年半以前写的。主要是给自己复习用。）

对于我来说，这是本很难的书。我可以理解贝尔想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可是她对于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法学各流派的理论分析是我目前难以在短时间内阅读的。但是“这是本大唱反调的书”，贝尔明确自己反对许多关于女性主义和美国传统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许多想法有相似之处，不光是看的感同身受，还因为她以非常一针见血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态度和观点而赞叹简直是字字珠玑，最终还是忍不住想要和大家分享。

因为是摘录，所以一定会使读者无心出现断章取义的潜在风险。所以，希望读完这些摘录的朋友，不管是赞同、或者质疑，如果有想和这本书的作者辩论或者和整理了这篇摘录的我辩论的想法，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也可以去翻翻这本书，去获取一手体验。

那么贝尔在唱什么反调呢？简单说来，就是反对性别差异合理化论（译本里用的是“合法”），“性别差异女性主义不是进步，它是一种倒退。”当然，她是以学术写作的方式来论证阐明的，“反对女性主义法学，也包括产生此种法学的社会文化；不仅及于任何文化、理论或法理学所宣扬的东西，也及于它们未曾言明的部分。”

在日常和朋友们交流里，一般都是在实现性别平等的进路上产生分歧，是一定要坚守尊重性别差异的前提呢？还是去性别化呢？我站后者。我始终觉得性别区分在社会生活的秩序建立中起到的作用应该远远小于今天它实际起到的作用，或者它起到作用应该就是0。我在这里大胆地说，男性和女性，或者说所有的人类在性别上的区分对于他们的社会生活的没有丝毫决定性影响，举个例子讲，性别的区分等同于着装颜色的区别。甚至厕所也可以共同使用，因为在一个性别差异被完全打破，文明被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犯罪是不存在的概念。

摘录：

一、关于序言

1、本书是在愤怒与希望的交织中诞生的。愤怒来自于我对妇女生活的观察以及当代女性主义学术在改善妇女生存条件上的失败。希望则源于我始终相信，理论能够解释这些情况，而实践能使这一切情况有所改观。虽然大量的证据可能证明事实正与之相反，我却仍然坚持这种信念。这些信念的指引，足够激励我努力去重构女性主义法学，并为其寻找新的方向。

2、我坚信女性主义者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她们太客气了。这种想尽量友好的努力，不管是对于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对于女性主义实践都是一种败坏和削弱。……当讨论男性的侵略性、男性的不负责任、怠惰以及和他们的特权时，我们总是缩回拳头。我们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去批评那些不肯软化示好的女性主义者们。我们还曾经如此热切地为女性所做的那些始终专属于女性的工作而赞美女性而不是消灭全职主妇、粉领工人这种角色分工，或去帮助那些过着我们不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人。……取悦他人的愿望不能驾驭我们对真理的追求。

3、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被一所大学拒绝授予终身教职，与此同时这所大学却接受了一个资历并不如我的男性教授。像许多犯罪受害人一样，我向别人谈论起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却被要求闭上嘴巴。‘别再絮絮叨叨说这些事儿了’、‘不要自怜自艾’，最糟糕的说法是，‘你这样四处宣扬，难怪人家不要你，他们的决定是对的。’而现在还有些女性主义者暗示说，这种总是感觉自己被不公正对待的心理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个体软弱的表现，应该要掩藏起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如果受害者真的闭上嘴，就意味着给了这个机制再犯的自由，正如强奸者的沉默会让强奸者逍遥法外一样。

4、1980年春季的一天，我没有去布鲁金斯研究所上班，而是跑到国家动物园闲逛去了。我正在一条小道上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大声、持续地哭着叫“妈妈”。因为我不是被叫的那个人，所以为继续往前走，哪个小孩的哭声逐渐淹没在了嘈杂的背景声中。然后我很快意识到一个男人站在我旁边，大声咆哮着，还有一些旁观者，似乎对某个人很不满。就在我刚刚意识到我就是这群人敌视的对象时，一个女人牵着一个一直抽泣的小孩出现在了大家面前。这位母亲、咆哮的男子还有我为这个误会彼此道歉。人群中这些敌视的脸才变得友善并露出羞怯之色。孩子也停止了哭泣。“你没有孩子，对吧？”正当我走向下一个景点时，旁边的一个女人这样问我。

是的，我没有孩子。“妈妈”不是叫我；就像刚才那个男人一样。“妈妈”这个最常用的称呼从来不会用到我身上。但是在那样一个极端的情况下，陌生人有理由把我和和这个找不到妈妈的小女孩联系在一起。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是任何人的妈妈。但对于那天的旁观者来说，我可能是任何人的、每一个人的不合格的妈妈。我有不生小孩的自由，有放弃作为一个母亲的荣耀和责任的自由。然而我却不能免于他人对我承担这些责任的期待或对我忽略此种责任的评判。陌生人的期待侵犯了我，就像色狼的口哨和其他类似的性骚扰行为侵犯了女性一样。也许，随着年岁渐长，我们女性就从所有男性性追求的对象变成了所有人的母亲。我们唾手可得，我们软弱无力，我们还要承担许多男性不需要承担的责任。

二、关于第一部分

1、只要我们（女性）活着，就逃脱不了被虐待的威胁以及照顾别人的需要。

2、没有人注意到女性已经承担了与自己很不相称的一部分责任。

3、本书代表了我的努力，即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活动家以及人类中的一员，我要试图理解女性的状况以及女性主义者对此的反应。

4、女性主义没有改善所有女性的生活。针对女性的男性暴力仍在持续。现今的美国妇女比经济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易陷入贫困的境地。1980年代的“贫穷的女性化”趋势几乎制造了一个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下层阶级。女性主义对某些女性（医生、法官以及有事业心的女性）的帮助要大于对另一部分女性（失去经济来源的主妇、家庭主妇、无家可归者）的帮助。女性仍然需要比男性工作得更加努力来获取更加微博的报酬；这种不平等跨越了种族、阶层、年龄和生活方式的界限。除了那些生活更舒适的女性，所有的美国女性现在都面临着贫困女性、劳动女性和农村妇女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双重负担：要扮演双重角色，要“上夜班”——当每天的有薪工作结束后，当男性可以享受清闲的时候，还有家务活在等待着女性。这种“无名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长期挥之不去的问题。对某些困境加以改善的任务可能已经超出了女性主义者的能力，但只要这些问题一直存在，我们就不能宣告胜利。

5、弱势女性没有从优势女性的自我剥削中获得多少好处。……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判断——我也常常很希望能这么说——我所描述的这些女性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有人强迫她们去剥削自己或者迎合他人。但开放给女性的选择范围是如此有限，除非我们忽略这一点，否则就不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自愿的。许多人会因为拒绝自己的性别角色规范而承担严重的后果：一个女人如果没能遵守外在的社会标准，那她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失去工作或者一段恋情；如果女人拒绝做家务或者拒绝社会所期望的抚育，她则可能失去友情。有些女性宣称她们对自己的命运很知足，也许事实也的确实如此。但女性总是被期望去遵从女性的行为规范，不管她们愿意是否。女性也经常把这种期望加诸其他女性身上。这种社会化的过程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6、每个人都需要安全保障和物质给养。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必须繁衍。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成了一项强加于女性和男性身上的法律义务。比如，所有的州在19世纪都制定了有关流浪罪的法律，对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成年人课以工作义务。而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社会允许他们以何种方式去满足这些基本要求。

在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中，这些关于义务的命令都是由男性制定的。这种安排颠覆了分蛋糕的古典原则，即一个人切而另一个人来挑选。男人（至少是某些男人）同时把切蛋糕和选蛋糕这两件事情都做了。他们享受了双重的特权：既能把生活划分为几类活动、权利和义务，也能决定哪一部分自己承担。然后女性就被限制在男性挑剩下的那些部分。性别差异的观念就是来源于男性特权；分类、分配和分派的权力构筑起了男性的支配地位。

7、工作很少是全方位的关系，你总有解脱的时候。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至少在孩子们年幼时）占据了女性的全部生活。不管她们做了什么事，去了什么地方，家庭的角色终将她们定位在“家里——这个女性们体验到最多压迫的地方”，在这里她们“没有隐私可失去也没有隐私可保障”。……在家庭之外，“粉领”型的工作引导大多数女性扮演更多照顾着的角色。即使女性逃离到“男性”的工作领域中，人们也希望她们带上女性的角色特征。一个女医生要像一个理想的护士那样子对病人热情亲切；一个学院女教授要像一个模范的中学老师一样对学生平易近人。

8、和其他东西一样，责任也是从上游向下游转移、汇集的。（贝尔这里所讲的“责任”是为不合理的行为承担的不利后果）

举例：KTRC电视台播出的一则商业广告——坐在一间宽敞舒适的房间里，一个中年白种男人正作在床上。一个女性笑盈盈地拿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女孩。此时画外音响起：“圣.乔瑟弗医院有数千间康复室，它们遍布全城。”（省去其他内容……）这则广告假定一个家庭总是准备好、并且有能力去照顾病人，却没有想到许多人是独自居住的，许多人在家庭中不但不能接收到照顾还要照顾他人，也没有想到看护工作比端茶送饭到床前复杂得多。女性又一次被赋予了责任，而男性、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对此都放手不管了。

权力和特权有能力把责任强加给他人，也有能力拒绝自己负担责任。女性有责任区对付暴力行为，而男性却没有责任停止这种侵犯。

一个人越是没有权力、特权和自由，他（她）所承担的责任就越大。

9、至今还没有人成功地将某些确定的特质定义为女性的而不采用排除法，这一类的著述总是既规定又描述。

第五章 重建平等——宪法中的女性权利原则

偏向父亲的时候，把父亲的利益放在首位；偏向母亲的时候，则把子女的利益放在首位。

女性主义法学不应接受任何事，而应该质疑每件事。

第六章 重建权利——女性的生育自由

但是政府干涉我们的自由，并一直赋予我们义务。如果堕胎权存在，与非意愿怀孕的严重后果相比，必须要有更好的理由。

权利理论由男人创造，源于男性经验。这些理论的渊源本身并不排斥女性。但是权利理论是否适用女性、如何适用、适用范围问题都一直未有定论，甚至在女性主义学界也无定论。

事实上，女性生养孩子并不是男性至上的根源，就像黑皮肤也不是奴隶制的根源一样。

艾琳.麦克多纳认为，“对堕胎进行辩论的关键问题并非胎儿‘是’什么，而是胎儿‘做’什么……如果胎儿是国家要保护的生命，那么胎儿在未征得女性同意而侵入她们的身体时，国家就应该提供公共资源去阻止胎儿的行为，就如同国家禁止个人侵扰他人一样。”

不仅仅是先天条件、公共政策和经济上的弱势，迫使女性的生育能力成为不平等的一个来源。男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协助创造和维持了这种不平等。通过拒绝采取避孕措施而性交，拒绝共同抚养孩子拒绝和母亲分担家务，拒绝承担经济责任男性达到了上述目的。无论政府做什么，技术上有何进步，只要男性拒绝做出改变，这种不平等会一直延续下去。男性没有形成一个团体来培育成员们的到的责任。男性更容易对女性而非其他男性提供道德指令。

这些政府官员紧随文化前沿，一边谴责女性，一边赦免男性。

如果自由主义包括女性，也必然包括生育选择权。如果没有这个权利，女性就没法保护自己免于承担非意愿的母职；女性只有保护自己免于承担非意愿的母职，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赋予女性对体内胎儿生命的决定权以及对这种决定的实施权，不管充分不充分，都是女性自主的必要条件。对罗伊案及其后续判决的争议也暗示了，女性从未真正成为自由主义考虑的一部分。

第七章 重建责任——女性的胎儿保护

因此胎儿保护政策（如：限制女性暴露于各种对胎儿有害的物质和环境、禁止怀孕的母亲服用毒品或酒精、对食欲减退的怀孕女性实行强制喂食的强制性药物治疗……）有可能是行不通的——如果它们的目的仅仅是保护胎儿。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对女性加以强制，那么的确会非常有效。有关这些规定的分析表明，对女性加以强制不仅是唯一可能的结果，而且也是对其目的唯一可能站的住脚的解释。

生育选择的反对者否定女性有防止先天缺陷的自由。但是胎儿保护规定和希望先天缺陷者克制生育的要求，使得女性对此承担了责任。女性们再一次在传统法学中处于不对等地位。

宣扬胎儿权利的运动似乎更多关注了某一部分女性，而忽略了其他女性，比如：试图使所有女性不从事某些特定的工作，同时又拒绝对怀孕的女性工人的要求做出妥协和让步；比起那些专属于女性的工作领域或者说家庭领域，他们更为关注其他职业场所中的暴露于有毒物质之下的危险，而这些场所已在民法中向女性开放，以及忽略这些限制可能对贫困或少数族裔女性所产生的的任何不合理的影响。

社会最关注的是婴儿出生前的营养状况；父母不会再小孩出生后为小孩的营养状况不良而受罚。当这些矛盾掺和到这种平衡里后，我们会不断加深这种印象，即胎儿保护是一种即主要又次要、既直接又间接、即蓄意又无意的迫使女性屈服的工具。

当我们将侵犯女性的犯罪所持的态度与对女性越来越多地使用刑罚做比较时，派生责任的概念便成为一个共同的主题。由于女性负有责任，那么如果她们怀孕时酗酒或者没能阻止孩子死于酗酒的父亲之手，我们便惩罚她们；由于女性负有责任我们便不指望男性为他们的暴力性行为及使小孩出于危险中的行为负责。通过选择性的开脱与免责，社会用刑法加深了女性不成比例的弱势和责任。

女性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重新分配责任：向上分配而不是向下转移，以所有女性的名义将强加的责任抛弃。男性、各种公共机构以及政府部门都应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也要为他们应做而未做的事情负责。女性们应该拒绝接受新的义务，同时避免将这些义务责任施加到其他女性身上。

第八章 迈向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

法律虽然没有创造男性至上主义，但它强化了男性的这种支配地位。

一次又一次，我们总是更喜欢使用限制权利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帮助别人行使权利。

女性想要获得平等，责任必须与责任同行。

男人无法生育，因此正义的原则要求，人们也不能强迫任何一个女人生育。

那些拒绝女性特质的女性们为性别平等的实现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新生代女性法学家、法官或者国会议员都代表了女性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职业领域的女性数量不断增长，值得我们为之欢呼。今天，每一个拒绝从事传统女性工作的女性——包括拒绝生育后代——都在帮助其他女性不断前进。

当女性在家庭之外获得某种自主权时，她们便可以在家庭里获得更平等的地位。当男性拒绝分担女性的工作，那他们至少可以通过纳税的方式来对这些工作付费。

对于一个主要由女性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群体来说，任何要求都不是小事情，因为这个群体里的人都有罪恶感而且容易胆怯，她们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却不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她们也总是把变化与进步搞混。女性主义的后自由主义必须记住一点：多数原则只是在选举中适用，而不适用于思想领域。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也必须让自己不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不!不行！”一群人大声嚷嚷。“你不需要那么多”，其中一个生养声音这样说道。其他人则说，“难道你就不能只拿水果或者酸奶酪？”或者“如果你不分馅饼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做这个馅饼，你什么也不应该得到”。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另外一群人回击道：“不!这个馅饼我们一块也不想要！我们自己烤个新的馅饼！”威吓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个女人应该拿着她自己应得的那一部分，在桌子旁坐下，用她真实的声音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