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的生命｜鲍曼与「全球废弃物理论」

文／宋国诚

勤奋而多产，以创造性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始终致力于批判和追击“现代性恶果”的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1.9 )，在积累了对“现代∕后现代”丰富的研究成果之后，晚年的学术旨趣转向了对“地球上人类生存方式”的再思考。这一思考不仅宣告人类唯一且最终的栖息地已经濒临枯竭，而且悲观地断言，人类临终在即的生存境遇已无法再生或复甦。这一终极悲剧，既不是人类生产能力的崩溃或失业问题的不可克服，也不是国家主权的弱化或地球暖化的危机(尽管这些都是地球悲剧的因素之一)，而是来自于“垃圾∕废物”问题，来自人类已经无法处理自己生产和消费的“现代化副产品”─废弃物。这里所谓的“废弃物”不只是指生物的、化学的、过时或失效的“废弃物品”，也包括“人类废弃物”─被宣布为废物的人口。地球生存的最终危机在于：人类大量生产了成为废弃物的自身；于是，人类将被迫以非人道的方式来处理被视为非人类的“废弃人”(wasted human)。

“废弃人”的悲惨命运

“地球超载”是当代生态警语中耳熟能详的字眼，但鲍曼并非取其地理上“不胜负荷”的意义，而是取之用来形容地球上“文化净土”大量减少所导致的结果。但这里所谓文化净土既不是指美如世外桃源的景观圣地，也不是指远离文明烟硝的原始部落，而是指地球上可以用来堆积、处理的“废弃物处理场”的大量消失。一方面，科技的力量使地球上原先许多的荒地成为可耕、可居之地，从而证明了全球已充分受到现代化的恩泽与关照，一方面，可用来承受科技废物的区域已不再充裕和够用。鲍曼预言，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地球超载将是“废弃品堆积点和废品循环工具的严重缺乏”。

把垃圾场形容为“文化净土”，这是一种吊诡式的辩证批判，这是鲍曼关于文明是建立在废物和恶臭之上的理论表达。通过一种“废墟之眼”，世界被现代性虚伪面纱包裹起来的污秽和恶臭被彻底的掀开，现代性“助强抑弱”的本质被彻底的揭露。依据鲍曼的论述，在今日现代主义的神话与魅影之下，人们看到的尽是五光十色、繁华似锦的消费世界。但是正如城市之所以看起来光鲜亮丽是因为城市垃圾被有效地清理到郊外一样，一个生产挂帅、消费万岁的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有足够的垃圾场来容纳人类文明的废弃物。然而，随着现代化“全胜时代”的来临，随着原先未开发、落后地区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原先作为发达国家倾倒废物的“后院”，已经大量减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彻底破坏了“后院”居民原先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因为人类不仅继续生产着已经无法消化的废弃物，而且还开始大量生产“废弃人”─一些无法在高速社会中竞争生存的人，以及不被承认、不被接纳为“地球公民”的多余人口。废弃物可以掩埋、可以销毁，幸运的话还可以回收和再生，但“废弃人”可以比照处理吗？

忧郁的新人类

借诸一项关于1970年代以后青年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远高于他们上一辈的调查，鲍曼把当今被称为“X世代”(Generation X)或所谓“新人类”(New Generation)，看成是“废弃人”的典型代表。“在最近12年，患抑郁症的年轻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几十万的年轻人发现他们被排除于教育和财富的增长之外……”。广泛而无可救药的失业问题，以及即使就业也必须面临长期低薪、超时工作、升迁无望、无偿解雇……，这一切，确实已足够让当前的年轻人抑郁寡欢的了，这是因为“现在的市场更关心的是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资产剥除来增加利润，而不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资产”(注2)。然而，困扰着当代年轻人的不只是“失业”问题而已，真正的危机的是“过剩”和“多余”，也就是被现代社会永远抛弃的无用人口。对于社会有权(钱)者而言，废弃人他们“安全焦虑”的来源，是他们希望清除的负债。对于“X世代”来说，“他们不受欢迎，所受的待遇顶多是被容忍，他们被社会接受方坚决的抛弃”。他们因为赶不上高速行驶的现代化列车而被甩出了社会的轨道，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搭上列车，以致于被抛在遥远的车尾之后，永远失去“现代乘客”的身份与地位，并且再也回不到这条社会前进的轨道上。

废弃物，顾名思义，是指被制造和使用它的主人所丢弃的无用之物，而所谓“废弃人”，则是指被国家和社会判定为“废物”之后予以剃除公民身份乃至地球球籍的无用之人。“被宣布为过剩的人表示你已经被当作废品处理，……就像无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胶瓶，一次性注射器，没人买的商品，或因不合标准或污染而被质量检查人员从生产线上丢弃的产品”(注4)。被视为废弃物的新世代，其处境确实令人担忧，但这似乎是现代性自身无可挽救的恶果，因为现代性的目标：秩序建构与经济进步，既是美丽的承诺，也是残酷的剥夺；秩序建构本身就是一套“挑选∕淘汰”的程序，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对“不合格”的剃除、对“不适应”的过滤；同样的，经济进步意味着对“退步”的排斥和抵制，对没有消费能力的寄生者进行劣品抽检和回收下架。在鲍曼看来，在原初的设计上，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就是一条“人类废品和废品人口的生产线”，这是一种对弱势者之生存权利之公开合法的“剥夺性生产”。鲍曼旨在说明，正如没有对废品精挑细选的剃除就不会有精品的挂牌和上市一样，现代性的最高成就，就是在生产大量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并丢弃着大量的废物。

世上富人太多！

在作为剥削系统和异化体制的现代社会中，少数的富人是通过多数穷人的存在而获得自身之定义的。“知识之光呈现的是周围黑暗的谦恭”。面对“废弃人”，他们的失败与落寞，与其归罪于人性的怠惰，不如应该思考生存机会的不平等分配这一事实，正如思考今日世界性的贫穷，究竟要怪罪穷人的数量太多，还是应该追究富人太过奢侈？一个被废弃的人，究竟应归咎于他没有能够获取成功，还是应该检讨“机会”有没有降临在他身上？废品的产生来自使用者对物品之“不再有用”的判决，废弃人的产生则来自现代社会“有消费才有主权”之法则的实践。一个消费社会不会允许或长期忍受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取得“现代人”的身份，正如一部列车不会长期搭载“没有买票”的乘客。鲍曼严厉谴责当代政府将弱势者宣布为“废品”而逃避责任，人们今日应该反思，为何追究穷人的懒惰总是多于追究富人的奢华？为何商业记者总是追着富豪团团转？在今日，全球性废品的问题来自于富国人口以高掠夺、高耗损的方式滥用着全球2/3以上的资源，而不是落后国家或苦难贫民的品质或天性。我们应该责怪的是:为何世上的富人太多？正是他们制造太多的废弃物和废弃人，正是他们把我们生产成废品而成就他们自身的荣华与高贵！

除了“X─世代”，鲍曼还把难民、无家可归者、寻求避难者、移民和非法移民视为全球废弃物的代表，尽管在数量上他们并非唯一的废弃物。在所有全球废弃物中，“移民”(immigrant) 和“难民”(refugee) 还集中反映了当地政府一种“废弃政治学”的狡滑策略。废弃政治学是一种对废弃物之“政治性归罪”的再利用，它不是对废弃物进行再生性、循环性的利用，而是通过重覆强调和指证其“废弃性”而予以再丢置、再破坏以至彻底废弃的再利用。换言之，再利用者把废弃物充当大众积怨的出气桶，把废弃物当成全球恐惧的代罪羔羊，借以转移和掩饰再利用者自身的无能与卸责。

废弃人─全球恐惧的剑靶

鲍曼创设了一个名词：“全球边疆地带”，用以形容对全球废弃物进行弃置、拘留、限制、看管的空间，以及指证政治伦理的全球性衰退。全球边疆地带并不是指地球上的偏远地带，也不是指无政府管辖的地区，而是指“全球无法律地区”。所谓“难民”是指逃离灾难地区的人民，也就是逃离受到战争、族群冲突、疾病或政治迫害而进入另一个安全地区。然而，逃难意味着“丧失国籍”，意味着“被剥夺了得到承认的国家权力的支撑”；成为一个难民意味着他失去了“社会存在所依赖的媒介”，意味着“丧失土地、房屋、村庄、父母、财产、工作和其他一切日常性的标志”，意味着“除了他们『赤裸的生命』之外一无所有”；实际上，难民进入的“安全之地”并不安全，反而是进入“法律之外”(hors du momos)，亦即逃离了一切法律本身的状态。实际上，至今存在的“难民营”就是典型的“全球边疆地带”的化身，这并不是说难民营所在之地没有当地国家或政府，而是对难民而言这个所在国家根本无法归属；也不是说难民营不可居住，而是指营内的居民不再具有任何“公民”的身份要素。鲍曼认为，难民并非没有身份的定义，而是被剥夺了身份的自我定义，因为难民的身份就是“废弃物”，一种被消除了差别、个体性和个人特质的集体堆积物。难民所居处的地方，就是“垃圾倾倒场所”，他们就是废弃人口，他们就是“存在于全球边疆领土上的人类废弃品”。

新合法性─废弃政治学

对于在地原住民来说，难民是“身边的外来者”、“我们中间的陌生人”，他们代表着巨大的未知数、潜在的犯罪分子、秩序的捣蛋鬼和安全的威胁者。他们“带来远方战争的杂音以及战争中被摧毁的家园和被烧焦的村庄的腐臭”。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容易成为在地原住民渲泄焦虑的靶子。于是，无力抵挡全球化压力的当代政府，很容易就把也是全球化副产品的难民，当成其政治无能的代罪羔羊。实际上，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犯罪，各国政府无不一筹莫展，但是到“移民社区”或难民营寻找“全民公敌”并借以转移政治无能，岂不既便宜又省事？

不要以为“全球废弃物”真的恶臭不堪、一无是处，其实不然！对于早已放弃承诺、只在全球富豪面前卑恭屈膝的西方国家来说，这些废弃物好处多多！将其剩余价值转化为国家“新合法性”(new legitimacy)的策略─通过把废弃物视为不定时炸弹的危险物并对其加强安全管控，进而获得其他“干净公民”的支持与信任─是今日全球恐怖时代下国家合法性之“重新取得”的必要路径。试想，不正是“911”事件巩固了小布希政权吗？不正是宾拉登在击毁纽约世贸大楼的同时，也协助了布希建立他的“德州石油∕反恐专制”王朝吗？不正是那些阴魂不散的、被小布希天天讲、日日念的恐怖分子，以及一群CIA官僚不断宣称“只要一小瓶就可以毁灭全美国”的种种安全恫吓，就足以吓死胆小的美国人从而认定小布希只少还有“反恐”作用而给予支持吗？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不就是以主张紧缩移民政策、加强难民控制和打击非法移民而登上法国总统宝座的吗？这种“废弃政治学”，正是通过牺牲和践踏人类的团结之爱与信任情感，通过把全球废弃物彻底污名化、弃置化来替一般大众制造安全焦虑的渲泄出口，通过把废弃物予以监禁、隔离、驱赶、排除而博取一般大众减轻现有舒适与安全“恐将受害”的被剥夺感，而挽救了一些欺善怕恶的政府，指向一种“全球废弃物∕新权力秩序”的等级结构。

废弃物文化─享受“有效期限”吧！

鲍曼把“废弃物”概念与他早期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结合，指出一种“无事永续、无物完美”的废弃物文化，已形成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与信仰─即时行乐、用完即丢。鲍曼试图证明，“废弃物”绝不只是一个科技能力的增长和更新问题，也不是环保上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和减量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化态度。换言之，“废弃物文化”就是流动的现代性的本体论和世界观。在讨论全球化与现代性时，鲍曼以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速度与效率的综合支配─来审视“流动性”这一概念，如今鲍曼再以“在一个有限的流动空间中，以达成快速废弃为目的的生产”这一事实，说明当今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态度。

鲍曼援引约纳斯(Hans Jonas)的观点，由于体认到个体的必死性并怀有对永生─永恒性的悬念和追求，这才使得人生充满了意义。然而，“永恒性”这一概念在今日已经退色和失宠，一种“普遍的短暂性”占据了上风。普遍的短暂性是指一种“今天不可或缺，明日就成废弃物”的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认定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取代的，“万事万物自它诞生之日开始，就贴上了死亡即将来临的标签，每一样事物在离开生产线的时候，都被贴上了一张『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标签”。“永恒性”是一个关于时间之永续长存的概念，也是关于存在物之恒在与不灭的描述，而“暂存性”与之相反，它意指时间不多、无物长存。在永恒面前，不存在多余或废物，但是在暂存之下，一切都将成为废物，并且等待报废和销毁！

鲍曼仿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卷首语，将废弃物文化视为盘旋在流动性现代社会居民头上的“剩余的幽灵”。在全球废弃物文化的支配下，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等待报废的世界，在“暂存性”取得统治地位的世界中，任何长期规划的生涯、永续经营的契约、终生如一的承诺，都将变成古板和落伍的标记。作为现代普世价值，废弃物文化“不再像是历史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所记录的那种学习和积累的文化，它看上去像是一种脱离、中断、忘却的文化”。在这一报废的世界中，审美情感和信任承诺，都将一一消失。既然世界从无永恒之美可资追求，即时之乐就成为唯一的美感，既然世上并不存在永久信守的承诺，一切协议与约定在它签署那一刻起，就开始等待人们的推翻和背叛。于是，世界的存在与个人的价值只发生在“有效期限内”，也就是从出厂到报废之间的那段消费空档！

注：宋国诚，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曾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第四研究所所长，现为该中心专任研究员、教授及“中国社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专长为中国研究与两岸关系，系台湾高阶智库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