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张巍卓：桑巴特的奢侈研究—— 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视角
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开启世俗化进程以来，以法国为典范的宫廷社会催生出新的社会结构和民情，君主的权势欲和频繁的战争逐渐让旧贵族瓦解，有产者上升为新的贵族阶层，奢华和虚荣取代了荣誉的德性。随着资本主义和民主时代的到来，社会彻底由包税商和暴发户主宰。桑巴特晚年规划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建国纲领，正在于克服现代伦理败坏的困境。
目 录
一、导 言
二、奢侈与现代社会的构成
三、情感的蜕变史
四、奢侈与人的沉沦
五、余 论
导 言
德国经典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以其宏大的欧洲资本主义史研究蜚声国际，一部《现代资本主义》道尽了近代欧洲形成、发展和蜕变的全部历程。后世学界每一次聚焦他的思想遗产，都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节点”息息相关。1945年以来，桑巴特的理论遗产引发了两次讨论的热潮：第一次是在60-70年代，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美国的社会科学兴起了系统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及其文化动力的潮流，桑巴特因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带动的“韦伯热”而获得关注。第二次是1990年前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往何处去的问题让欧美学界再度对桑巴特，尤其是对他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著作产生了兴趣（Backhaus, 1996:13）。
不同时期的关注，映射出判然有别的桑巴特形象。直到今天，金融资本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全球一体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资本市场的高度抽象和脆弱，不仅使国际间的冲突和国家内部政治、社会问题变得极端复杂，更是挑战着人类对自身精神及其尊严的信念，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置身其中，无一幸免。随着中国主动卷入全球化进程、寻求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民族文化构建以及文明冲突等议题越发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桑巴特关于“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时代精神的思考理应重获重视，而他的奢侈研究又可以说是他把握这一问题的题眼。对桑巴特而言，奢侈既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主要动力，也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Lebensgestaltung）本身，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阶段，呈现价值极端非人化、意见高度均一化的整体图景时，奢侈现象更是折射出了个体自我认同乃至社会、政治认同的全面危机。
自从桑巴特将奢侈现象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许多学科都介入这一领域，它们从奢侈或奢侈品的概念界定、奢侈概念的历史源流，奢侈经济的效益分析、奢侈的社会心理机制乃至意识形态批判等各个角度展开讨论。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植根于桑巴特提供的经典分析要素和框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其奢侈研究所蕴含的整体视角和理论洞见力。
首先，正如桑巴特从人性基础或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定位奢侈（桑巴特，1958:488），此后的经典研究（贝里，2005），无论诉诸个体“需要”或“欲望”的心理学概念意义流变，还是扩展“虚荣”的社会心理学诠释，往往停留于表面化的心理前提，缺乏像桑巴特那样向着现代人的灵肉想象及其历史动力不断推进的诠释力度。对后者而言，奢侈源于中世纪晚期以来人的肉体和爱欲的解放，随着解放的展开及其性质的蜕变，它迫使人一步步深入自身本能的深渊。
同时，与奢侈的人性基础并行着的，乃是桑巴特对现代社会之起源和发展谱系的生动诠释，奢侈关系着现代社会的性质，然而后世的研究，或立足于社会物品、或立足于社会空间层面的讨论（贝里，2005），错失了对社会的整体理解。桑巴特的独到之处在于：和个人一样，社会本身即是一个生命体，说到底，奢侈研究面向社会机体和它的精神气质（ethos）的变化，他既将这一研究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思考层次，最终又指向现代文化与伦理生活的彻底反思。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桑巴特奢侈研究的核心文本《奢侈与资本主义》（Sombart, 1922；桑巴特，2007a），并结合其理论整体，探讨他如何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处境，解读现代社会诞生的人性基础以及社会体演变的内在困境，进而寻求克服危机的伦理之道。
奢侈与现代社会的构成
（一）“奢侈”在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位置
从桑巴特的理论整体来看，奢侈问题是其资本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奢侈与资本主义》本身是他重订《现代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和《现代资本主义》有非常密切的互文关系。我们知道，从第一版（1902）到第二版（1916），《现代资本主义》经历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不仅体现在篇幅和材料的增进、历史视阈的大大扩展，通过明确的历史分期，剖析“前资本主义”（从喀罗林时代到十六世纪）、“早期资本主义”（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下半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到1914年）、“晚期资本主义”（1914以来）各自的经济运作和组织方式，而且在理想的价值和整体的制度之间，打通了更多的结构要素，既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又让价值变得更多元。
在桑巴特之前，“资本主义”一词无疑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扬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着眼的都是日常的经济生活，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要素的比例关系中提取出抽象的公式，马克思进一步地将它理解为架设在人头上的实在历史条件。桑巴特则要深入历史的流变进程，在他眼里，有两幅马克思的面孔，一幅是被恩格斯和社会民主党左派“误读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另一幅则是从具体历史处境讲述人的境况的思想家。桑巴特有意识地继承后者，从人的自由价值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两方面共同推进“资本主义”的研究（Mitzman, 1973:162-163）。
对他而言，“资本主义”无疑是相对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现代经济制度的整体表述，然而它既不是生活的一个片面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规则。作为德国国民经济学脉的传人，桑巴特首要着眼的经济单位是“政治民族”，经济生活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结成的精神果实，亦以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的形态为条件、同它们彼此交融。更恰当地说，“资本主义”在桑巴特这里成了一个解释学范畴，是人心自由构建出来的“理想类型”（Brocke, 1996:69）。因此在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与现实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具体环节，通达资本主义制度的丰富内涵。
在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育”时，桑巴特指出：欧洲中古时代末叶发端的“企业家”（Unternehmer）的永不安分的进取心和权力意志，同“市民”（Bürger）的冷静的目的理性和求安定的秩序欲望交织对抗，共同铸就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此同时，精神绝不会固守内部，而要按照它自己的心态造就生活。他写道，一个民族进取精神的首要实现手段是军队，然后由军队的对内压制、对外扩展创造出国家。国家为宰制自然、从自然获取资源，促进技术的发展，而对货币和权力的欲望又带动了开采贵金属矿的活动。国家、技术和贵金属被桑巴特视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市民财富的获得、他们的各种需要与支出、劳动力的谋取、企业家的逐利行动皆是衍生出来的内容，客观文化的繁荣尤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主观文化。（桑巴特，1958: 13-14, 20, 215-219）
毫无疑问，桑巴特在讲述这些要素序列的时候，心中怀揣着欧洲近代历史的文明图景，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诸国的角力到英法民族国家的构建，从宗教政治到经济社会的重心转换，军队、国家、技术、阶级、殖民等各个要素轮番登场、交相辉映。我们将追光打到每一个要素，沿着历史的轨迹，可以深度追踪资本主义的某一特定面貌。1911年以来，桑巴特在修订《现代资本主义》过程中陆续出版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战争与资本主义》（1914）皆为要素的追踪，他将此系列称作“切事”（sachlich）的研究（Sombart, 1922:V）。
很明显，《犹太人与经济生活》指向的事质是宗教与民族，桑巴特写作这本书，受到韦伯的影响，他亦试图反驳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观点。桑巴特很清楚，如果说犹太人问题意味着破解神圣性的现实效果，那么《战争与资本主义》和《奢侈与资本主义》就是要点出树立在现代人面前的两座真正的神祇（Gottheiten），前者指向的对象即权力国家，而后者指向的是财富人生的欲望和需要，也就是“社会”本身（Sombart, 1922: VI; 桑巴特，1958: 487）。
（二）社会的内与外
从一开始，桑巴特定位现代社会的历史发生源流，就有别于此前自由主义、唯物史观通常诉诸某种单一标准的做法，而采纳了历史长镜头的叙事：“社会”并非从无到有地突生出来的观念产物，毋宁说是历史演进到当下的积淀者与变化者交织作用的结果。在《奢侈与资本主义》里，桑巴特继承了布克哈特，将现代社会的原型牢牢附着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演变进程，国家既是延续中古神权与王权斗争的历史传统、又是萌发近代全面变局的载体（Sombart, 1922: 2），作为教皇和封建帝国角力的战场，意大利长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封建礼制薄弱的土壤上，生发出个人任性专断的近代国家风格（布克哈特，2010:2-3；桑巴特，1958:221-222）。桑巴特把14世纪与法国斗争失败、迁居到阿维尼翁的罗马教皇宫廷视作第一个近代宫廷，恰恰是搅动意大利局势的教皇国的世俗化，引来了意大利诸国竞相模仿、媲美的潮流（Sombart, 1922: 3）。
我们注意到，面对共同的历史起点，桑巴特的《战争与资本主义》和《奢侈与资本主义》就像同一扇半展开的屏风的明暗两面：前者呈现的是权力国家或由男人支配的近代文明史（Sombart, 1913:V），后者则聚焦所谓作为“宫廷社会”（Hofgesellschaft）的国家、由女人吸引谄媚者汇聚成的社会世界。作为语言艺术的大师，桑巴特并不急于突入隐秘的情感领域，而是先勾勒外部的结构轮廓。
“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Sombart, 1922:1），精炼地道出了桑巴特极富创见力的“宫廷社会”的概念。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讲，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的源头追溯到孟德斯鸠关于君主制本性和原则的论述，欧洲封建制的经验证明：由君主家族和贵族团体组成的“宫廷社会”得以维持自身的动力，即贵族团体的荣誉德性能同君主的个人意愿达成平衡（孟德斯鸠，1995: 16, 25）。遍阅文艺复兴以来的宫廷秘事，尤其是较意大利地域远为广阔、国力远为强盛的英法宫廷的史料，桑巴特看到，封建衰落的首要标志是“宫廷社会”的内在精神产生了裂变，君主想尽办法削弱贵族的势力，除了宗教驱逐、暴力战争等方面，以风情万种的宫廷女人为对象的铺张享乐活动渐渐从内部消解贵族德性，君主把宫廷变成了扩大版的家庭，贵族蜕化为家臣或侍臣（Sombart, 1922:4-5）。
“宫廷社会”的变革，不止于传统结构的改变。它就像无穷无尽的欲望口袋，吸收着新兴的市民阶层（Bürgertum）。无论君主还是蜕变了的贵族，都需要富裕的市民提供享乐的财富，他们则拿封建地产、贵族头衔、世袭官职交换。不可忽视，桑巴特的“宫廷社会”的概念分析框架，一方面突破了市民阶层崛起的自由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单调叙事，另一方面亦为市民阶层兴起的“偶然性”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不仅受制于近代国家统治和军事格局的转型，而且由海外殖民活动，尤其是发现丰裕的巴西黄金的契机，引起经济增长模式朝向流动资本的革命性变革（Sombart, 1922:8; 桑巴特，1958: 353）。“宫廷社会”的实质已经不是宫廷内的社会，而是由宫廷与社会之间的互通所形成的“新社会”（neue Gesellschaft）。我们看到，埃利亚斯后来关于“宫廷社会”的经典研究便是站在桑巴特的肩膀上，他关心的是这种互通造就的现代市民阶层行为的自我克制、社交的精致礼貌的文明化结果（埃利亚斯，2015: 233-238）。
在宫廷社会的帷幕下，互通既是权与钱的交易，又是旧贵族的下坠和资产者的上升。前者渴望钱财支持已徒有其表的门楣、后者迫切要求被上流社会承认，这使得他们联姻、继而制造出一批新贵族。在17与18世纪的两百年间，大商人或银行家阶层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迅速跻身贵族之列，“他们的外表是封建的生活风格，内核则是新的财富”（Sombart, 1922:10）。桑巴特以不乏嘲弄的口吻，向读者们讲述这些“杜卡莱”（Turcaret）们的故事，然而他并没有迷失理论的要害，即新贵族的产生导致了怎样的社会民情效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无可避免地要触及欧洲各国的文明传统，英国与法国就非常不一样。在19世纪末以前，作为英国新贵族的“绅士”阶层既因为职业的不同存在着身份的差异、亦存在着道德要求的敏感区别；而法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森严的等级制传统使新贵族以抽象的财产量购买相应的头衔和权力，奢华和虚荣取代了旧贵族的荣誉德性。不过，桑巴特真正关心的是欧洲近代历史演变的大趋势，就像韦伯笔下的新教徒的命运，连“体面的”（würdig）生活风格的外表都被抛却后，财富就成了现代人的铁笼。
就此而言，“大城市”（Grostadt）既是新社会的外部表现，又是其最终的结局。在桑巴特之前，“大城市”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学的专有概念，“大城市”对立于中世纪的乡村和城镇（Stadt），完全由流动的商品和陌生人主宰。社会学家们将它视作囊括了一切现代性现象的观察与实验场，滕尼斯从法权角度、齐美尔从个体生命的体验角度都曾对此做过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桑巴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足以回应马克思关于“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原动力的判断。在他看来，现代大城市的兴起，或者说资本主义文明的要害，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活动（Sombart, 1922:28），消费比其他经济环节都更彻底地取消了质的差别，将人抛向均一的、无差别的商品和货币的世界；消费的实质是人无休止地自我消耗、是文化的死亡。
情感的蜕变史
透过“新社会”的布景，现代人的情感发展及其蜕变的历程也彰显出来。在桑巴特的笔下，现代情感先驱们一一登台亮相，从12世纪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到18世纪的萨德，他们袒露自己真实的内心，直至最深处的、最隐秘的情爱世界。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究其根本，不过是人的内心需要的投射和工具（桑巴特，1958: 19-20）。关于现代人性的论述，可以说是桑巴特奢侈研究的最精彩、最具洞见力的部分，也是对《资产者》一书探讨资产阶级心灵史的延伸与新尝试。
在《奢侈与资本主义》的德文本导言里，桑巴特直言不讳地说，与其把“奢侈与资本主义”作为书名，还不如用“情爱、奢侈与资本主义”更恰当（Sombart, 1922:VI）。因为情爱或性本能才是支配现代生活方式的人性秘密，正是性观念塑造了现代道德：“据我所知，没有一件事情比中世纪到洛可可时代的两性关系的改变那样，对中古和近代社会的总体生活构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Sombart, 1922:48）尽管隔着几个世纪，但当下的布尔乔亚经验，仍然由上述时代的情感脉络积淀、孕育而成。
有意思的是，在桑巴特的笔下，我们看到这段历史被比拟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从他的青春、成熟、衰老、错乱乃至死亡，生命每一阶段的体验（Erlebnis）都植根于性的冲动，表现为一段特殊的情爱现象。这也许源于他的柏林“浪荡子”生涯养成的视角；也许来自左拉等人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的灵感（Mitzman, 1973:214）；也许是尼采和生命哲学铭刻在他身上的烙印，即以身体乃至本能思考历史才道出本真的经验。平心而论，因本书的表述就将桑巴特归为“泛性论者”也许并不公允，一方面，他在《资产者》一书里谈到的社会心理学要素多种多样，另一方面，这里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地方是他解读现代历史趋势所把握的生命之脉。为此，桑巴特甚至不忘再一次地揶揄自己的老对手韦伯：我们习惯于将资产者的体面风尚归结为加尔文和诺克斯的布道，但是涌动的生命之潮马上会将脆弱的禁欲主义击打得粉碎（Sombart, 1922:48-49）；20世纪初弥漫的“西方的没落”的文明忧虑也融化在桑巴特的生命观里，文明同生命一样有生有死、循环往复，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晚期，错乱倒转、濒临死亡。
反观12到18世纪的情爱解放史，多少意味着我们重新演历（durchleben）自己时代的前世今生。桑巴特将这一历史趋势称作“情爱的世俗化”（Die Säkularisation der Liebe），“世俗化”的本质就是循序渐进地逾越神圣之法，首先是信仰的内在变革，随后是颠倒神圣的婚姻制度。
同新社会的诞生契合，布克哈特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被置于最突出的地位，但桑巴特一改传统以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作为源起的理解，而是富有创见地将人性的萌发提前到11世纪末：因十字军东征，在优雅的岛屿普罗旺斯诞生了骑士阶层的抒情诗人，他们第一次将世俗情爱当作歌咏的主题，在想象同城堡里的王后、公主、贵妇发生“不可能的爱情”的焦渴期盼中自我消耗，他们的自由爱情之诗发泄着现代人青春期的性冲动。桑巴特指出，“人的发现”恰恰是基督教内部变革的产物，世俗的爱情同圣母崇拜、宗教奉献的情感紧密相连（Sombart, 1922:50），这一判断想必无法从他的民族精神的寻根意识里抽身出来，就此而言，桑巴特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浪漫派就将德国民族文学的根子追溯到中世纪骑士的“浪漫诗”，因而同普罗旺斯游吟诗的传统一脉相承。“浪漫诗”经过基督教的洗礼，即使面向世俗的爱情生活，但内心仍然蕴藏着朝着神圣之爱的主体无限的力量，忠贞、勇敢等德行都是它的外在表现。
从普罗旺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时空条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俗和神圣间彻底断裂，萌生新的情爱状态和生活方式。担当者不再是在一个城堡与另一个城堡之间漫游、在一位女士与另一位女士之间表达敬意的骑士，而是意大利小宫廷里的教皇、君主和廷臣，活动空间固定下来，情感在稳定的空间里酝酿、宣泄，甚至在这一时期，从家到宫廷无不讲求秩序井然的安排（布克哈特，2010:436），有形多样的文艺复兴风格取代了单调僵硬的哥特风格，肉体（Fleish）逐渐成为支配情感的绝对核心的因素。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绘画这一视觉艺术会成为新文化的先锋与典范，桑巴特花费了较大的篇幅，从意大利绘画重新解读宗教神话、以人的视角展现女性身体之美（波提切利、科萨），到文学艺术对肉欲、性爱和男女交际的歌咏（瓦拉），再到艺术哲学对审美的理性反思、协调灵魂与形体间的平衡（提香与本博），他眼中的文艺复兴时代等同于现代人的青壮年阶段，首先是自然情欲在纯真的轨道内宣泄出来，人找到让躯体享受的方式，更重要的，感官的愉悦在性的快乐里找到了“阿基米德点”，接着是理智逐渐成熟，人有意识地追逐高雅的世俗情操，拉伯雷、阿里奥斯托、鲁本斯等名家的艺术作品标志着这个时代的顶点（Sombart, 1922: 55）。
然而，就像人生必然从盛年走向衰老，现代人的文明历程亦如此，人不满足于在灵魂和个人行动上突破宗教的界限、在言语上区分情爱和婚姻，更是要从制度和社会民情全方位地逾越神圣之法。在桑巴特看来，这一转折的标志是法国的大宫廷替代了意大利的小宫廷。在中世纪，一夫一妻的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的立身之本，是信仰的社会基础纽带，而现在，情爱解放的无止境的欲望靠着王权和不断向中央聚拢的财富，抽空了家庭的合法根基，刨去了人心贞洁的呵护所。
法国宫廷从瓦洛亚王朝开始便有国王包养情妇的传统，弗朗西斯一世就已经不分等级地挑选情妇充塞他的套房，这一局面在路易十四时期到达极致。此时的路易十四坐拥全世界的财富，无止境地追求女人，为她们挥霍金钱、奢华无度。不仅如此，他的随心所欲就像一颗毒瘤迅速地传染到贵族乃至普通市民的观念，引致争相模仿。宫廷、贵族之家、城市沙龙充塞着各式各样经过色艺训练、卖弄风情的交际花（Kurtisane），她们让传统家庭里的夫妻关系成为多余的空壳，即使市民乃至乡村家庭的妻子也遵循交际花的趣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卢梭的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当时传统家庭的沦丧和巴黎的道德败坏。此后的萨德更探入现代人的性错乱和人心深处窥不见底的无意义、无限的恶。在桑巴特看来，这就是我们文明人骨子里的最终秘密：
“肉体的解放以羞怯的尝试开始，紧接着是一个强烈的自然肉欲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生活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就是走向某种高雅，接着是放荡堕落，然后就是变异倒转。这种必然的循环似乎包含着人类命运中最深层的悲剧，所有的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着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Sombart, 1922: 55-56）
奢侈与人的沉沦
桑巴特指出，“奢侈”并非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而是现代性的文化本质，是个人最深处的性本能同现代社会结构产生关联的文化纽带。因此，他不认同凡勃伦那样将“奢侈”视作有闲阶级的虚荣心态的表现（Sombart, 1922: 74），虚荣不过是在特定的历史地域条件下生发出来的次级心理冲动，而奢侈直接就源于性本能。
如果追溯奢侈的研究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将它与性联系到一起并非桑巴特的原创，孟德斯鸠曾指出，奢侈指向的要害是不同政体男女间的道德风尚，因而构成研究民情的核心环节。进一步地说，奢侈议题在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桑巴特自觉认识到，当下的研究要重新接续这一传统（Sombart, 1922: 138）。19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已陷入对物质规律的膜拜泥潭，而18世纪学者的作品却有一种鲜活的理论洞见力和阔达的包容历史的胸襟（桑巴特，2007b:40），他们不仅基于切身经验，展示了奢侈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更试图将奢侈这一理论视角纳入总体的历史视野，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变革动力。当孟德斯鸠说，奢侈对君主政体绝对必要时（孟德斯鸠，1995:99），他考虑的是宫廷社会在塑造现代民情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受孟德斯鸠以及笛福等前辈的影响，桑巴特将18世纪的英法宫廷、特别是路易十四王朝当作理解新社会民情的范本。于是，对奢侈的讨论内含着一个极其关键的理论意向：“情爱的世俗化”由宫廷传导到整个社会机体，并引发社会民情的全方面蜕变。看看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妇们的奢侈生活，我们便会产生直观印象。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性本能或情爱释放造成奢侈现象，其背后的道德性质是什么呢？桑巴特回答说是享乐和野心（Sombart, 1922: 96），如果说前者指向的是人的自然性的一面，那么后者偏重的则是人为的权力一面。可是，每一个面向在这里都发生了“倒错的”效果。
在自然本能这一面，本能越来越无法在有限的条件下满足，而是要纳入无穷无尽的中介和精致化的手段，把满足的链条拉得无限长，举例来说，当糖从意大利传入法国宫廷即引发了人类餐桌的革命，甜的标准使食物的搭配和口感的需要变得极其细腻复杂，宫廷装饰上的巴洛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转变，以无微不至地挑动色情（Erotik）的感官刺激为标的，然而精致化的结果却是人越来越丧失掉了自然感觉的敏感度。
在人为权力这一面，宫廷奢侈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君主将自己当作尘世的快乐尺度。但当他为女人奢侈消费的时候，权力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倒转，原本作为对象的女人却成了宫廷生活的主宰，这不仅表现在女人决定宫廷的享乐内容，而且君主和贵族的气质也要女性化，学会用女子气的卖弄风情的方式讨好她们，将她们的宠爱当作炫耀的资本。这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奴隶道德”。
我们已经提到，17世纪与18世纪是专制君主和富裕的市民阶层挤压贵族的时代。银行家、律师与包税商是新贵族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们不像老贵族那样遵循着传统的、不变的操守，而是以利为上、跟风行事，随时改变道德趣味，桑巴特将他们称作宫廷的尾随者（Nachfolger），宫廷的奢侈之风通过他们传染到市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反过来，他们也在用财富和新获得的权势不遗余力地瓦解宫廷旧道德的遗存。
由大城市作为奢侈品的消费空间，加上常规化和定型化的奢侈品生产，让奢侈成为市民集体的行动模式。然而无论如何，支撑奢侈运作和扩散的“享乐”和“野心”之恶却不可能消解，在世界历史朝向民主化的时代，它们逐渐蜕化成最糟糕的景象，再不可能有宫廷提供多少超越资本之上的、稳定的审美风格，也不会有君王或贵族为博妇人一笑而不计代价地冒险，民主时代是彻底由包税商和暴发户主宰的时代，它的风格平庸而嬗变。19世纪上半叶，受卢梭学说鼓舞的思想家们曾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康德的道德法则、歌德的审美精神都是这一思想浪潮的组成部分。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城市化和民主国家的体制席卷欧洲各个角落，到了19世纪下半叶，奢侈消费已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状态，就像韦伯笔下的新教徒在命运之手的操控下，禁锢于外部事物顾虑的牢笼（韦伯，2010:182）。桑巴特眼中的人日益变成了失神者［Vergeistung］（桑巴特，2007b:19-21），生活在两个极端的世界里：个体的肉欲和物欲空前解放，他不再像20世纪的市民那样，羞羞答答同彼岸世界的信仰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是毫无羞耻心地向下坠入欲望的深处（Unterwelt），从欲望的根部向上营造巴别塔；但悖谬的是，无论这座塔看似再高再雄伟，他实际上将自己交托给了恶的主宰者——撒旦，个体的所有需要和意见，最终都要以货币的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就此而言，桑巴特领悟的当代人性状态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判断异曲同工。最终，暴发户或由暴发户上位的政客垄断了支配权。桑巴特钟爱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比一切思想的推理都更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的精神状况。包法利夫人挣扎在爱欲、虚荣和高利贷商人的盘剥利诱的罗网里，只能以自杀终结两个世界的冲突。
19世纪末层出不穷的社会和政治思潮，的确想要回应现实的困境，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都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困境。它们——如自由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沉沦于经济生活的这一既定前提，要么——如天主教社会主义——完全不顾现实，重申一种根本可疑且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想象。桑巴特看到的现实的紧张之处，的确比这些思潮更深远，经济本身内嵌在权力的逻辑里，权力又内嵌在非理性的欲望里，三者环环相扣（桑巴特，2007b），就像怎么也打不开的哥丹结，需要由亚历山大的利剑劈开。
和陷入“诸神之争”的晚年韦伯相比，此时的桑巴特也许更悲观。在他看来，所谓的“理性化”就是彻彻底底的人性堕落的历史。在《商人与英雄》一书里，他说的很清楚，经济时代的商人精神无过于索取。与此相反，英雄精神是不计后果、不计得失地把自己给出去。这一冲突本身就要求人们做出“价值颠覆”的选择。如果现代民族国家不从自身内部经历一场大事件（Ereignis），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终结既成的商业社会秩序，英雄时代便根本不可能到来。
余 论
桑巴特的奢侈研究，旨在从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欧洲近代化历程，勾勒现代社会及其精神演变的历史。他的立论一反启蒙的进步史观，借助奢侈这一视角，指出随着肉欲的解放和宫廷社会格局的变化，暴发户逐渐取代传统贵族的地位，使享乐和野心弥漫并败坏着整个社会的机体。桑巴特看到，现代社会和自然身体一样，经历着发育、成熟和衰败的过程，到了如今这个颠倒错乱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如何让社会获得新生呢？就此而言，他的晚年著作《德意志社会主义》可以看作对奢侈危机的有力回答。
《德意志社会主义》出版于1934年，就在一年前，希特勒的纳粹党攫取了德国政权。对此，桑巴特仿佛看到了时代精神更新的曙光，写作本书，为新政府设计建国纲领，其中的首要任务，便要从奢侈败坏的表层着手，一步步地推翻150多年来构筑起的整座“经济时代”大厦（桑巴特，2007b:1-2；Brocke, 1996:71-75）。
为此，他小心翼翼地将“德意志社会主义”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首先，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而来的诸工人社会主义潮流（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全盘接受了经济效用作为唯一的人生价值，完全肯定现代大企业生产模式，只不过将主人换成了无产阶级，故而与其说它们是经济时代的批判者，不如说是经济时代诞下的婴孩（桑巴特，2017b:100）。
其次，国家社会主义最值得肯定之处，即彻底颠覆了经济时代的物欲价值，重新将民族文化置于台前，个人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者，他天然就生活在民族里，他的思想和情感都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所谓“德意志高于一切”即道尽了真相。问题在于：什么是德意志或德意志性呢？迄今为止，纳粹所用的血统论和种族意识形态，说到底不过是空洞的立场，它除了否定和破坏，再也提供不了具体的建设方案（桑巴特，2007b:55-60）。在桑巴特看来，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必须以澄清德意志国家作为理论前提，而要科学地说明这一点，又必须诉诸德意志民族的全部历史经验（桑巴特，2007b:160）。
“德意志社会主义”指引的未来，同几个世纪以来由奢侈催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截然相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里，桑巴特已经指出，现代商业秩序乃宫廷社会的肉欲和权势的产物，其典范即路易十四的法国大宫廷。桑巴特重新确立德意志人的民族性，首先便致力于破除商业时代的主权土壤。与面向海洋殖民夺利的西欧帝国不同，德意志是农业民族、同物欲横流的城市根本不存在血缘上的契合，因而是阳刚的、纯男性的民族（桑巴特，2007b:164）。同时，与大一统的西欧君主国有别，德意志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多状的民族（桑巴特，2007b:186）。中东欧地区自民族大迁徙时代以来，历经千年之久，早已形成各民族交融混合的形态，而德意志各个邦国因其气候、土地、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也保持了多样的文化格局，但又恰恰因为文化上的交融，才逐渐孕育出共同的国族（Nation）认同。①因此，德意志国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完美合一，统一性保证了国族的积极行动力，而多样性则充分尊重了民族内部的自由，所谓“文明归帝国，文化归各邦”的要旨就在这里（桑巴特，2007b:247）。
当然，“德意志社会主义”有其现实化的要求，桑巴特认同施米特从敌友关系原则界定当前的政治团体（桑巴特，2007b:199），在新政府的计划里，再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桑巴特并非战争的鼓吹者，但是他从来都没放弃从“英雄主义”的精神塑造国族的新面貌，如果从民族性回溯主权的性质是为了同奢侈的大宫廷模式区分开来，那么主权者与等级制的规划，就是为了斩断近代新贵族生存的根基。新国家的最高意志不应该寄托于一人，而要选拔优秀的人才组成一个领袖会议（桑巴特，2007b:246），与此同时，等级的安排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最关键的事业，桑巴特秉持着一种柏拉图主义的信念，不仅要求施行全面的计划经济，而且将经济和文化的价值全然颠覆过来：在这个社会的等级里，军人为先、商人为末，而在经济分支内，农业为先，商业为末。（桑巴特，2007b:261）
我们看到，鉴于时代的危局，桑巴特的建国方略带有极强的煽动色彩，关于德意志的民族史及其性质的讨论既绝对、也多少屈从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然而如果以他的奢侈研究作为通达晚期资本主义精神的契机，我们多少能从他重返民族性的建设方案，汲取理解、克服现代性之败坏命运的启示。
本文原刊于《学海》2019年第4期，注释已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