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醉在陈述思想的词句中!
是书中的什么打动了我,是思想吗?掩卷之后,我不禁问自己。
如果不是思想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呢?
也许作者查尔斯.汉迪自己的话是对问题最好的诠释:“严格地说,我的大多数思想都不是原创的,关键在于我阐述思想使用的句式。”不排除其中会有查尔斯.汉迪本人谦逊的成分,但是,把概念性观点转化为令人难忘的形象确确实实是引人入胜的所在。我终于明白了,企业本身就是普通人的集合体,而管理思想就是要做到让普通人看得明白,听得懂,那些自命不凡的,回避真实意图的语言只会是拒人以千里之外。
一直以来,充斥中国市场的几乎是青一色的美国管理思想和美国式管理教育,鲜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透过《思想者》,让我们了解了一位来自英国管理大师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十分难得。我曾经去过英国,到访过伦敦、爱丁堡、曼彻斯特、约克、考文垂和剑桥,但是,没有阅读查尔斯.汉迪的著作之前,对于英国的管理也仅仅停留在“英国管家”的概念之中,不能不汗颜自己的无知和短视。
查尔斯.汉迪是在26岁的时候开始经理人生涯的,那一年是1959年。创办于1833年的壳牌公司是他的第一个雇主,在壳牌这个百年老店中查尔斯.汉迪一干就是十年。在壳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婆罗洲的头三年里,他连一次探亲假都没有休过,他从一线的销售代表干起,一直干到经理的职务,外派东南亚整整6年的时间,后来又回到伦敦的壳牌总部做经理人培训中心的助理经理。当查尔斯.汉迪离开壳牌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悲伤”的牛津大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生成功转型为职业经理人。他说:“壳牌教会我,学富五车一点也没有用。除非理论和实践能结合起来,否则,有再多知识也是白费劲。从我的例子来看,经验有时更重要。因此,我以为,很多正规教育就这么被浪费了。壳牌使我明白了苏格兰企业家、兼慈善家汤姆.亨利的一句话,在商业世界里,‘我比聪明人干得更好。’请试着大声重复一遍。”
1966年5月,迎着灿烂的阳光,英国青年(33岁)查尔斯.汉迪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深造,接受为期一年的高级经理人培训。同样是1966年5月,作为一个中国少年的我(13岁)则被迫放下书本离开学校,忘我地投入到日后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去。1977年考入大学之后,尽管我读的是经济类专业,由于课程是按照计划经济体系设计的,大学四年中也没有听老师讲过一堂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记得老师讲授商业企业管理时说,商业企业的规律就是:“购、销、调、存、赚”,实在是幼稚得可笑。大约是距离查尔斯.汉迪到斯隆管理学院深造20年之后,我才有机会接触到介绍美国管理的书籍。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世界顶尖的学术重镇、美国颇具历史的常春藤名校之一,1952年,在时任通用汽车总裁斯隆的建议下设立了斯隆管理学院,它一直以来秉承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严谨学风,研究管理问题。1964年,斯隆的管理巨著《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出版发行,这本书也是深受另一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高度推崇。1966年,90岁的斯隆与世长辞了。
我是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投身企业的,既做过老板,也做过职业经理人,到了90年代末期又开始更换跑道研究起客户关系管理(CRM)。抱着“人生50刚开始”的理念,50岁的时候我又开始第二次创业,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方面的服务,作为特聘教授,我也在为清华大学EMBA班学员讲授管理实战的课程。研究中我发现,对于同样一个客户关系管理领域,美国和欧洲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管理流派,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管理思想。我于2005年5月曾在《IT经理世界》上撰文“CRM,欧版?美版?”来阐述其中的道理。管理咨询实战中,我同时发现,即便是比欧州和美国在管理方面落后多年的中国企业,也仍然具有不少欧州和美国的管理思想中所没有提及到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去提炼,从而形成中国版本的管理理念。无独有偶,查尔斯.汉迪在《思想者》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道:“我逐渐意识到,管理一家企业或是任何组织,都更类似实践的艺术,而不是应用科学。是的,和所有艺术一样,的确存在一些有用的原则,但哪些办法最好是完全无法提前决定的。每次的情况不一样。参与者、行动目的、可用资源、限制条件,全都不同。”
渐渐地,在斯隆接受了美式管理教育的查尔斯汉迪开始怀疑管理教育的“美国模式”。1987年,查尔斯.汉迪做了英、美、法、德、日等国家管理人才教育模式研究,并撰写了《经理人制造》报告。他说:“很明显,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教育传统来做的。美国选择了教室,德国延长了大学学习时间,日本靠巨型企业,法国有精英院校。我置疑道,为什么只有英国忽视自身传统,跟着美国人搞呢?我提议把MBA学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加入组织之前或者刚刚加入组织时到教室里学,内容涵盖我所称的‘商业语言’。它相当于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阶段,或是建筑师资格的第一部分。MBA学位的第二部分,要等到稍后在业余时间学,它和当前经验相关,并会请来学习者所在组织的顾问进行指导。” 其实,何止是英国的管理教育是跟在美国人后面搞,中国的管理教育也是跟在美国人后面搞。
《易经》中写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世界分为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一个道,一个器。器是有形的东西,所以称为形而下。而道是无形的东西,被称为形而上。管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器合一的学问。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能够根据管理中“道”和“器”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更加不易。多年前的英国,对于管理的理解也是“道”“器”不分的,那个时候,英国人认为,对于商业管理职位最好的准备是取得会计资格。查尔斯.汉迪指出:“对于会计而言,接受财务训练当然没有什么错。可会计主要学的是处理可见的财务成本和资产,而不是无形的人力资源。他们只会把人当作成本。他们关注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因为只有过去才能加以精确测量和审计。他们的训练不欢迎风险、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在当时,会计课程里绝对不会包括人的管理,它只会关心金钱及其衡量方法。由于机缘巧合,会计职业成了英国的商学院。这样一来,英国的经济顺理成章地落在了竞争者的后面。”
遗憾的是,查尔斯.汉迪没有提到中国的管理教育,一开始我以为他没有来过中国,后来听出版社的编辑讲,他来过中国,不过,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的中国还谈不上管理教育,MBA距离我们还十分的遥远,自然中国的管理教育模式也就没有纳入查尔斯.汉迪的视眼。如果,查尔斯.汉迪有机会再来中国的话,一定要让他深入了解一下中国的管理教育,也给中国人支支招。
真是羡慕查尔斯.汉迪组合式人生,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安排一年365天的:150天/年,用于纯粹的创造性工作,写作和摄影以及相关的阅读与研究;100天/年,用于商业和管理活动,大多数是在国外做巡回演讲;30天/年,用于各种自愿工作;85天/年,用于每周的休息和应付突发事件。
阅读过查尔斯.汉迪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会将管理的思想注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的生活经验之中,娓娓道来。三叶草、甜甜圈、赛艇队、组合式人生,都是查尔斯.汉迪列举过的例子,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管理学中概念性的观点翻译成令人难忘的形象。
和《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一样,查尔斯.汉迪也是一位从管理学讲师转变为公众演讲者的人物。对于彼得.德鲁克而言,公职演讲不是大师的长项。用查尔斯.汉迪的话来说,彼得.德鲁克“更愿意称自己是作家,实际上,他在讲台上的表现乏善可陈。”难怪,没有伶牙利齿,查尔斯.汉迪岂敢在英国BBC电台去做广播节目,没有足够的嘴皮子功夫,他又如何带着麦克风去旅行呢。查尔斯.汉迪的演讲中有一点和我十分的相似,那就是大家同样认为“记住图像比记住概念更容易;画面停留在脑子里的时间,比技术术语更长。”由于增多了图像的缘故,我制做的100张PPT的演讲稿往往会有将近10兆那么大,其中的很多图片都是我游历世界各国所拍摄的。
使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个深奥的管理思想是汉迪的写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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