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莱姆的一次访谈（吕蕤冰译）
对莱姆的一次访谈（吕蕤冰译）
蕤冰按：1、本访谈选自网络。从访谈内容看，Lem可以用德语写作，没有问题。但是，我不能判断，这是一次用英语完成的访谈，还是整理后译成英文。2、从Lem的某些回答来看，似乎是日本记者对他进行的这次访谈。Lem的言词有诸多不连贯处，我怀疑是记者在刊载访谈时做了较大删改。3、原文的英文非常简单，我在翻译的时候也尽可能口语化。4、我不想指出莱姆的这篇访谈与韩松的《态度是超越荒谬的一种武器》等等文章中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多么相似——这应当由读者您自己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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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书不但显示出您的博学和想象力，而且还有幽默感。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一点来分析您的著作。
莱姆：我使用幽默有很多原因。首先，一些题材不适合严肃地处理，比如遗传学问题。我在“星际旅行日记”中描写的那些古怪骷髅（蕤冰按，莱姆似乎非常喜欢骷髅。在他的画中，经常有骷髅的形象。）的丑态都是为了让这个主题不要那么吓人。当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还没有朋克，没人剪鸡冠头，年轻人也不在脸上涂油彩。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人们真的控制了人类遗传，这样的怪物就会出现。人类的不负责任会把我们领向一个疯狂的局面。为了表达这种疯狂局面，我不得不轻松点（create a pattern of levity）。
另外一点就是我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成的，我得顾及审查制度。例如说，当我在《Edukacja Cyfrania》中写到第一个冷冻人的时候——那是一个管弦乐团，团员一个个地被野蛮的Goryllium吃掉，但是每个人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得不用插科打诨作伪装，并且加入了第二个冷冻人的故事，后者没有隐藏起来的政治含义。这样出版这个故事就会更容易些。我不得不经常使用这样的花招。
要是你试着分析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著作——斯大林……或是Krustschev的化冻期——你当然会发现一些联系。一方面，我总是试图尽可能的独立。很自然，我不喜欢极权主义，那些想让人类高兴起来的想法在我看来都是够疯的。我试着揭露这些想法是多么荒谬。这就是我的那些主人公失败的根源，他们在改造世界的路上死得很难看。有些人用昵称化名伪装起来了。Malapucyus Pandemonius就是卡尔马克思，《Wizja lokalna》中的Gengenx是恩格斯。有趣的是他们很少被认出来。《主人的声音》完全不是一个幽默故事，书中有一位负责监督科学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Wilhelm Eeney，他其实是Janusz Wilhelmi，当时的波兰文化部长。没人认出他来。这就是作家的乐趣：他可以在书中留 下这样加了密的信息。
由此，在我的书中有两种幽默，一种是用来伪装的幌子，另一种是小规模抵抗，作者可以借此与周围的现实展开较量。我不得不加入一些我没明白的东西（蕤冰按原文I have to add something which I cannot understand.费解）。你看这个书架里有一些我著作的日文译本。日本人永远也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幽默。对他们来说，我的书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星际旅行日记”在日本印刷过，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这本书太严肃了。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陌生的文化。
另一方面，斯大林时期我曾经和妻子去过一趟布拉格。我们不懂，为什么在这个制度下你不能到你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不能住旅馆。所有的旅馆都“满”了。但是在Vinohrady有一个旅馆前台服务生，他告诉我们没有房间之后在我的护照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您写过《伊甸园》？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他给了我们钥匙。在某些情况下外国读者可以非常好地读懂你的小说，因为他们来自铁幕的同一边。
问：这可以作为另一此访谈的主题了：在多大程度上您的文章是可以翻译的？
莱姆：唔，比起译者的功力，翻译更依赖于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我不懂日语，我也不知道日本读者从我的书中读出了些什么。我的读者群是在移动的。以前有段时间我在东德非常流行，他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所有隐藏起来的政治信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制度。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的作品没有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失去生命力。
我总是非常关心波兰语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我成功地帮助两位波兰作者打入德国市场，但是他们现在用德语写作了。我只用德语写过几篇短文。其中一篇是与Leszek Kolakowski论战的文章，不得不发表在德语报纸上，好让他答复。
不是每个人都有托马斯•曼那样足够的精力，他向译者口授了《魔山》的英译。前段时间我在奥地利有一位非常好的译者，崔墨茫先生。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古怪的误读。美国有些受过教育的女人，从雅克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出发，在我的文章里发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意味，其实不过是英语不同的表达习惯造成的罢了。
地区差异有的时候很滑稽。德国的百科全书称我是“哲学家”，我在那儿比在波兰更流行。俄国出版了我的文集，感兴趣的主要是科学家。而在波兰我主要被人看成是一个儿童作家：《Pirx》和《机器人之书》被选作初中读物了。诺贝尔奖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一位作家广为人知【诺贝尔奖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大家理解一位作家提供了common way】。我不能说我会喜欢这样的处境，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本书诞生了，然后就满世界乱逛，像个孩子似的。1987年以后我就封笔了，有的时候写写小故事，因为大家强烈要求我写。我现在为Tygodnik Powszechny和PC杂志写点散文。
问：A propos PC:我没有在您的房间里看到电脑……
莱姆：那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我住的地方经常停电，依赖计算机对我没好处。现在我在花园里安了一部发电机，接下来打算配电脑和传真机。我12岁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台安德伍德牌打字机，我一直用直到铅字彻底报废。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用机械打印机打出来的。我的朋友Slawomir Mrozek有一台电脑，但是他还是用笔写。你用什么东西写，这完全没关系，唯一重要的是你写什么。能代替作家写作的机器还没有发明，而且可能永远也发明不出来。
问：但就没一点你不喜欢技术进步的原因吗？
莱姆：我确实不喜欢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科技的惊人成就来满足自己猥琐的需要。就拿英特网上的裸体图片来说吧。我并不以裸体图片为敌，我自己就有妇产科执业经历，看到裸体女人我也不会震惊。但是网络本该用来链接各所大学，为迅速交换科学数据服务，实际上更经常被用来交换色情图片。其他技术呢？看看semtex：今天要炸掉一架飞机也太容易了！我不反对进步，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人类在用进步满足一些可耻的目的。看看那些bloodstained area，例如非洲。那里的所有武器都来自文明国家。我今天刚读了《先驱论坛报》，上面说俄国人向要卖给美国人几吨浓缩铀，那玩意只能用来制造核弹头。无论考虑到常识还是“国家理由”，美国人都该买下它们以防落入潜在敌人之手，但是美国人却说他们在别处买会更便宜。不管哪次，只要自由市场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理由发生冲突，市场都会赢。
我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的基础，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威胁。让我们以版权为例。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出让了Cyberiada一书的所有权利，但是我的美国代理商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发现了法律空白。版权合同签定的时候还没有计算机，而现在我们还可以出售以CD－ROM为载体的Cyberiada的出版权。但是这没什么重要的。美国把毒刺导弹卖给阿富汗，用来打苏联直升机，现在全世界都是毒刺导弹，美国人吓坏了，（因为）它们也可以用来打美国的民航客机。市场规律无处不在。德国性工业女王比特•乌瑟每年要出售六百万个各种各样的性器具，这也是技术。他们说性交娃娃很快就要配备人工智能了，我不相信，因为性交并不需要智能。那些迷恋人工的男男女女现在还用人工手来手淫。只是现在还没有人工孩子。
英特网或者万维网我不感兴趣。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人没必要知道太多信息。如果一个人在自家房顶上装了一个卫星天线他很快就会发现，世界上没什么在发生，除了强奸和杀人。（而且在）不断升级。以前犯罪显得很节制——看看Al Capone，不过杀了20几个人。现在我们有了《天煞》，外星人的飞船几乎把全人类都杀光了！一些美国制片人宣布他的下一部电影还会更厉害。厉害到哪去呢？把整个生物圈杀干净？这真叫我反感，所以我决定放弃科幻号街车，停下来去写散文。最近卫星频道里在放一部愚蠢顶透的系列剧叫“星际旅行”。我不明白，世界上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多，有必要去想象那些不实在的东西吗？
问：十五年前你写过Wizja lokalna（蕤冰按出版于1985年，未被翻译成英语），说的是有一个星球被两种对立的超级力量所统治，一个是独裁的Kurdlandia，另一个是自由的Luzania，两者基于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Luzania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对此您怎么看？
莱姆：和你说的不太一样。我当时想描绘的是波普式的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的对抗。看起来开放世界并不太开放，因为在那儿金钱统治一切。要是没有其他价值，这就不好。现在经济甚至能对艺术作出判决——你有时可以看见书上有这样的标志：“已售出一百万册”。这是哪种广告？我开书店就是因为有一百万人买了某本书吗？我不喜欢这样（的想法）。
说到Kurdlandia（？蕤冰按），我喜欢这样一种想法，某种生物生存在巨兽体内。……受压迫者以受到压迫为荣。让我们以苏联和二战为例，许多英雄和将军直接从古拉格的集中营被拉上前线，比如Rokossovski（？）将军。最好的例子是著名火箭工程师谢尔盖科若洛夫，这个人把加加林送上了太空，他就是在苏联的劳改营里设计火箭的。著名物理学家郎道被救了下来，因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卡皮卡给他撑腰。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没有毛主席管着他就不快活，有些人又想要绝对的自由。
金玉其外，必然败絮其中（Behind every glorious facade there is always hidden something ugly）。当你读到，是那些教养良好，作风民主的德国人卖给了Khaddafi（麻原彰晃？）整套生产沙林毒气的设备，你就不想再用William Wharton（？）的手法写什么浪漫小说了。我总是希望世界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但是现在我放弃了希望。人们利用他们争取来的自由干着龌龊的事情。
蕤冰按：1、本访谈选自网络。从访谈内容看，Lem可以用德语写作，没有问题。但是，我不能判断，这是一次用英语完成的访谈，还是整理后译成英文。2、从Lem的某些回答来看，似乎是日本记者对他进行的这次访谈。Lem的言词有诸多不连贯处，我怀疑是记者在刊载访谈时做了较大删改。3、原文的英文非常简单，我在翻译的时候也尽可能口语化。4、我不想指出莱姆的这篇访谈与韩松的《态度是超越荒谬的一种武器》等等文章中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多么相似——这应当由读者您自己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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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书不但显示出您的博学和想象力，而且还有幽默感。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一点来分析您的著作。
莱姆：我使用幽默有很多原因。首先，一些题材不适合严肃地处理，比如遗传学问题。我在“星际旅行日记”中描写的那些古怪骷髅（蕤冰按，莱姆似乎非常喜欢骷髅。在他的画中，经常有骷髅的形象。）的丑态都是为了让这个主题不要那么吓人。当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还没有朋克，没人剪鸡冠头，年轻人也不在脸上涂油彩。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人们真的控制了人类遗传，这样的怪物就会出现。人类的不负责任会把我们领向一个疯狂的局面。为了表达这种疯狂局面，我不得不轻松点（create a pattern of levity）。
另外一点就是我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成的，我得顾及审查制度。例如说，当我在《Edukacja Cyfrania》中写到第一个冷冻人的时候——那是一个管弦乐团，团员一个个地被野蛮的Goryllium吃掉，但是每个人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得不用插科打诨作伪装，并且加入了第二个冷冻人的故事，后者没有隐藏起来的政治含义。这样出版这个故事就会更容易些。我不得不经常使用这样的花招。
要是你试着分析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著作——斯大林……或是Krustschev的化冻期——你当然会发现一些联系。一方面，我总是试图尽可能的独立。很自然，我不喜欢极权主义，那些想让人类高兴起来的想法在我看来都是够疯的。我试着揭露这些想法是多么荒谬。这就是我的那些主人公失败的根源，他们在改造世界的路上死得很难看。有些人用昵称化名伪装起来了。Malapucyus Pandemonius就是卡尔马克思，《Wizja lokalna》中的Gengenx是恩格斯。有趣的是他们很少被认出来。《主人的声音》完全不是一个幽默故事，书中有一位负责监督科学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Wilhelm Eeney，他其实是Janusz Wilhelmi，当时的波兰文化部长。没人认出他来。这就是作家的乐趣：他可以在书中留 下这样加了密的信息。
由此，在我的书中有两种幽默，一种是用来伪装的幌子，另一种是小规模抵抗，作者可以借此与周围的现实展开较量。我不得不加入一些我没明白的东西（蕤冰按原文I have to add something which I cannot understand.费解）。你看这个书架里有一些我著作的日文译本。日本人永远也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幽默。对他们来说，我的书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星际旅行日记”在日本印刷过，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这本书太严肃了。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陌生的文化。
另一方面，斯大林时期我曾经和妻子去过一趟布拉格。我们不懂，为什么在这个制度下你不能到你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不能住旅馆。所有的旅馆都“满”了。但是在Vinohrady有一个旅馆前台服务生，他告诉我们没有房间之后在我的护照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您写过《伊甸园》？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他给了我们钥匙。在某些情况下外国读者可以非常好地读懂你的小说，因为他们来自铁幕的同一边。
问：这可以作为另一此访谈的主题了：在多大程度上您的文章是可以翻译的？
莱姆：唔，比起译者的功力，翻译更依赖于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我不懂日语，我也不知道日本读者从我的书中读出了些什么。我的读者群是在移动的。以前有段时间我在东德非常流行，他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所有隐藏起来的政治信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制度。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的作品没有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失去生命力。
我总是非常关心波兰语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我成功地帮助两位波兰作者打入德国市场，但是他们现在用德语写作了。我只用德语写过几篇短文。其中一篇是与Leszek Kolakowski论战的文章，不得不发表在德语报纸上，好让他答复。
不是每个人都有托马斯•曼那样足够的精力，他向译者口授了《魔山》的英译。前段时间我在奥地利有一位非常好的译者，崔墨茫先生。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古怪的误读。美国有些受过教育的女人，从雅克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出发，在我的文章里发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意味，其实不过是英语不同的表达习惯造成的罢了。
地区差异有的时候很滑稽。德国的百科全书称我是“哲学家”，我在那儿比在波兰更流行。俄国出版了我的文集，感兴趣的主要是科学家。而在波兰我主要被人看成是一个儿童作家：《Pirx》和《机器人之书》被选作初中读物了。诺贝尔奖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一位作家广为人知【诺贝尔奖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大家理解一位作家提供了common way】。我不能说我会喜欢这样的处境，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本书诞生了，然后就满世界乱逛，像个孩子似的。1987年以后我就封笔了，有的时候写写小故事，因为大家强烈要求我写。我现在为Tygodnik Powszechny和PC杂志写点散文。
问：A propos PC:我没有在您的房间里看到电脑……
莱姆：那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我住的地方经常停电，依赖计算机对我没好处。现在我在花园里安了一部发电机，接下来打算配电脑和传真机。我12岁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台安德伍德牌打字机，我一直用直到铅字彻底报废。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用机械打印机打出来的。我的朋友Slawomir Mrozek有一台电脑，但是他还是用笔写。你用什么东西写，这完全没关系，唯一重要的是你写什么。能代替作家写作的机器还没有发明，而且可能永远也发明不出来。
问：但就没一点你不喜欢技术进步的原因吗？
莱姆：我确实不喜欢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科技的惊人成就来满足自己猥琐的需要。就拿英特网上的裸体图片来说吧。我并不以裸体图片为敌，我自己就有妇产科执业经历，看到裸体女人我也不会震惊。但是网络本该用来链接各所大学，为迅速交换科学数据服务，实际上更经常被用来交换色情图片。其他技术呢？看看semtex：今天要炸掉一架飞机也太容易了！我不反对进步，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人类在用进步满足一些可耻的目的。看看那些bloodstained area，例如非洲。那里的所有武器都来自文明国家。我今天刚读了《先驱论坛报》，上面说俄国人向要卖给美国人几吨浓缩铀，那玩意只能用来制造核弹头。无论考虑到常识还是“国家理由”，美国人都该买下它们以防落入潜在敌人之手，但是美国人却说他们在别处买会更便宜。不管哪次，只要自由市场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理由发生冲突，市场都会赢。
我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的基础，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威胁。让我们以版权为例。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出让了Cyberiada一书的所有权利，但是我的美国代理商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发现了法律空白。版权合同签定的时候还没有计算机，而现在我们还可以出售以CD－ROM为载体的Cyberiada的出版权。但是这没什么重要的。美国把毒刺导弹卖给阿富汗，用来打苏联直升机，现在全世界都是毒刺导弹，美国人吓坏了，（因为）它们也可以用来打美国的民航客机。市场规律无处不在。德国性工业女王比特•乌瑟每年要出售六百万个各种各样的性器具，这也是技术。他们说性交娃娃很快就要配备人工智能了，我不相信，因为性交并不需要智能。那些迷恋人工的男男女女现在还用人工手来手淫。只是现在还没有人工孩子。
英特网或者万维网我不感兴趣。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人没必要知道太多信息。如果一个人在自家房顶上装了一个卫星天线他很快就会发现，世界上没什么在发生，除了强奸和杀人。（而且在）不断升级。以前犯罪显得很节制——看看Al Capone，不过杀了20几个人。现在我们有了《天煞》，外星人的飞船几乎把全人类都杀光了！一些美国制片人宣布他的下一部电影还会更厉害。厉害到哪去呢？把整个生物圈杀干净？这真叫我反感，所以我决定放弃科幻号街车，停下来去写散文。最近卫星频道里在放一部愚蠢顶透的系列剧叫“星际旅行”。我不明白，世界上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多，有必要去想象那些不实在的东西吗？
问：十五年前你写过Wizja lokalna（蕤冰按出版于1985年，未被翻译成英语），说的是有一个星球被两种对立的超级力量所统治，一个是独裁的Kurdlandia，另一个是自由的Luzania，两者基于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Luzania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对此您怎么看？
莱姆：和你说的不太一样。我当时想描绘的是波普式的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的对抗。看起来开放世界并不太开放，因为在那儿金钱统治一切。要是没有其他价值，这就不好。现在经济甚至能对艺术作出判决——你有时可以看见书上有这样的标志：“已售出一百万册”。这是哪种广告？我开书店就是因为有一百万人买了某本书吗？我不喜欢这样（的想法）。
说到Kurdlandia（？蕤冰按），我喜欢这样一种想法，某种生物生存在巨兽体内。……受压迫者以受到压迫为荣。让我们以苏联和二战为例，许多英雄和将军直接从古拉格的集中营被拉上前线，比如Rokossovski（？）将军。最好的例子是著名火箭工程师谢尔盖科若洛夫，这个人把加加林送上了太空，他就是在苏联的劳改营里设计火箭的。著名物理学家郎道被救了下来，因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卡皮卡给他撑腰。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没有毛主席管着他就不快活，有些人又想要绝对的自由。
金玉其外，必然败絮其中（Behind every glorious facade there is always hidden something ugly）。当你读到，是那些教养良好，作风民主的德国人卖给了Khaddafi（麻原彰晃？）整套生产沙林毒气的设备，你就不想再用William Wharton（？）的手法写什么浪漫小说了。我总是希望世界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但是现在我放弃了希望。人们利用他们争取来的自由干着龌龊的事情。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