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

今年9月开启了周末研究生的生活，本来以为所有的老师和课程都是水水的，哪曾想，我居然比本科时上课还要认真，从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到公共政策分析，社建，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再加上闹了半年的hk风波，10月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看到的那颗五角星，越发勾起了我对二战结束后至今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关注。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时代也挺好，当你提出“为什么”的时候，只要你愿意去翻阅，总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这点，我还是真的要谢谢某个人的影响呢。

对于这类非虚构的书籍，书评就不再是我有什么感受，而应该是它解开了我的哪些疑问。能把这些思考梳理一遍，也不枉我花了2周看完这将近600页了。在公共管理学中，最强调的莫过于决策，而决策的本质就是管理。本书从冷战时期发生的中苏结盟-抗美援朝-炮击金门-援越抗美-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正常化，分析了我国决策相关的变化。分析过程和结论，说大了是为后来的决策者提供思路和经验教训，但说白了也只是满足我的好奇心罢了。

一。冷战相关决策目的的变化：在中苏结盟和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线，在苏联的支持下（其实就是坚决服从斯大林），在对开展指导东亚社会主义发展的憧憬下，站在一个很高的意识形态角度，完成了相关的决策。到炮击金门和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已逐渐发现，苏联或者并不是那么的可靠，于是这期间的决策目的，主要是保护国土安全；炮击金门从进攻到防御，于是保护东南沿海-解放台湾的两步走计划因为“防御”最终只完成了前面部分；援越抗美从字面上也看得出与抗美援朝之间的轻重缓急之区别了，而且领导人也相对于抗美援朝时期少了很多豪言壮语，多了些谨慎，强调的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派出援军。之后的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也是因为决策的目的变为了“中美苏三国间的均势”，当领导人意识到“意识形态不等于国家”的时候，完成三国之间的三角均势关系，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才是中国的立足之道啊。

二。冷战时期决策人的变化：书中提到过，在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已形成了少数几人决策层做出决策的形式。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因为在各方面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对每天都在改变的世界局势有独到的见解，或多或少也没有逃出少数几人做决策的决策圈。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决策人也开始有了变化，这里就要祭出作者写的一段类似韩剧《偶然发生的一天》主旨的话（且全书提到过两次）：叙述历史如同观看一部戏剧，须知道有时导演为了剧情需要而将灯光聚焦在一个角色身上，以致观众看不到舞台上的全部场景和其他角色，但绝不能在一场大戏中从头至尾都将灯光聚焦于一人或一处。

三。冷战时期影响决策的因素：影响因素的分析指标，无非就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但全书逻辑更清楚的，主要是外部环境分析。就国外而言，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武力镇压（尤其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制裁，都让中国体会到了苏联带来的压迫感；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的挑衅，在中印自卫战中对印度的支持，对中方领导人的公开批评，更加说明了“意识形态不等于国家”的事实，也让中方认识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而冷战的另一阵营的美国，也无数次和中国示好，以求缓和中美关系，这也是更加说明，只有在建立三国均势之后，对各个国家才是最有益的。

四。还有关注到的其他几个小tips：1.在决策发展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中方已经意识到，在和平年代，军事行动是服从于政治和外交的，这和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行动已经完全不同了，考虑的因素也更多了。2.冷战期间，好几次军事上的摩擦，都是因为“认为”对方会发起战争，这种“认为”是非常容易导致战争的爆发的。3.其实吧，书里说了无数次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公开的档案还不够充分，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只能推测到这里，至于最后是佐证我的猜想还是打我的脸，那就那个时候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