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攀 |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探索自身命运，对抗虚无主义

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我国学术、出版界的盛事。虽然我国学者合著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已初步介绍了这本著作，但中文全译却迟至去年年底方才与我国读者见面。当然，这仍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科拉科夫斯基1927年出生在波兰的拉多姆（Radom），年轻时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在纳粹占领波兰时期从事地下活动。二战后，他作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理论家而知名，并积极参与了波兰党组织的一系列批判其他思潮的活动（他在本书中对此表示了忏悔）。1950年代初期，科拉科夫斯基逐渐和波兰党的正统拉开距离，参与了当时东欧的改革思潮。1968年，科拉科夫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最终分道扬镳，随后移居西方，在多所大学内担任教职，做研究工作。1976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在西方出版，给科拉科夫斯基带来了国际性声誉。除此之外，他的哲学著述，尤其是宗教哲学方面的著述也很多，而且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Tales from Kingdom of Lailonia and The Key to Heaven）就是他写的一本和《1984》主题类似的短篇故事集。

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科拉科夫斯基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起源，并且讨论了截至1970年代初世界各地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除了列宁、托洛茨基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人比较熟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卢森堡、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也包括了克齐维茨基、勃若佐夫斯基、拉布里奥拉等中国人不那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本书并没有覆盖世界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例如，书中完全没有涉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美国《每月评论》的斯威齐（Paul Sweezy）、巴兰（Paul Baran）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如佩里·安德森、希尔（Christopher Hill）、E. P. 汤普森等，以及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统统付之阙如。总之，欧洲大陆地区之外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运动都没有进入本书作者的视野，马克思之后（或者说第二国际之后）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中也难觅踪影。在这个意义上，书名似乎应该加上“欧洲”这个限定语。

欧洲大陆范围之内，本书还遗漏了几位比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荷兰的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他的姓名只在本书第二、三卷里提到几次）以及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的作者罗斯道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等。由于截至1970年代为止，1980年代之后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也都没有论及。这些都是本书的缺憾。

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理论体系；第二卷讨论的是十九世纪末期的马克思主义，截至列宁主义的兴起和俄国革命；第三卷则是讨论一战之后直到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笔者以为，在这三卷中，学术意义和价值最高的是第一卷。在第一卷中，科拉科夫斯基探讨了马克思思想的演变、青年黑格尔派的状况、辩证法的起源、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等等。由于本书写作的时候，“异化”这个概念在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中十分热门，科拉科夫斯基也专门讨论了这个概念。在本卷的末尾，科拉科夫斯基总结了他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母题”：（哲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性人文主义（当然，是集体性的）；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但是在笔者看来，科拉科夫斯基在讨论这三个“母题”的时候没有充分讨论这三个“母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科拉科夫斯基自己也承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他还承认，马克思并没有接受全部浪漫主义思潮。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的浪漫主义这个“母题”的影响究竟大到什么程度？这个“母题”和另两个“母题”是如何协调起来的？科拉科夫斯基并没有给出很好的阐释。

在第二卷里，科拉科夫斯基探讨了十九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状况，一直到十月革命为止，重点关注德国和苏俄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重镇。他首先讨论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的三股主要力量：考茨基的“正统派”、卢森堡的革命左翼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但是在笔者看来，科拉科夫斯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然很不完整。他讨论的主要标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或哲学，而是政治——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本书的第一卷和第二、三卷之间是“断裂”的。虽然他也指出了考茨基的“理论正统派”在政治上不一定是正统，但是科拉科夫斯基却没有讨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这种路数在政治上导致的后果。例如，大家都知道，一战之前，第二国际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通过了两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很明显，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都没有遵守、执行这两个决议。一战之后，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生命乃至整个德国革命为代价和德国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压制了德国（和当时的俄国一样）风起云涌的工人委员会运动，参加了立宪会议和魏玛的政治活动，但是，德国资产阶级乃至保守派并没有因此放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马上就是卡普政变以及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熬过了几次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之后，好不容易暂且稳定下来的魏玛共和国中，资产阶级和保守派仍然磨刀霍霍。例如德国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就一直以推翻魏玛共和国为目标，并最终找到了希特勒这个盟友；德国的右翼知识分子也发动了所谓“保守主义革命”，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也是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对抗（关于这段时间的历史，见Hermann Beck, The Fateful Alliance;Jeffrey Herf,Reactionary Modernism; Benjamin Lapp,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最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组成的“魏玛联盟”在大批成员（多为自由主义者）转向纳粹的过程中分崩离析，魏玛共和国也在我们都知道的希特勒上台中进入了历史。

不仅德国如此，奥地利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黑色维也纳”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睡梦中不断发展，并最终消灭了“红色维也纳”。二战后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并未发生重大改变。在科拉科夫斯基写作本书的时候，战后的福利国家也遇到了重大危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智利进入政治实践。科拉科夫斯基在讨论苏联模式以及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时候特别突出了政治问题和政治标准，但是在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则完全回避了上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标准。接下来，在讨论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后，科拉科夫斯基用了本卷三分之一的篇幅，亦即六个专门章节讨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虽然科拉科夫斯基花费了大量篇幅讨论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重点还是政治，亦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巅峰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讨论十月革命的时候，科拉科夫斯基也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忽略了这个时期俄国工人的自发运动，特别是自发占领工厂等运动。总的来说，科拉科夫斯基似乎还是更擅长理论探讨，而不是政治评论。

在本书第三卷中，科拉科夫斯基则讨论了十月革命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在笔者看来，就事实而言，科拉科夫斯基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是大体准确的。但是，科拉科夫斯基在评价苏联的时候过于机械了，过于“决定论”了。这也影响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不过，本卷的重点则是一般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亦即卢卡奇等人的观点。笔者以为，科拉科夫斯基在讨论卢卡奇的时候，遗漏了他的晚年著作《民主化的过程》。这样一来，科拉科夫斯基对卢卡奇观点的结论，亦即“绝对的教条主义”，恐怕要做相当程度的修改。而且，科拉科夫斯基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在笔者看来都有斯大林模式的浓厚阴影，亦即他总是想方设法地从中找到斯大林模式的蛛丝马迹，这无疑也影响了科拉科夫斯基所做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虽然科拉科夫斯基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评得很激烈，但是他自己对十月革命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奉行的正是他对阿多诺哲学的分析结论：总体否定，而且正因为其总体性，没有内容。

科拉科夫斯基在本书中总结了他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母题”，那么笔者也可以总结一下科拉科夫斯基这本书的“母题”。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母题”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苏联模式“回溯”，亦即以苏联模式为起点，从后往前进行“回溯”，以苏联模式为标准进行取舍和判断，寻找历史上苏联模式的一切可能的蛛丝马迹和“影响因子”，追求绝对“纯洁”（就像东欧自由主义反对派日后追求社会乃至历史的“纯洁”那样）。这种做法我们似曾相识，科拉科夫斯基自己在作为波兰党的理论家的时候针对其他思潮采取的大概就是同类手法，他在本书里，特别是本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里只是掉转了方向。科拉科夫斯基的波兰同胞，前述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多伊彻曾经总结过“前共产党员意识”。就像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对雅各宾派幻灭之后，转而强烈支持英国对本国的雅各宾派采取镇压措施一样，对苏联模式幻灭了的“前共产党员”在表达“忏悔”的同时，通常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强烈拥趸。而且，正因为这些“前共产党员”必须证明自己转变的正当性，他们通常支持的甚至不是改良主义，而是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在目前来说就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这通常表现为“没有社会的政治”或者说“去社会的政治”），并且比一般的右翼更加强烈地否定，特别是从道德上否定对资本主义的任何“侵犯”。另外，科拉科夫斯基在本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所做的结论也难以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例如，1968年起全球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科拉科夫斯基在本书中只是讨论“新左派”的时候一笔带过，但是，这场运动在科拉科夫斯基写作本书之前已经深入发展成工人运动，并且对福利国家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换言之，在科拉科夫斯基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和他的结论相反，马克思主义仍然激励着尤其是西方的解放性社会运动。科拉科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忽视无疑将损害他的结论的可靠性。

科拉科夫斯基的描述并不仅仅存在事实问题，在本书出版之前的1973年，智利已经发生了政变，新自由主义随着皮诺切特政权的种种强制措施进入政治实践。在本书出版之后不久，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也陆续全面铺开。工人运动曾经取得的一些成果随之丧失殆尽，西方乃至世界各地的社会分化又在不断加剧、恶化，社会民主党一以贯之地作为资本主义的马前卒活动，苏联各加盟国家和中东欧各国也没有真正地转到他们想要转的“轨”上去，而是走向了寡头政治乃至更糟糕的极右翼政治，种族主义等也卷土重来。虽然自由主义者常常以所谓“人类的不完善”为某一特定社会经济制度辩护，但是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不完善”总是让一些人获益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受损”——这种“不完善性”实际上成了现实不平等与其他种种的挡箭牌。而且，强调“不完善性”，并进而否定现实中“希望”的可能性之后，不仅非理性主义获得了温床（参见卢卡奇《理性的毁灭》），被启蒙运动赶跑了的宗教又被请了回来。事实上，科拉科夫斯基自己就有这个方面的倾向，在另一本著作《宗教》里，他就探讨了上帝的存在，认为为了保证事物的真实性，一个不会犯错的主体必须存在。不过，就算我们不谈中世纪，对近代史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宗教政治远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美好。例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天主教运动就和纳粹（以及奥地利的舒士尼格-多尔弗斯等政权）关系暧昧。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所造成的后果，也与科拉科夫斯基及其同道的设想正好相反。

虽然书名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科拉科夫斯基讨论的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法国的索列尔（Georges Sorel）一般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在我看来，作者讨论索列尔并不是为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而是为了指出虚无主义的问题。虚无主义的特点是只提出否定而不进行任何“肯定”，不提出有效的替代性方案（无论是思潮还是制度）。回到本文开头，科拉科夫斯基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母题”，其实就代表着人类不再匍匐在神的脚下，探索自身命运，对抗虚无主义。只要人们仍然深受社会结构带来的痛苦，仍然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人们的探索就不会停止，解放性的运动就不会停止，历史也就不会终结。

原载“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