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教练Ⅱ级
联读版#速读二进制Ⅱ# 0/禅熵：降低期望值（Zenentropy） 1/心流：关键词脑暴（Flowstorm） D34 (帝师私教○|●书香世家《学霸联机协作：亲子速读×高效写作×即兴表达》∞《读家教练认证：心读·树读·联读·深读·心联网读》5027-5031/25000本“终身阅读长征录”) 158/1800 《豪门兴衰：香港商业百年》杜博奇 全书字数：128千字 速标时长：6分钟（23040字/分钟） 心读指数：★★★★★ 定价：38元 书摘： · 四大百货 马应彪显然抓住了爱默生所说的“商人的诀窍”——“把一种货物从丰富的地方贩到稀少昂贵的地方”——从贩运时兴果蔬中赚取丰厚利润，将永生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悉尼商界声誉鹊起。 马应彪似乎具有一种发现“价值洼地”的独到眼光，不与时俗同流合污，每每反其道而行，往往收获奇效，当初选址香港德辅道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一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此地位处五岔路口，向北有电车直通上海火车站，大量行人旅客从此经过，消费需求巨大，南面则是上海富人区，存在大量潜在优质客户，因此大有发展为繁荣商业中心的资质。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度尽劫波。后来，郭乐、郭泉的侄子郭棣活赢娶马应彪之女马锦超为妻，两家关系更上一层了。 四大百货均为香山籍澳洲华侨创办，除新新是在上海向南京国民政府登记注册外，先施、永安、大新均在香港向港英政府登记注册，名义上属于英资。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永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取消保护”，郭氏转而寻求美国保护，并派人前往美国登记，不料珍珠港事件引爆太平洋战争，日美成为敌对国，永安大楼所挂星条旗成为灾祸之源，永安被日军强行接管，郭氏四处打点，向汪精卫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这才恢复永安管理权，但损失财产已不可追。而此时，先施和大新早已经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接管，营业几乎陷入瘫痪。 · 船王 1956年，环球轮船成立第二年，包玉刚赢得汇丰银行会计部主任桑达士（Saunders）的信任，从汇丰银行获得一笔贷款，订购6艘货轮，仅仅一年，包氏旗下船只便增加到7艘。在此之前，汇丰一直坚持“不借贷给轮船公司”，尚属无名之辈的包玉刚何以令汇丰为他破了戒条？原来，包玉刚并不像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那样直接参与经营，而是采取出租策略，将轮船出租给有需要的航运公司。这样一来，不必承担航运各种风险，经营压力骤然下降。到香港租船的主要是日本人。二战时日本船只几乎损失殆尽，造船工业也遭致沉重打击。到195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进出口贸易日益繁荣，大量货物待运，船只需求量猛增，但日本人拿不出去钱去订购新船，只得租赁。与此同时，香港航运业“有船无货”，大批轮船闲置，刚好与日本“有货无船”的状况形成互补，双方一拍即合，建立租赁关系。 当时香港的轮船租赁行业流行计时租赁，是根据当时的需求情况制定租金标准，需求旺盛时租金高，需求不足时租金低，具有极强的变动性。包玉刚没有选择这种模式，而是采取长租策略，按照双方协定的固定租金出租一定年限，这意味着自动放弃旺季的高额利润。正是这个在同行眼中十分幼稚的举动，让他赢得了桑达士的认可，最终帮助包玉刚敲开汇丰银行的大门。个中原因并不难解。“计时租赁”制度下，人人都盯着旺季的高额租金，宁可让轮船在淡季荒废掉。而包玉刚认为：“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毋宁说是负债”。与其追求一时的高利润，不如将轮船长租出去，这样收入虽然不会很高，但稳定可靠，平均利润也不少。而对放贷银行来说，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借贷者一时的经营状况，而是长久稳定的还贷能力。 · 赌王 卢家在广东吃过亏，对广东赌界有不少成见，卢九死后，广东一度戒赌，开禁之后霍芝庭成为赌王，势力远在卢家之上。卢家担心引狼入室，但在范洁朋的极力劝说下，还是放下姿态，与霍芝庭详谈。霍芝庭提出三条建议：一、拉江湖势力入伙，以免滋生事端；二、拉香港商人入伙，以备将来向香港扩张；三、拉动交通、酒店建设，带动经济，为葡澳政府解难纾困，借此向总督示好。这三条方案，既可化解当前难题，又为日后谋划好出路，赢得卢、萧、范三方一致赞同。1930年，以卢家、萧瀛洲、范洁朋三人为首，霍芝庭拉入香港富豪李声炬、澳门大户何十等人，联合组建豪兴娱乐公司。经过一番厮杀，最终以80万澳门元拿下澳门赌业牌照。随后豪兴公司对澳门赌业进行重组。豪兴公司将澳门当时最豪华的中央酒店租下，耗费巨资重新装修一番，设立不同类型、等级的经营空间，既有针对贵宾客户的豪华赌场，又有面向普通赌客的赌馆大厅，从番摊、牌九到彩票、骰宝，赌博类型应有尽有，几乎可以满足各类赌客的一站式需求。为刺激消费，豪兴公司采取开放式经营，免收进场费、酒水费，还附设烟馆、客房等服务设置。更令人叫绝的是，豪兴公司斥资购入一艘退役驱逐舰，改装为客轮，往来港澳之间运送赌客，由此一招，港澳之间航程从4小时缩短到2小时，备受香港赌客欢迎。 1930年代初期，受大萧条影响，世界多数产糖国大力削减产能，设备制造商制糖机器销量大减。陈济棠利用这个机会，低价采购设备，在广东揭阳、顺德等地投资建立了大批官方制糖厂。在这些糖厂建成之前，广东市场上充斥着大量进口食糖，利润几乎被太古、怡和等洋行占尽。陈济棠暗中命人从香港走私白糖谋取暴利。那时，广州人熟知的“五羊牌”食糖即是陈氏的走私货，据说陈济棠特地派遣三艘武装桅杆船从香港太古洋行走私，装入“五羊牌新造糖厂出品”的麻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除了这棵“摇钱树”，鸦片业、赌博业的税收也非常惊人。光收赌捐，每月就有200多万银元，鸦片各项收入，每月在250万元以上。 霍英东原名霍官泰，是香港原住民，祖上世代为船户，在港澳间运输货物为生，全家人以船为家。他7岁时，两个哥哥在风暴中丧命，父亲不久患病身亡，一家人弃舟登陆，搬进香港的贫民窟。霍英东有一个颇识大体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一走了之，反而含辛茹苦把他送入学校。1936年，13岁的霍英东考入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他在皇仁书院读书五年，直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才被迫中止学业。此后，霍英东一头扎到残酷的现实中，为了谋生而不择职业，他当过铁匠、铆工、杂役，还尝试过汽车修理、轮船司炉和经营杂货摊，而在启德机场当搬运工的短暂经历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最后，他又重操家族旧业，做起驳船的营生。如果以上还不能彰显命运对霍英东的残酷，那么一次为了微薄收入的海上冒险几乎让他丢掉性命。有一年夏天，霍英东组织一帮难兄难弟出海去寻找一种可以制药的“海人草”，结果误入东沙群岛，被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忍饥挨饿大半年，最后被路过轮船搭救才死里逃生。此事显示了霍英东年轻时激进冒险的一面，为了赚取改善生计的资金，他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朝鲜战争爆发后，霍英东突破“禁运”封锁，向大陆运送大量“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物资。他八十大寿时回忆道：“从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这段隐秘经历一定让霍英东获利不菲，以至于背上“走私发家”的指控。实际上，许多香港豪门均或多或少参与其中，霍英东只不过是最惹眼的一个。他先是用简陋帆船向澳门南光公司——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实际上是一家中资背景的贸易公司，何贤、马万祺等澳门华商出面维持——运输石油，因信誉良好而建立稳固供应关系，后来又被介绍给老牌央企香港华润公司。华润采购的大量物资便是通过霍英东之手运往澳门南光公司，然后源源不断流入大陆。 霍英东投身房地产业，首创“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在香港地产界一骑绝尘，成为战后地产大亨。 1988年，叶汉动了海上开赌的心思，斥资550万港元，租下一艘五星级邮轮，又花费200多万装修一番，改造成集赌博、购物、娱乐为一体的豪华赌船，即“东方公主号”[插图]。相比陆上赌场，公海赌博的最大好处在于不必缴纳赌税，不受哪国法律约束，赌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花天酒地，不用担心警察上门打扰。“东方公主号”8层的庞大船身有充足的空间装下游戏厅、电影院、免税店、按摩院、娱乐场、赌博厅，无计其数的客房，以及少量专为尊贵客人预留的豪华套房。要熟悉船内的格局，少说也要3天时间。玩转全部项目，则要更多时间。叶汉在香港、澳门大小报纸刊登广告，将“东方公主号”的信息公之于公，还打出一则极富煽动力的广告语：“只要你有备而来，就可能满载而归。”港澳两地赌徒蠢蠢欲动，纷纷登上“东方公主号”消费。结果，“东方公主号”开赌仅仅一周，澳娱公司的生意便大受影响。由于“东方公主号”只在香港、澳门拉客，然后驶往公海开赌，不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任何一方的管辖范围之内。何鸿燊动用各类关系，但两岸三地监管机构均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正当何鸿燊无计可施之时，一股公海赌博之风悄然兴起，并从此长盛不衰。公海赌博不必申请牌照，不受政府监管，让那些被一张赌牌挡在门外的投资者看到希望。一时间，“利达王子号”、“金公主邮轮”、“海豚之星号”、“丽都之星号”、“伊丽沙白二号”等赌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邮轮背后不乏日本、印尼的大型财团，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对陆上赌场构成巨大冲击。澳娱公司客户被吸走大半，生意逐年下滑。最后，就连何鸿燊也加入进来，于1998年添置两艘赌船“集美号”、“澳玛号”，参与公海赌博。而此时，叶汉早已安然作古了。 患上癌症后，霍英东坚持“冷热疗法”，每日在冰冷的水池和暴热的桑拿房中交替浸泡，从未间断，最后竟奇迹般战胜淋巴癌，将生命延长了20多年。 最终在2012年8月，包括长房三兄弟在内的16名家族成员握手言和，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他们共同背弃了霍英东“死后20年内不准分家”的遗嘱，将他留下的300亿港元资产瓜分殆尽。 · 影视 围绕“首都戏院”的争夺，与其说是一城一池的攻掠，不如说两种理念的交锋——无论电影生产，还是院线扩张，邵氏兄弟均是以量取胜，他们敢于打硬仗，也善于打硬仗，经营色彩具有鲜明的扩张性和侵略性，代表了传统商人进取的一面。相比而言，陆运涛更倾向于以质取胜，一帆风顺的经历和精英教育让他忽略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在经营上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人不见得取得商业成功，却极有可能给一个行业带来新的气象，甚至引发行业革命。陆运涛从欧美引进宽屏银幕、新式放映机、高级音响、空调设备和高级座椅，着力打造技术先进、设备完善、环境优越的现代化影院，让电影变成一种“高尚的娱乐”。他最得意的“奥迪安戏院”采用美国进口的约克牌空调，技术先进的GB-Kele放映机，并为听力障碍者提供特制耳机，影院附设大型停车场、西式咖啡厅，丝毫不逊于邵逸夫掌管的“首都戏院”。陆运涛作风稳健，并不急于扩张，每购入或新建一家戏院，均力争在品质上达到一流，上座率亦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冥冥之中抓住了观众的消费心理——同等水平的消费，大多数人宁愿选择环境好的那家。因此，在与拥有上百家戏院的邵氏兄弟的竞争中，陆运涛并不落下风。 熟知邵逸夫、邹文怀经历的张彻曾这样评价两人：“无邵逸夫的勤奋，香港电影不能如此‘高速起飞’，形成继好莱坞之后的‘制造梦境的工场’；无邹文怀的善于放权，不能从工场解脱而迅速建立独立制片人制度，在工场衰落后，香港电影就不免会有一个时期处于低潮如美国、日本。两人先后相承，维持了香港电影二十余年的繁荣局面，不得不说是‘气运’。” · 幻影 豪门内讧的结局不外乎以下三类：一是重归于好，从此各安天命、相安无事；二是一方抓住另一方把柄大做文章，甚至不惜告上公堂，意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第三，双方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扳不倒谁，只能在僵持中等待机会，也许有朝一日恍然醒悟握手言和也说不定。然而，现实要残酷得多。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壮大繁衍的生物本能，不惜发动一切可能的争夺。分家的火苗一旦燃起，最终免不了玉石俱焚——这就是大多数故事的结局。 王德辉把华懋打造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多元化集团——购买地皮的资金来自贸易业务，地产开发由旗下建筑公司负责，还有相当于银行的财务公司为购楼者提供按揭，从购地、建造到装修、出售，华懋集团把控各个环节，形成一个“有进无出、稳赚不赔”的封闭体系，而作为这个体系的缔造者、管理者和超级大股东，王德辉自然也是它的最大受益者。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圣经》中的这句箴言成为王德辉、龚如心夫妇悲剧的最佳写照。 关系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商业经营必不可少的元素，在香港这样竞争激烈的地方更加至关重要。然而，金钱可以赠与、企业可以接班，关系却很难传承。许多豪门的衰落实际上是由于关系中断，丧失了话语权。因此，家族接班的关键在于避免关系的削弱。 · 家族 香港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牌照经济”，从地产、银行、电视、航空到基建，这些支柱型产业早已被掌握话语权的各大豪门瓜分殆尽，他们借此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进而将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几乎掌控了经济的方方面面。有两种力量可以打破僵化格局。一是外部竞争，一般发生在同行业之间，豪门争斗创造新的商业空间，比如陆运涛家族与邵逸夫家族的厮杀，或者外部竞争者加入，例如国际资本的涉足加剧了澳门博彩业变局；二是内部危机，通常由于权力斗争豪门望族盛极而衰，自我崩溃、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政商关系、人脉资源可继承性较小，往往伴随着权势人物的去世而结束，从而丧失话语权。总而言之，建立在家族企业基础上的商界豪门并非牢不可破。
书评： 家族企业 婚姻财富 传承保全 信托基金 自我增值 严厉之爱 做到最好 要么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