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云集》:乱世人民有奇哀
□尧育飞
因为鲁迅《灯下漫笔》的缘故,“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话很长一段时间都遭受不公正待遇。可是,对遭受严重暴力侵袭的人而言,发出这感叹实在正常不过。一个人假如生活在1860年的苏州和杭州,生活在19世纪60年代的山东高密,大概鲁迅也不能更改他做太平犬的信念。毕竟,彼时彼地,活着的人甚而比不上田野上自由的牛马。 晚清山东高密人孙凤云(1837—?)以所著《耕读堂集》和《辛丁纪乱册》(收入《孙凤云集》)为我们揭示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在那里,书生经常吃不饱,更遑论吃上肉了,所以他发出感叹:“屠儿常食肉,书生日忍饥。宁为屠儿妾,不作书生妻。”但他内心毕竟自负,想求一个来世名。偶尔吟得佳句,他就发狂起来:“古人得好句,胜于得好官。……异世求知己,取信非目前。”可是生活给他却是一波波沉甸甸的打击,以至于1906年除夕,他写下12首诗,吟咏的却全是老儒、老将、老农、老仆、老妾、老妓、老马、老牛、老犬、老骡、老驴、老猫。“老”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惊叹号,他仿佛中年以后的杜甫。“书卷塞胸中,岣偻若鞠躬。”其中最沉重的打击当数咸丰、同治年间的两次捻军兵燹。 咸丰十一年(1861),一股捻军从安徽窜入山东,袭扰青州、潍县一带。“两县难民,扶老携幼,千百成群,踉跄东窜,满城骚动。”逃难的民众四散奔走到乡野,不料各处村庄都在办团练自卫。团练的村民惊慌失措,就把难民误认为是捻匪,二话不说,直接坑杀。有的难民被大炮轰死,有的被乡团乱刀戳死。后有捻军追杀,前有乡团误杀,此时青州、潍县一带的百姓,真真是“被驱不异犬与鸡”了。 捻军大队人马杀到高密,身穿红色衣服,吹着竹号,呜呜咽咽,披发狞面,势如虎狼,形似鬼怪,恐怖十分。而许家庄的团练村民,却想出一招愚笨的办法。他们选了一个空旷的地方,“令男子持枪架炮,稳跕在外,童稚妇女,安放于内,名曰‘人围子’。”这等爱护妇女儿童的行为原本值得歌颂,可惜捻军杀到,“人围子”一下溃散,伤亡更为惨重。然而退一步讲,此时清朝正规军无影无踪,乱世中的百姓又能怎么办呢?自然有奋起反抗的英雄,如李仙庄的梁翔凤,外号“三大王”,在村里人和捻军在村头相持不下时,猛然拔出道旁一根巨大的木桩,飞空打了过去,一下子把捻军惊呆了。村民也趁势杀了几个捻匪,这才保住村庄。 可惜,兵燹之中,故作妖孽的人也不少。如胶州西南乡下河城,有绰号“红胡子”的妖人聚集数千山民,宣称要保护家园。但是,“红胡子”要求手下民众左手拿一把草兜,里面装着小石头,右手持一根桃树枝。“红胡子”声称遇到捻军,小石头抛出去可以“疾如飞炮”,而“桃枝杀贼,利如宝刀。”结果呢?捻军杀到,死伤惨重,“红胡子”也被杀身亡。愚昧者何能自救? 在高密遭遇捻军袭击之中,高密县令文熙起初虽然组织抵抗和防御,但是当典当铺被捻军抢掠之后,剩下的几万钱都被文县令抬到县衙门去了。1861年冬天,文县令卸任,就把这些钱财等物悉数用车运走。官员如此,老百姓焉能罢休!果然,好汉梁翔凤挺身而出,在姜庄把文县令的车截住,并把他搜刮的钱财悉数用来筑城堡。至此,孙凤云不仅拍案写道:“梁君,真快人也。” 同治六年(1867)捻军从河南窜入山东,再度袭击高密。山东巡抚丁宝桢带兵从胶州前往高密,一路上“居民居,食民食,役其丁壮,渔其妇女”,百姓苦不堪言,孙凤云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各营兵无日不进城骚扰,特殊于捻匪不杀人耳。”相较而言,官兵优于捻军仅仅在于不杀人。生活于这样的时代,高密人能怎么办?孙凤云只能以诗记下这惨不忍睹的世道:“血痕留断草,磷火照荒陂。”“人生在世上,真同水中沤。”在孙凤云看来,活在这样的世界,人生就好比一个水泡,可怜而渺小,难有什么盼头。于是,在同治七年(1868)李鸿章歼灭捻军头目张总愚(即张宗禹)后,他忍不住抄录李鸿章所写的奏疏,奏疏的最后一句是“从兹得睹升平,只有私衷庆忭而已。”他太想过上安稳的太平的小日子了。 经历过这几次战乱的高密人孙凤云彻底保守了,他已然变成鲁迅笔下那庆幸做太平年头奴隶的人了。以至于清末新政以来社会不断变化,孙凤云作诗《慨世怀丰、治年间中兴诸公》云:“群英济济今何在,文运应随国运衰。”于是,当辛亥革命来临时,他十分难过。诗作《辛亥纪乱》写道:“星光飞杀气,晓色带烽烟。不幸生斯世,遭逢悲暮年。”六十年甲子一周,大乱又让他遇到了,他无比绝望。在《辛亥冬自书诗集后》写下“此道从今应绝笔,集中难入伪朝诗。”居然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华民国称作伪朝,并因此伤心欲绝,发誓不再写诗了。以马克思主义史观看,孙凤云自然跟不上历史潮流,但设身处地,却不能不为他一生的遭遇感到悲哀。孙凤云孩童时期鸦片战争爆发,年轻时是捻军动乱,以后是胶州湾的各类帝国主义入侵,晚年又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次战乱。他没有活到1949年,一生都在短暂的安稳岁月和漫长的动荡阴影中度过,如此一来,社会状况的风吹草动难免让他胆战心惊。他只能沉湎于对“太平年代”的想象中,毕竟在现实中,他是“老夫呼天天不应,空对妻孥衰泪迸”。我想,倘若鲁迅在1861和孙凤云一起逃亡,大约《灯下漫笔》里对“宁做太平犬”的人就不会下笔那么重吧。
《齐鲁晚报》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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