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的读书报告-大一上学期入学写的基本上是内容梳理（译者照片镇楼）

书名：《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2 著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

3译者：金寿福 黄晓晨

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5页数：376页

6著者及译者解释：

著者：扬·阿斯曼，埃及学学者。1938年出生于吕贝克附近的朗格尔斯海姆（langelsheim),先后接受法国著名埃及学者波瑟内和德国著名埃及学者奥托的指导。后被聘为海德堡大学埃及学教授，2003年荣退。现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德国考古研究所和德国历史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扬·阿斯曼教授主要致力于埃及学研究，在其研究中适中贯通着对记忆的极大重视，他的著作《献给太阳神的赞歌》、《古代埃及赞美诗和祈祷文》、《底比斯墓里的太阳赞歌》《拉神与阿蒙神：埃及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时期多神信仰的危机》《玛阿特：古代埃及公正与长生之间的关系》《文化记忆》《古代埃及的死亡与来世》。中均有体现。而《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正是对其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内容“记忆研究”的系统的完整的阐释。该书语言精练准确，清晰的将“文化记忆”的相关理论表述出来，并且运用相关史实精当的论证，是思想丰富的一本好书。

金寿福，男，1964年生，埃及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古代埃及历史、古代文明比较、文化记忆等领域的研究，在美国、德国等国埃及学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近十篇，研究古代埃及官吏职业道德观的专著即将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已经完成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古代埃及亡灵书》，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埃及官吏制度》和北京市人才项目《古代埃及亡灵书研究》，翻译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等著作。

黄晓晨：女，助理研究员。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及文学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曾发表《文化记忆》、《空间、现代性与文化记忆》等。

7背景介绍

随着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史学的兴起，激发了对回忆和记忆为题的研究热潮。在电子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的现代(储存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的记忆得以保存，记忆不再必需要我们通过不时地回忆与评判才能消化，但记忆信息量确实发生了大爆炸，这对我们的保存记忆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那些曾亲历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与灾难的一代人逐渐过世，对于共同形成的集体记忆而言四十年意味着一个可能消失的门槛，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挑战，传统的文化记忆形式面临着挑战，这不得不呼唤对学者对回忆与记忆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横亘在当下这个时代。“新时代需要新史学！”阿斯曼教授的作品正是这样的一部回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斯曼夫妇组织了一批各个领域的学者，组建文字交流的考古学小组，并与康斯坦斯学派合作，开始了关于“口传”与“书写”的研究。多数学者当时主要关注文化的共时性，即把它视为进行协调和组织的系统。而阿斯曼教授等学者则试图关注文化的历时性，即它起到稳定作用和再生产的功能。文化如何经历世代交替和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保持一致性，换句话说，能够形成“历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1984-1985年，阿斯曼夫妇在柏林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在1985年的在柏林科学院举行的“正典与审查”的第二次研讨会中提出的《正典与审查》的导言便是本书的初稿。1987-1988年完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1992年出版发行。

8内容介绍：本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附加导论与结语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个案研究，第一部分共有3个章节，第二部分共有4个章节。必须要说的，笔者将着重根据自己的兴趣来介绍并夹杂笔者自己的思考。

导论：著者在导论中以《摩西五经》中的四次要求将仪式与律法的意义教授给子孙的场景引出了关于“我们”、“你们”、“我”的身份认同问题，通过了逾越节晚餐仪式上孩子们对于学习《米德拉什》提出的问题的差异揭示出了文化意义的延续和再生产问题。孩子们被纳入了“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历史与回忆中，形成“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历史与回忆中，形成我们的一份子。由此提出了本书研究的三个问题的关联，即回忆、认同、和文化的连续。它们将组成一种“凝聚性结构”（Konnektive Struktur）。其作用在时间与空间层面上，通过对重复过去的行动路线和将早期的某些重要事情的回忆“现时化”（vergegenwärtigen）促使人们形成了一个“象征意义共同体”。由于社会交往刺激了需要记载的记忆（文化信息）的过度膨胀，就必须要产生一个可以承载的具有可转移性与可寻回性外部载体。因而记录体系产生，进一步文字产生。文字的产生使得现时化占据了回忆过程的主导地位，“仪式关联性”过渡到了“文本关联性”，这种新的凝聚性结构由模仿和保持过渡到了阐释，这样便将文化信息纳入到了一个可塑的、有弹性的解释系统中。在导论中更为重要的是，阿斯曼对作为研究认识对象的“文化记忆”下了定义即对意义的传承，在文化记忆的空间，或多或少的涵盖了其他摹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与交往记忆。这样的文化记忆是区别与生理学上的记忆的。必须要说明的是，如果不提出这样研究对象的概念的话，研究是难以进行的。

在理论部分主要有三个重点，即回忆文化、书写文化、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这是一个递进的发展过程。在回忆文化的部分，扬·阿斯曼主要借鉴了法国哲学家哈布瓦涅记忆的社会化倾向和民族学家让·范西纳的“流动的缺口”与历史人类学家斯特劳斯的有关冷热社会的理论。笔者选取整个理论部分了其中较为感兴趣的部分并谈一下自己的认知。

指涉过去的回忆文化

在本章节伊始，阿斯曼提出了记忆术与回忆文化的对比，指出前者是基于个人记忆，而后者则是基于将人群凝聚成集体的记忆，从而展现了其社会性的一面。随后其提出了回忆文化对于过去指涉的这一表征，其中非常的重要的一点是：过去（vergangenheit)完全是我们对它进行指涉而产生的。为达成这一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过去不可完全消失，必定有证据留存于世。二.这些证据必须是与今天具体差异性的，是典型的。第一点很好理解，这是质料。第二点略微有些麻烦，要介入对于我们如何对于过去进行理解。这里要说的是过去既是物理时间上过去的，也是与现在不同的，它与现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断层。在这里阿斯曼通过对“新苏美尔王朝”和埃及中王国的对过去的创造式复兴的例证表明了这种断裂的事实存在。（这种断裂是人为生成的，在下文会提到这个问题）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类认识最深刻而且接触最频繁的记忆断裂？其必然是死亡。这是最强大最原始的断裂。生命不可延续必有终结，它必将成为过去！因而对于如何死者印象的保存的就将死亡变成了回忆文化的胎盘。人们通过回忆文化，让死者现时化在群体的记忆中继续活着（leben）。为了克服死亡的中断，就必须要指涉过去，就必然形成回忆文化。

回忆文化是归结于个人的记忆之中的，但它受到了社会的框架的限制（cadres）阿斯曼对于哈布瓦涅的理论改进的好处在于可以同时解释清楚回忆与遗忘这两方面的问题。进一步的将阿斯曼认为，个人记忆产生于个人的社会参与，个人的记忆来源于他所属的具有标识性的各个群体。记忆在交往中延续，在脱离了所属的群体后逐渐遗忘。人们获得的记忆是集合的知识体，由于人在参与中充当的组成部分的不同而不同。

回忆文化不能寄托在抽象虚无之上，回忆需要具象。思想只有具象化才可以进入到记忆的系统内。而记忆想要留存，必须蕴含着某种思想，这二者是同构的。回忆形象即产生于这种经验和概念的共同作用下。阿斯曼教授提出回忆形象需要的三个要素，即时空关联、群体关联、可重构性。简单来表述则是：时空关联，回忆形象需要有一个特殊的空间和特定的时间来使其现时化。在这里笔者举一个例子来使其更容易理解。即古代中国皇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件事情包含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重复。而其目的就是要塑造一种君权神授、天下安定的意识，形成一种共同认同。宗教节庆如是观。那么参与封禅的人与泰山就在象征层面形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一种寄托在神圣地点与时间上难以磨灭的记忆。，空间化是个人记忆术的最初手段，在集体和文化记忆中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记忆术通过的是想像的空间，而回忆文化则是通过在自然空间加入符号。将整个自然空间符号化。例如对于群体祖先起源地的朝圣。在这里这个自然空间就形成了“记忆的场域”的神圣之地。群体关联，集体记忆不但在时空间上是具体的，在认同上也是具体的，认同这一群体记忆的人成为群体的一部分。集体记忆是站在活生生的、真实的、充满情感和价值判断的立场上的，对于集体回忆形象、不但但是过去，同样也是在定义现在的自身。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人物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总要宣称自己出自什么样伟大的家族就是一个极为鲜活的例子。为了保存群体的存在稳定，群体的回忆形象就需要符合群体的认知，它需要过去到现在的连贯性，即超越时间考验的的回忆形象。。三是可重构性，其意义是指：“过去”本身在任何记忆中都不能完整的留存，留存下来的只有社会在每一个时期，借助这一时期的参照框架所能重构的部分。在这里阿斯曼运用了耶稣活动的重心变化来证明这一点，由此可见记忆不断经历重构。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里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是：过去只能被过去替换，社会不会接受新东西代替过去，除非其变成过去。莱库古改革和提秀斯改革也许就是这样的。集体记忆的作用范围包含了前后两个方向，它不仅重构着过去，也组织着当下与未来的经验，这一活动中同时包含了回忆原则和希望原则。

记忆是区别于历史的，这是书中格外强调的一点。而笔者认为对于文化记忆研究也正是为给研究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供了一个“有色眼镜”，让其可以滤过记忆部分特殊的颜色，让研究者尽可能的接近历史性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即便最终可能只是无限趋近但不得。

集体的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流动的缺口”:两种模式的记忆

人类的群体记忆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特点，即群体的记忆可以被分成三段，在早期历史和晚近的历史中我们有着丰富的记忆，然而在中间的历史中我们的记忆较为模糊。中间较为模糊的部分被称为“流动的缺口”而早先的部分阿斯曼称其为文化记忆，晚近的部分称为交往记忆。交往记忆包含的是刚过去的代际记忆，它是随着其承载者产生和消失的，是不断更迭的。我们可以换种称呼称其为生平式记忆。它构成了先前的框架。而文化记忆则是一种指向群体起源的巩固根基式的记忆，它通过一些文字的或非文字的，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来承载（仪式等），它通过扶持（机构化的记忆术)来维持。文化记忆并非对过去的全盘保存，而是对凝聚了一些可供回忆的象征物。例如圣祖的故事，起源神话。在这里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变得模糊，但这并非是历史变得不真实了，而是更具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文化记忆中具有着神圣因素，回忆形象有宗教意义，并在节日中现时化，从而得到群体形成认同。在集体认同中含有着超越生活之大（überlebengroß）这可以说是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的根本性区别。当然在二者的区别还有很多需要详细的说明，群体成员对于交往记忆的分有是杂乱无章的，人们知道的多少不一，年长者多于年轻人，且无专家对这种记忆进行专门传承（这可能是它不断进入流动的缺口而被遗忘的原因）。这种记忆的获取资格是平等的。相反的是文化记忆的分有是严格细分的，无论这个社会是否存在文字。文化记忆始终有专人传承，这种记忆具有非日常性。在无文字社会，传承者被要求与记忆本身紧密相关，在这里人类的记忆变成了前文字的“数据储存器”这一点在有关仪式的方面上格外凸显。由于对于记忆的格外高的要求，使得记忆的承载群体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参见婆罗门和刹帝利）。

此外文化记忆不是不言自明的，是需要不断解释的。由此便产生了对其传播的控制需要，分有文化记忆被当做义务，同时也变成了非人人享有的权利。例如通过官方考试，对特殊语言的掌握等。这实际上也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划分，转而进入到了政治领域。

作为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的仪式与节日

在所有的方式中节日是最好的保存文化记忆并使其现时化的手段，阿斯曼提出如果无文字文化记忆可以提供行动指南方面的（规范性、定型性）的推动力就必须要具备储存、调取、传达这三种作用。具体形式则为：诗的形式、仪式展演、集体的参与。才能将其用稳固持久的方式保存下来。这样的文化记忆创造出了“时间的二重性”，即日常时间与节日时间。在节日时间中，记忆延伸到了大地的尽头创世纪的时刻。通过仪式和神话不断的在改写现实，使世界与认同趋同。在这里文化记忆展示了日常世界被忽略的维度和其他潜在的可能性，从而对日常世界进行了拓展和补充。通过文化记忆，人类的生命获得了在文化进化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保有的二重维度性，如此，那些源自祖先的古老习俗重放光辉。在这里阿斯曼指出节日的最原初的目的就是将时间分段而并非树立对立的神圣时间。节日把时间的河流加以结构化和节奏化，从而创立了二维时间的单一时间秩序。这在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中也有显现，节日变成了分割日常时间的标尺，年轻人根据节日安排生活。在本部分的结尾，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的一个重要表征，即成型性、以及相关场合的仪式典礼性。同时他也强调了口头性和文字性并非区别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的方法。它们是两个对子，但不是一个对子的对立兼有另一个对子的对立的。

作为回忆的动力-神话

古代社会中神话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回忆方面，神话体现了两方面的功用，一是具有奠基意义的神话，二是具有与现实对立意义的神话。这里的“神话”的内涵需要做扩充，其可以理解为对过去的指涉叙述。第一方面的功用广泛的体现在对于构建政权合法性和群体认同上，例如古代埃及塑造的遥远的神人共生的社会，这种被塑造出的社会是循环不变的，与现实是断裂的，或者说是其变成了被冷冻的范型。但是它提供了准则与世界的基础，它们保证了社会不会消失，但也将变迁排除。一切准则都是不变的，它奠立一切的基础，而被清晰记载的王表则是贯通永恒神话和现实世界唯一的阶梯。当有人试图改变其时就会受到它强烈的反击。在长时段的流传和回忆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对群体下的个体的概念。而第二方面的功用是通过援引神话中的英雄、美德来进行对现实的指涉，它通过回忆强烈的反差表达不满的态度。它具有某种革命性，它具有接引神话传统的某一面进入真实的当下的强烈欲望。这使得被隔绝冷冻的神话时代被加热起来，人为断裂的时间线被恢复。在一定程度下使得神话的永恒循环变成线性发展。阿斯曼认为，这种奠基意义的回忆向现实对立意义回忆的转变，使得神话变成预言，从而进一步的干涉未来。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这两种对过去的指涉叙述都是人为的神圣化去差异化塑造一个存在于回忆的“历史或者神话”，而并非历史学上的历史。(虽然在笔者的知识背景下无法去对历史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笔者可以排除不相同的成分)

埃及-从宇宙符号化到历史符号化

在关于书写文化与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的内容，笔者试图以阿斯曼第四章有关埃及的实证来尝试去解释。

埃及被称为两片土地，即上埃及和下埃及。两片土地分有各自的女神、各自的王冠。在这里必须要提及荷鲁斯与赛特的神话，因为其实际上是象征着古代埃及合二为一的。它们即代表来古代埃及地理上分成上下埃及的事实，也分别象征着文明与暴力。统一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双方的和解，而和解的前提则是某一方的屈服，代表着善的一方必须要战胜代表恶的一方，最后促使双方联合，使得时代的秩序重生。这个神话的目的则是要树立一种定型，即世界是二分的，只有合二为一的时候，世界才能为善的运转。通过将这一神话纳入文化记忆中，便树立了古代埃及追求统一的稳定的政治诉求，进而在现实出现反差时形成了“神话动力”这一神话同样服务与形成整体认同，神话中的上下埃及形成了内部的统一整体，而这一整体在古代埃及人的概念中则是全部。他们并没有像古代中国塑造夷狄的“他者”形象，而是自在的内部的形成一个完整的群体。

递进的 神话-宏大表述的永生-后期神庙的永恒世界-结语

古代埃及的文字是在政治领域中成型的，它最早出现于刻写政治宣言的记功碑铭。古代埃及文字是埃及宏大表述重要的展现方式之一，通过记功碑这些被刻写的可以长存的载体，埃及人用文字的宏大叙述留存了往昔的丰功伟绩。将记功碑置于宏大的神庙、王宫、墓室之中，宏大的表述又获得了超凡性，借助上述“通神之地”将功绩荣耀与伟大的诸神链接。这样的目的有二，一是展现王国的伟大和神命的合法性，二是神圣功绩永恒的流传，让人因德行（玛阿特）的记载而永驻回忆从而使个体获得“永生”。这是回忆文化形成的最本源的动力因：克服生死而使逝者留存。阿斯曼指出如果在古代埃及文字需要达到永生的作用就需要保持其图画特征，一切的秩序必须用圣书体来演说，圣书体文字的具有表音性和表意性的统一，其图画特征具有开放性，通过接纳新图画来解释新事物。具有上述特点的圣书体可以表音义，同时也可以用图画反映世界。文字在这里具有了包罗万象的能力。被包罗的万象又通过圣书体的记载被存放于神庙等神圣之所，这样所有的一切就具备神圣性，在获得神圣性的同时文本就成了不可改变的正典。古代埃及的书写文化借神庙（仪式之地）就打开通向“永生天国”的大门。这或许可以解释复杂的需要画工技巧才可以书写的圣书体文字并没有被世俗流行的简易书写体完全淹没而呈现了布克哈特所谓的“神圣的终止”。

在埃及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书与神庙特别是王朝后期神庙的紧密相连，一种是书被存放于神庙的“生命之屋”，另一种是被刻写在神庙上。阿斯曼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神庙与书的关系，他认为神庙从四个方面与书相关联，并且试图以三维形式赋予文献固定的形态。

(1) 从建筑角度说，神庙无疑是把神圣文献实体化了的“平面图”（埃及语称其为snt）

(2) 从铭文角度说，在神庙墙壁上刻写文字的诸多步骤类似于“抄写样板书”（埃及语称为sšm）

(3) 从仪式角度说，神庙无异于一个舞台，神职人员在其中进行祭祀活动，完成了“守则”。（在埃及语中被称为sšm、tp-rd或者nt-c）

(4) 从伦理角度说，神庙构成了祭司们生活并身体力行神圣法规的场所。

神庙成为了神圣文本的存所与神圣文本中记载应尽之义务施行的场所，它保留了神圣传统，在埃及神庙可以看到仪式一致性和文本一致性的交融。这也是在王朝后期波斯人与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神庙成为了埃及人保存民族自身特征认同和区别他者的道具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王朝后期神庙的对外封闭性，例如从入口到达神庙至圣所需要穿越七道门，在艾德夫神庙的神龛需要五道围墙保护，这种对外封闭性的建筑结构表达了强烈担忧来自外部世俗世界的玷污。其原因可能就是担心本民族被统治民族的文化同化，原有的永恒秩序崩溃。局限在神庙的文化记忆虽然可以长久保存，但是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载体的消失将会导致文明的死亡，事实上埃及的文明确实走向的这样的命运，直到19世纪从新被西方人“发现”。

九：读后体会

扬·阿斯曼教授的《文化记忆》这本书给我的第一观感就是该书是历史学家写作的，在该书中阿斯曼援引了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理论，但与原理论提出者不同的是在该书中使用的理论根本目的是用于解释历史、而并非借助历史而印证理论。这体现了作为历史学者对于历史学学科本身的自律性的高度重视。著者的理论十分的中正，这种中正是建立在大量不同倾向的史实后得出，而非某些极端的理论，对部分不利的史实视而不见。当然作为浅薄的后学说出这样的话是过于武断的。在《文化记忆》中著者时刻注意着历史与记忆的区别，文化记忆理论犹如一副神奇眼镜，帮助人理清记忆和历史。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它的史料留存难免是和记忆纠葛在一起，阿斯曼教授的理论在解释问题时，将对象从作为历史行动（Geschichte Tun）的历史转化为历史行为（Geschichte Handlung）的文化记忆。这样的理论恰恰的帮助我们去审视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问题。对于具体的古代历史研究，《文化记忆》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先民在构成组建群体、社会、国家，认知自身、他者、宇宙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手段，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分析文明进程的模式。